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还看见潘光旦、曾昭抡、钱端升、郭翘然、马哲民、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浦熙修、黄琪翔、钱伟长、刘王立明、陶大镛。广东的丘哲、上海的沈志远、四川的潘大逵、陕西的韩兆鹗没有来。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别说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间，也互不理睬了。” 其实，心情紧张的不止是被宣布处理的右派，还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罗隆基不服处理，所以在头天（25日）晚上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反复强调并一再叮嘱：“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右派份子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做人员出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当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处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子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的若干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我倍感新奇。它们活象食谱菜单上的 “干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体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划又戴”类，受降职、降级、降薪处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9人划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们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会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道、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罗一眼，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身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继到会。他们一眼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得最晚，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色，个个难看。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子。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亲记起了那根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 他俩并排而坐，互不交谈，只是在听别人大讲思想认识，大谈心得体会。结束时，胡愈之在做内容归纳的同时，仍不忘批判章罗联盟。宣布散会了，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看着父亲坐着老 “别克”车开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笑着对母亲说：“健生，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母亲答：“不知道，现在还有谁给我们家打电话。” 父亲说：“是努生。他也不问候一句，便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母亲不解其意。 父亲道：“他这话是有感于昨日散会时，我坐车、他走路的情景。” 我问：“爸爸，你和罗伯伯不都是降职降薪吗？为什么你能坐车，他却要走路呢？” 母亲告诉我，虽然两个人都是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是从行政3级降到7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还把50元的保姆费，加了进去。罗隆基是从4级降至9级。人降到9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 ‘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象从前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 “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个客栈了。” 父亲很高兴，知道我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故高声说：“小愚，出来看看罗伯伯吧。” 罗隆基从沙发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一年时间，我们的小愚，长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罗伯伯，变老变丑没有？” 他一点没有变，风度依旧，性格依旧，话未说上三句，便对父亲讲： “今天来你家，我是向政协要的车。” 父亲听懂了，吩咐洪秘书到传达室，叫政协的司机把车开回去，对罗隆基说：“等你走的时候，用我的车。”他听了，很满意。 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5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跟他同代知识份子很不一样的认识份子。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产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 ——这是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地坚持了。 用车把罗隆基送走后，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亲讲道：“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做做样子。” 关于反右后的民盟，是父亲和罗隆基谈论的另一个话题。 父亲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老毛这次的最大收获是，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份子。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自主精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点头称是地过日子了。” 罗隆基则预言：“在民盟那些积极批斗、恶语中伤我们的人，将被统战部提拔重用，并坐上我们腾出的位子。” 父亲很同意这个看法。他俩一致判定胡愈之要当上副主席，邓初民、吴晗、杨明轩3人，也都极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驹等人，大概会从中央委员晋升为常务委员。而杀回马枪的史良，也一定会保住自己的位子。 （19）58年11月12日～12月4日，民盟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是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一切正如他俩的测算：史良、高崇民、马叙伦保留了原有职位，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杨明轩，全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说打手都上了台，故又增加了陈望道及楚图南。这样，民盟中央副主席从原来的5人增加至9人。千家驹、沈兹九等人，进入了常委的行列。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为民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而这恰恰是罗隆基最反感的，尽管在民盟中央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愿意改造自己。我坚决相信我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其实，他的内心，从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不能改造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好办法。”罗隆基的这句话，才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做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道吗？思想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再装些中国造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20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我告诉罗隆基：“我们中学生也在写个人思想改造计划，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还按期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呢。我也按要求给班主任写了一份，说‘共产主义虽好，可谁也没见过，自己不大相信这种虚幻之物。’没想到这份思想汇报被油印出来，发给每个同学，作为批判材料。” 他听了颇为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