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由于开花容易,花繁色盛,自然使假花绝迹。
在植物园看胡姬那一次,一大片的兰花同时盛开,在微雨之中,声势浩大,像排山倒海一般。陪我去的朋友,一直鼓动我买一朵”金色的胡姬”,我说我最不喜欢假花的,朋友说:”那不是假花,是永远的真花。”
原来,新加坡为了宣扬他们的”国花”胡姬,研究出一种保存的办法:他们采摘了盛开的胡姬,先压出花里所有的水分,使它成为一朵干花,然后在上面镀金,举凡花的大小。形状全都保存了,只是上面是一层黄澄澄的金色。这确是一个好办法,我便在朋友的鼓吹下,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朵胡姬花。
带回台湾以后,有时想想,那朵花的心中是胡姬,可是外表却有了中原的颜色,就像新加坡这个国家一样,它大部分是中国人,讲中国话,可是他们偏偏是新加坡,也难怪兰花一封了新加坡就变成胡姬。
胡姬也没有什么不好,在中国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长安城里就有许多当炉卖酒的胡姬。你看古来的画册,胡姬都是高鼻美目,身材健美,热情洋溢的,比起古典的中国美人,确有另一番风情。
记得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可见胡姬的迷人之处,五陵少年在踏尽落花,无地可游的时候,想起的正是胡姬的酒店。再说,如果李白是汉胡混血儿的传说属实,我们唐朝的伟大诗人的母亲正是一位胡姬。
更早的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他曾经在母丧期间,身穿孝服,骑着驴于去追求私恋已久的胡姬,引起时人的骇异。现在想起来,更是可以推知当时胡人少女的美。胡人少女本来是骑着彪马,在草原上飞驰的,当她们一迸人中土,镀了金,马上的英气未失,还做着中原少女的装扮,无怪要引起多情浪漫文人的追逐了。
唐朝诗人李颀,在《古意》一诗里有这样两句:”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又能知道美丽的胡人少女不仅是有英姿和美色,还能歌善舞,颇有才艺。在王昭君的”一曲琵琶恨正长”之后,胡人少女来到中华上国,却是尽去柔靡之色,另有一种活泼的面貌。
熟知中国艺术和文学发展的人都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是胡人艺术和文学与汉人的艺术和文学相互激荡最为蓬勃的时代,因此也是中国艺术和文学发光,最辉煌灿烂的时代,这纂胡人血液注人中国不无关系,胡人的血液是什么呢?是豪放的草原本色,未经过刻意与细致的雕琢,这种本色一旦埋人杰出的文学艺术家的胸怀,很自然的能生出大的力量。
胡人的本色又是如何刺激文学艺术家的怀抱呢?恐怕正是胡人美丽的少女,激发了文人的想像力吧!
有一次,我坐在新加坡最古老的酒店”莱佛士酒店”喝咖啡,酒店的花园里种满了盛开的胡姬花,每个咖啡桌上又摆着一盆胡姬,凉风拂过胡姬花吹到人的脸上,真能令人在南国的夕阳中沉入远古的追思。我坐在胡姬花的围绕之中,想起的正是李白”笑人胡姬酒肆中”这一句。
新加坡也如他们的国花”胡姬”一样,大部分是中国人的后裔,却流着印度人、马来人、英国人等不同的血液,才在荒芜的热带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引起世界的瞩目。他们的”胡姬”事实上是精神的象征,它和兰花一样美,但生命力却比兰花还要强悍,它还可以镀金,不失原貌。
我的桌子上,现在正摆着那一朵已经折断的金色胡姬,断了花瓣的胡姬再也不美了,但是我却想起在南方一隅,许多中国人后裔创造一个新的国度,那里的胡姬即使是冬季,也是花色削鲜,因为那里是没有冬季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小千世界
安迪台风来访时,我正在朋友的书斋闲谈,狂乱喧嚣的风雨声不时透窗而来,一盏细小的灯花烛火在风中微明微灭,但是屋外的风雨愈大,我愈感觉得朋友书房的幽静,并且微透出书的香气。
我常想,在茫茫的大千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有一个自己的小千世界,这小千世界是可以思考、神游、欢娱、忧伤,甚至忏悔的地方,应该完全不受到干扰,如此,做为独立的人才有意义。因为有了小千世界,当大千世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际,我们可以用清明的心灵来观照;当举世狂欢、众乐成城之时,我们能够超然的自省;当在外界受到挫折时,回到这个心灵的城堡,我们可以在里面得到安慰;心灵的伤口复原,然后做一次比以前更好的出发。
这个”小千世界”最好的地方无疑是书房,因为大部分人的书房里都收藏了无数伟大的心灵,随时能来和我们会面,我们分享了那些光耀的创造,而我们的秘密还得以独享。我认为每个人居住过的地方都能表现他的性格,尤其是书房,因为书房是一个人最亲密的地点,也是一个人灵魂的写照。
我每天大概总有数小时的时间在书房里,有时读书写作,大部分的时间是什么也不做,一个人静静的让想像力飞奔,有时想想一首背诵过的诗,有时回到童年家前的小河流,有时品味着一位朋友自远地带来给我的一瓶好酒,有时透过纱窗望着遥远的点点星光想自己的前生,几乎到了无所不想的地步,那种感应仿佛在梦中一样。
有一次,我坐在书桌前,看到书房的字纸篓已经满了出来,有许多是我写坏了的稿纸,有的是我已经使用过的笔记,全被揉皱丢在字纸篓里,而到后来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内容,我要去倒字纸篓的时候灵机一动,把那些我已经舍弃的纸一张张拿起来,铺平放在桌上,然后我便看见了自己一段生活的重现,有的甚至还记载着我心里最深处的一些秘密,让自己看了都要脸红的一些想法。
后来我体会到”敬惜字纸”的好处,丢掉了字纸篓,也改正了从前乱丢字纸的习惯。书房的字纸篓都藏有这么大的玄机,缘着书架而上的世界,可见有多么的海阔天空了。
安迪台风来访那一夜,我在朋友家聊天到深夜才回到家里,没想到我的书房里竟进了水,那些还夹着残破树叶的污水足足有半尺高,我书架最下层的书在一夜之间全部泡汤,一看到抢救不及,心里紧紧的冒上来一阵纠结的刺痛,马上想到一位长辈:远在加州的许芥昱教授,他的居处淹水,妻儿全跑出了屋外,他为了抢救地下室的书籍资料,迟迟不出,直到儿子在大门口一再催促,他才从屋里走来,就在这时,他连人带房子及刚抢救的书籍资料一起被冲下山去,尸体发现在数十哩英里的郊野。
许齐昱生前好友甚多,我在美国旅游的时候,听到郑愁予、邓清茂、白先勇、于崇信、金恒炜都谈过他死的情形,大家言下都不免有些怅然。一位名震国际的汉学家,诗书满腹,却为了抢救地下室的书籍资料而客死异域,也确要叫人长叹;但是我后来一想,假如许芥公逃出了屋外,眼见自己的数十年心血、自己最钟爱的书房被洪水冲走,那么他的心情又是何等的哀伤呢?这样想时也就稍微能够释然。
我看到书房遭水淹的心情是十分哀伤的,因为在书架的最底层,是我少年时期阅读的一批书,它虽然随着岁月褪色了,大究分我也阅读得熟烂了,然而它们曾经伴随我度过年少的时光,有许多书一直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不管我搬家到哪里,总是带着这批我少年时代的书,不忍丢弃,闲时翻阅也颇能使我追想到过去那一段意气风发的日于,对现在的我仍存在着激励自省的作用。
这些被水淹的书中,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五八年大众书局出版吕津惠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的大姊花五元买的,一个个看下来,如今传在我的手中,我是在初中一年级读这本书的。
随手拾起一些湿淋淋的书,有史怀哲的《非洲手记》、英格玛·柏格曼的《野草毒》、安德烈·纪德的《刚果记行》、阿德勒的《自卑与生活》、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田纳西·威廉的《青春之鸟》、赫胥黎的《瞬息的烛火》、沙林杰的《麦田守望者》、梅立克和普希金的小说,以及艾斯本的遗稿,总共竟有五百余册的损失。
对一个爱书的人,书的受损就像农人的田地被水淹没一样,那种心情不仅是物质的损失,而是岁月与心情的伤痕。我蹲在书房里看劫后的书,突然想起年少时展读这些书册的情景,书原来也是有情的,我们可以随时在书店里购回同样内容的新书,但书的心情是永远也买不回来了。
”小千世界”是每个人”小小的大千”,种种的纪录好像在心里烙下了血的刺青,是风雨也不能磨灭的;但是在风雨里把钟爱的书籍抛弃,我竟也有了黛玉葬花的心情,一朵花和一本书一样,它们有自己的心,只是做为俗人的我们,有时候不能体会罢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
黄昏的撒玲娜
在加里福尼亚州的路上,我路过一个小城,马上被那城美丽的外貌迷惑住了。
城的建筑全是两层的小楼,楼是灰色的,依山傍水显得格外幽静,行走在街上的人们也不像美国一般城市一样匆忙,他们慢慢的踱着步,让人几疑走进了十九世纪的欧洲。有一些服装店百货行也使我想起或者鹿港或者淡水那些故乡的地方,尤其是商店走廊的砖头走道,干净、清爽,让走着的人不知不觉慢下步来,看着两旁的风景。
我不知道那城的名字,只知道那城像许多优雅的小城,让你一眼就喜欢的那种。终于在一家卖着蜡烛的小店问了店员那座城的名字,她微笑的说:”叫撒玲娜(salinas)!”
”撒玲娜!多美的名字,好像在哪一本书里读过这个名字?”我说。
”呀!是斯但贝克的书。”她笑得更开心:”斯坦贝克是我们撒玲娜最有名的小说家,他也是美国第六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那位年轻充满善意的美国少女的话仿佛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我心里的灯火,我像她那样年轻时(也许只有十九岁)曾经那么狂热的喜爱过斯坦贝克,可是我竟然忘记了他的家乡,忘记了他的小说全是以他的家乡为背景,直到在这陌生的异地才被点醒;我年少时读斯坦贝克,在孤灯下的景况全涌了上来——哎,我竟然毫无准备的就闯到斯坦贝克的故乡来了。
大概是看我突然陷进沉默的思绪里,少女着急他说:”你听过斯坦贝克吗?”
”当然,我像你这般年纪时就读过他的《愤怒的葡萄》、《小红马》、《人鼠之间》、《伊甸园东》,这些伟大的作品,还曾经深深的感动过哩!”
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谈起斯坦贝克,借着这位已经逝世十四年的美国作家,我们谈起了文学,文学在这个时候是奇妙的,它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国籍,在任何地方的某一个人里,我们读过相同的作品,并且体验了同一个作家的心灵世界。
少女不厌其烦的把英语说得很慢,用以解释斯坦贝克这个人对她的影响,以及给她家乡带来的荣誉。她说,斯坦贝克在城外不远的地方做过农场牧场的工人,还在筑路队里当过筑路工人,还做过很多不同的零工,所以对低层的人有很深的了解。最妙的是,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