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痛斥日本，有时强调、有时不同意以前一个发言者的话，有时对组织讨论的人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或者对“扩大抗日运动”提出建议，等等。

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应。他叫道，“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上送茶水和饼来。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参加我们，向我们欢呼……他们十分清楚地明白，谁要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我们的问题是要唤起全国人民，象我们唤起山西人民一样……”

有一个发言者谈到白区的抗日学生运动，另一个谈到西南的抗日运动，一个东北人谈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为什么不愿再打红军的原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大家都有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收复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结束他的发言。第四个人谈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另一个谈到另各地日本纱厂中的中国工人的罢工。

讨论历时一个多小时。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时插一下言总结一下刚才的发言，发挥其中的一个论点，或者补充一些新情况，纠正刚才发言中的某一点。战士们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记了简单的笔记，他们的诚实的农民的脸上露出了认真思索的神色。整个讨论是很生硬地带有宣传性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夸大事实。这甚至有点传教的味道，所选的材料都是为了证明一个论点。但它的效果很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这些年轻的没有什么训练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简单然而强烈的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

最后我打断了他们的发言，提出一些问题。他们都举手抢着回答。我发现在场的六十二个人中，有九个来自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其余都是直接来自农村。二十一个以前在白军当过兵，六个前东北军。只有八个已婚，二十一个来自红军家庭——也就是在苏区得到土改好处的贫农家庭。三十四个不满二十岁，二十四个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四个在三十岁以上。

我问道，“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这个问题有十二个人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当时记下的答复，有一部分简述如下：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

“红军是抗日的。”

“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同白军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中，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

“红军军官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

“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

“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

“军阀的军队的任务是收税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

“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

我再一次打断他们，“但是你怎么知道农民是真的爱红军的呢？”这时又有好几个人跳起来回答。政治委员指了一个。

“我们到新区去的时候，”他说，“农民们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我们的受伤的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

另一个：“我们长征过四川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热水。”

第三个“我在刘志丹的二十六军里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保卫一个孤立的岗哨，抵抗国民党将领高桂滋的进攻。农民们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和喝的。我们不用派人去搞给养，人民会帮助我们，高桂滋的军队打败了。我们俘虏了几个，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两天没水喝了。农民们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

一个甘肃农民出身的战士：“人民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帮我们拉电话线！”

另一个：“最近一架敌机在山西一个山上坠毁时，只有几个农民看到。他们只有红缨枪和铁锹武装，但是还是袭击了那架飞机，把两个飞行员缴了械，捉了起来，送到瓦窑堡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今年四月在延长，有五个村子成立苏维埃，我正好驻在那里，后来我们受到汤恩伯的进攻，不得不后撤。民团回来后捉了村里十八个人，砍了他们的脑袋。这时我们进行了反攻。村里的人领我们从山上一条秘密小道袭击民团。他们没有防备，我们进攻后缴了三排敌军的械。”

这时，一个脸上长了一条长疤的青年站了起来，讲了长征路上的经历。他说，“红军过贵州时，我和几个同志在遵义附近受了伤。当时部队得前进，不能带我们走，医生给我们包扎好后，把我们留给一些农民，要他们照顾我们。他们给我们饭吃，待我们很好，白军到那个村子来时，他们把我们藏了起来。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复原了。后来红军回到这一带来，第二次攻克了遵义。我们回到了部队，村子里有几个青年和我们一起走了。”

另一个：“有一次我们在[陕西北部的]安定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只有十多个人和十多支枪。农民给我们做豆腐吃，给了我们一头羊。我们大吃了一顿就睡了，只留一个人站岗。他也睡着了，但在半夜里，有一个农村孩子跑了来把我们叫醒。他从山上跑了十里路来告诉我们，民团在那里打算包围我们。一个小时后民团果然来进攻了，但我们已有准备，把他们打退。”

一个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还没有长毛，他站起来宣布：“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白军到甘肃的一个村子中来时，没有人帮助它，没有人给它吃的，没有人要参加。但是红军来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委员会来帮助我们，青年人都志愿参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那里的每一个青年似乎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爱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我记下了十七个不同的答复。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

这话讲得很得体，那个小鬼说的大概句句是实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那是几分钟之后我在该连食堂里看到他们盛给他的。

第九篇

同红军在一起（续）

一

红色窑工徐海东（上）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

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的。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一

红色窑工徐海东（下）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体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