当时活动在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庆尚道、京器道、江原道、黄海道的一些地区，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平安道和咸镜道。官军中不少士兵也陆续参加了农民军的行列，甚至连那些一度奉清朝封建军阀之命，为讨伐农民军而被迫来到朝鲜的清军士兵，也参加了农民军，为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朝鲜亲日政府而共同战斗。到了9月份，东学党农民起义军已经在汉城附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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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份开始，日军与朝鲜官军勾结在一起，开始对东学党农民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各地的农民军获悉日军和官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的消息之后，就以汉城为攻击目标，开始集结大量兵力。全罗道各地的“执纲所”和农民军的领导者，在“驱兵入京，尽灭权责，逐灭夷烃，澄清圣道，济世安民”的口号下，组织起农民军的队伍。长期受崔海月影响的忠清道农民军也都奋起抗战。

于是，农民军又以全奉准为总大将，全部集结在忠清道一带，到9月末队伍扩大为近十万人。

卖国的亲日政府，与日军狼狈为奸，企图在公州一带阻止农民军北上攻打汉城。当时，日军和官军都是用美英提供的许多大炮和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而且还受到长期的训练。与此相反，农民军尽管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但装备和训练却很差。而且，农民军联合总指挥部内部，混有一些象东学教教主崔海月之流的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人，这就削弱了农民军队伍内部的统—和团结。

当时，崔海月一伙因慑于多数东学教徒和农民的声势，虽然不得已地从是年9月中旬表面上参加了农民军的行列，但他们自始至终搞分裂活动，执行着一条向朝鲜政府妥协的路线。然而，全奉准等人在绝大多数东学党徒和农民的支持下，粉碎了他们的妥协路线，展开了积极的进攻战。

但是，由于农民军武器陋劣和缺乏军事训练，在日军的诱引战术和猛烈的炮击下，最后惨造失败。从当年10月末起，农民军几乎处于瓦解状态，而分散为许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后来在忠清道、全罗道的许多地方继续同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但也被各个击破了。其他各道准备攻打汉城的农民军，在公州战役失败后，也由于日军和官军的残酷“讨伐”，逐渐被击败。到12月底，三南一带几乎成了日军和官军的天下。

1894年12月，当农民军的势力逐渐衰弱，大局基本已定的时候，日军和官军在各地惨绝人寰地镇压农民军。当时，全罗道、忠清道等三南一带，参加暴动的农民及其家属约二十万人惨遭杀害，城市和农村变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叛徒的告密，全奉准和他的战友一起被捕，并被立即押送至汉城。全奉准和他的战友，直到1895年3月17日被判处死刑，不仅没有为刽子手的严刑拷打所屈服，而且义正辞严地申明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明确地指出侵略者和统治阶级是人民大众的敌人。

遭到灭顶之灾的东学党农民军，仍旧有一小部分进山坚持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全奉准被逮捕，到了1895年2月，甲午东学党农民起义大体上宣告结束。

东学党农民起义，使朝鲜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化。闵氏政府随后请清兵来镇压，又给日本的军事入侵提供了借口，清日两国的军队在朝鲜国土上对峙，给朝鲜酿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形势下，闵氏政权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应急对策。

在朝廷内部除了相当一部分官员坚持请兵镇压外，还出现了对农民起义军持同情立场的一派，他们建议政府对农民军施以怀柔政策。这两个派别虽然论条相对立，但是他们都感到内政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改革弊政的呼声在闵氏政府内部日益成为主旋律。

早在5月间，金弘集就说，所谓更张，就是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政治上的弊病。高宗本人对国家混乱亦十分痛心，痛感改革弊端的必要，要求大臣们参照外国制度进行改革。

趁着朝鲜政府出现的这股改革风潮，《全州和约》之后，朝廷之中的革新派官吏更酝酿着自上而下的自主改革，这种改革和全奉准领导的改革运动大有相互结合的趋势。但是，日本对朝鲜改革的“劝告”与强行介入，将这种潜势扼杀在襁褓之中。

日本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要求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在遭到清政府拒绝之后，日本决定单独介入。6月26日，由日使大鸟向高宗提出了改革案。

日本政府无视在农民战争的压力下，朝鲜政府内出现的自上而下进行内政改革的倾向，和农民军执纲所在全罗道地区所进行的改革，强行对朝鲜政府提出“劝告”，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日本内阁批准的关于朝鲜的改革案，除最后一条是属日本利用开发交通通讯手段获得利益之外，完全是抽象的项日罗列。在朝鲜朝廷内部，从上至下都表示坚决拒绝日本的干涉，自主变革。两班官僚中要求改革弊政的上疏亦相继发生，当时，地位稳健的开化派资深官员金弘集已被任命为外务总理，俞吉浚等新进开化派人士己被任用为中央各署衙参议，初步呈现举国一致的前景。

东学党农民起义和中日在朝鲜的军事对峙，从根本上动摇了闵氏政权的统治。随着甲午年国内改革呼声的高昂，闵氏戚族政治的代表人物闵泳骏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主张“剥夺闵泳骏的官位俸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流放荒岛”。7月份，闵泳骏被迫辞去宣惠堂上职务，以此为标志，闵妃势力开始衰落。金嘉镇、俞吉浚、金弘集、朴定阳、赵义渊等有开化思想和亲日倾向的官吏先后开始受到重用。

与此相呼应，汉城南大门贴出要求驱逐闵氏派人物，重用开化派、实行国政“更革”的檄文。儒生甚至直接上疏高宗，要求广开言路，创设议院。在这种背景下，7月末，金炳始出任领议政，朝廷之中的开化派酝酿着排除诸闵、推行改革的一场“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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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场大变革的开局被日军所打破，金炳始政府还未来得及运作，就被日本入侵者颠覆。

日本突然占领了王宫，首先迫使高宗将一切政务委任于大院君，将大院君变成其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大院君虽然处心积虑地也想推翻闵妃政权，但他顽强地抵制日本干涉朝鲜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人见这个被抬上来的傀儡并不顺从，便唆使朝廷内的开化大臣另外组建

了“评议会”作为临时政府，以对付大院君。

7月27日，评议会更名为军国机务处，金弘集出任领议政兼机务总裁。日本人感觉金炳始太有反抗精神，遂将其排除出决策核心。

军机处负责一切国家机务改革的决策，议决后经国王裁可负责实施，其成员包括前稳健开化派、少壮开化派和政治上的中间派。这些程度不同地有着开化思想的官员们，自农民战争爆发以来，虽随时伺机夺取政权，但因力量单薄，一直无力行动。现在靠着日本侵略势力实现了推翻闵妃政权的夙愿，所以，他们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

军国机务处建立之初，因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战争尚在朝鲜境内进行，日本军政机构无暇过多地顾及朝鲜国内的政务，为军机处较自主地推行改革提供了可能。因此，1895年内发生在朝鲜大地上的“更张”，更确切的说，是一场改革。

军国机务处在1894年7～10月的短时期内，先后制定和发布了208件重要“内政改革”法令。法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土地与其他财产权未涉及外，几乎包括官制、行政司法、财政金融、产业贸易、军事、教育、身份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一切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先看一下政治范畴的改革。朝鲜采用了开国纪元的历法，于是证明它与清代中国传统的宗属——附属国关系已经终止。宫内府与议政府分离则是最重要的体制变革。为精简合并各种处理宫廷和王室事务机构，设立了宫内府。在总理大臣以下重建了议政府，由原来的六曹再加上外务相农商共8部组成。部下设局，每个局的权责及其在行政等级中的地位都作了仔细的划分规定。稍后，这种体制又进一步精简，产生了由7部组成的内阁。分别为外部、内部、度支部、法部、学部、农商工部和军部。部下设有局、课(处)。与这项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官吏品级制度的修订。月俸一律改实物为现金。传统的科举制度也予以废除，新的官吏任用法消除了两班与平民、文班与武班的差别。

地方官制也进行了重建，将原先的8道改为23府，以便地方行政管理更好地适应地方情况。府下设郡，这样简化了以前复杂的建制。不久23府又重组为13道直，但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仍完整地保留下来。至此为止，地方官府所行使的司法权和军事权被剥夺了，地方官府对当地民众的权限也被剧弱了，从而反映地方行政观念更加近代化。

其次，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颁布了裁判所传成法，—切司法问题都由该机构管辖。地方裁判所包括特别设在开放港口的裁判所属于初级裁判所，受理上诉案件的为高级裁判所或巡回裁判所。对警察权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级改革。汉城警务厅负责京都的公共治安，而在地方，各道观察使属下的警务官负责地方治安；后者独立于郡守行政管辖之外。

对财政管理也进行了—元化的改革。按照开化党于1884年设计的改革模式，一切财务如会计、出纳、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和其它业务，都在新成立的度支部的权限范围内。度支部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货币制也进行了改革。新货币章程规定国家实行银本位制，镍币、铜币、青铜币、黄铜币为辅助货币；旧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渐换成新货币。伴随货币改革，规定租税不得以实物而要用现金支付。同时还对至此为止标准不一的度量衡进行了修订和统一。

社会改革也是1894年实施的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就法律而言，已完全废除社会身份制。两班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不复存在，致使各级官职可能不按社会出身而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公私奴婢法被废止，人口买卖也被禁止，驿丁、广大、白丁，以及其它受歧视的人都免除了传统的卑贱身份。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预示着两班体制下的身份制度的瓦解。

此外，还颁命革除社会陋习的法规。废止了对嫌疑犯的严刑拷打以及对罪犯家属实行株连的缘坐法。禁止早婚，规定男为20岁，女为16岁为最低婚龄要求。准许寡妇再嫁而不论其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正式批准政府官员乃至那些曾任最高职位的官员，只要不再担任现职都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修改了养子续统法，庶子有权继承父业。修改了节约法令，简化了用以区别官品高低和显示两班与平民差别的着装法，鼓励穿更实用的衣服。

总的来看，上述法令规定的改革内容，在不少方面是朝鲜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的，其中许多是甲申政变开化政府的纲领和甲午农民战争《全州和约》所体现的、朝鲜人民为之流血奋斗的内容。这些改革虽符合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进步政策的体现，但是，在当时朝鲜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兑现的，其实际意义不一定都是肯定的，有的还被用来扩大日本的经济权益。例如《新式货币发行章程》第7款明文规定“在新式货币多额铸造之前”，外国（日本）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与新货币混同使用。据此，日本货币灾破了原来只准在约开通商口岸使用的界限，流通于朝鲜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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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贷币在朝鲜半岛疏通，主些服务于日本的战地需要，方便日军在朝鲜国内征用粮食和人夫。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军用物资与人力的征用急增，对朝鲜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了，从而出现汇率对日本不利的趋势。因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指示大鸟“发行朝鲜货币代用券”。朝鲜政府发行“代用券”会给本国带来经费和财政上的损失，而改为承认日币与新币“混合使用”。结果，尽管货币改革对朝鲜十分必要，然而屈服于日本压力，作了上述规定，便利了日本的经济与军事侵略。

不过，总的说来，在大鸟任公使期间，日本对朝鲜内政改革的干涉还不能随心所欲，改革的方向也不是按照日本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不仅大院君势力的反抗还相当强大，而且具有亲日倾向的改革派亦并非唯日本之命是从。

此时，朝鲜出现了特别令日本感到不安的事情，全奉准领导的农民军再次集结，举起反日的大旗。同时，儒生再次掀起反日上疏运动。他们攻击开化为“卖国谋”，称金弘集、金嘉镇等改革官吏为“八奸”。

在政府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