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炼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揭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生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兰心惠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持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订了作业，要他们每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缴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有时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好景年年有有，但是，得要有好人物记才行呀！你，就是那可以去记住天地岁华美好面的我的朋友啊！
有时候念错的诗也自有天机欲汇，也自有密码可按，只要你有一颗肯接纳的心。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误，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叉路。叉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的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叉路可以是另一条在路的起点，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急转直下的美丽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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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飞记
很好的五月天，我到香港去演讲，诗人知道了，叫我到他任教的中文大学去吃饭，中文大学的地势是“据山为王”的。如果走路当然很辛苦，但如坐在别人开的车子里上上下下攀爬自如倒也有趣，何况车子里还坐满了此地“盛产”的作家。
“这广东话，有时候倒也有现代诗的作风，”诗人说。
我听人论广东话不免立刻肃然起敬，这玩意对我而言太高深了。
“有一句话叫‘水净河飞’……？他接着说。
“咦，河怎么会飞？”我毕竟是写散文的，不懂这句怪话。
“不是河飞不飞，是这样的啦，”梁锡华是老广，立刻摆出权威姿态，“譬如说，你今天到了中文大学，原来顾期会有番盛况的，谁知人影也不见一个，这时候你可以说：“咦，真是水净河飞啊！’”
我立刻牢宁记住了这个成语，甚至不免因此还觉得几分神气，毕竟粤籍以外的人懂这句话的也不多哩。事隔年馀，我有一天为了一篇论文来翻关汉卿的望江亭杂剧。元杂剧的语言向来生鲜活辣，我自己午夜披卷都有时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那天读到第二折，有一句：
你休等得我恩断意绝，眉南面北，恁时节水尽鹅飞。
我正暗暗叹好，却猛然一惊，咦？这句话好熟，原来老广的那句话不是“水净河飞”，而是“水尽鹅飞”，鹅变了河，就这样一路误传下来了。
我一高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再找找其他杂剧里有没有类似的用语，这一找居然大有所获，又得四条例证如下：
我则为空负了雨云期，却离了沧波会，这一场抵多少水尽鹅飞（《柳毅传书·楔子》）
可不道一部笙歌出了随，抵多少水尽也鹅飞（《杀狗劝夫二折》）
我则道地北天南，锦营花阵，偎红倚翠，今日个水净鹅飞。《云窗梦四折》）
怕不到瓜甜蜜就，少不得水净鹅飞（《雍熙乐府（四）点绛唇》）
这一来，几乎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了，元杂剧的语言是以大都（今北京）为依准，这语言七八百年后怎么和老广相通的，倒也出奇。
记得家父有一次问我：
“我们徐州乡下过年，有些喜庆游行，里面有个节目，我们乡下人叫它‘月饼和尚镀了翠’，大家都那么说，但说的是什么，你怎么也猜不到。”
“我知道，”我笑起来，“这一点难不到我，那是‘月明和尚渡柳翠’给念走了音。”
想来不知有多少语言多少故事在江南江北流衍，就算念走了音，错误中竟也仍然不失其美丽。有一次听一位佛教大师说，佛经多有误译处，但从误译的地方却也自己发展出一番教义来，真是令人称羡。
原来只要人好，情好，自有好话出口：“水尽鹅飞”固然传神，“水净河飞”也另有风采。“月明和尚”也罢，在游行的队伍至，他都要除去高僧的岸然道貌，变成可亲的嘻笑的木头笑面，要去引渡一个凡世的姑娘。
中国太大，但大而同舌也就够好了，尽管传舌有误，却有白纸黑字的文字可以为凭。和百舌各说各话最后竟不免要拿英文来沟通的印度相比，真是幸运。这样想想居然忽地兴高采烈起来了一虽然平时一提到中国这大题目，总几乎要眼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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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美执言
我想，开始的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会走得那样远。
就像嫘祖，偶然走到树下，偶然看见闪闪发光的茧，听到微风拨划万叶的声音，她惊奇的伸手摘下那枚洁白如雪凝炼如蕾的椭圆形，然后拉开它，伸展它，才发现那是一缕长得说也说不完的故事。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扯出了一种叫“丝”的东西，她更不知道整个族人将因而产生一部丝的文化，并且因而会踏出一条绕过半个地球的“丝路”——她只知道那棵碧绿的好桑树，长在一个温暖柔和的好春天。树上有一枚银银亮亮包容无限的茧，她哪里知道那样轻柔细微的一纤，竟能坚韧得足以绾住一部历史。
又如另个不知名的先民，在一个露水犹湿的清晨来到黄河边。听见水鸟婉啭和鸣，一时兴起，便跟着学叫一声：
“关——关一”
水鸟傻傻的应了一声，他顽皮的再学一声。忽然，他发现那以“马”收尾的关字是多么圆柔婉艳。
“关关。”他说。
“关关雅鸠。”他说，忽然，他知道那是一个好句子。
“关关睢鸠，”他继续念，而水鸟在沙洲上，沙洲在河上，并且由于春草萋萋，看来轻而膨松，仿佛随时都会顺流飘走。
唉，这样简单，一条河，一个春天，河上一夜之间绿透半实半虚的沙洲，洲上半隐半现的水鸟，以及一个看见这一切的又欢喜又悲切的自己。他觉得有话冲到嘴边，就照直说了出来：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他并不知道那就是诗，他只想把春天早晨听到看到的说出来罢了。然而，他却吟出了一首诗，从一条河开始。
初识碧华，只知她是诗人罗青的妻子。而“诗人的妻子”这一职分，恐怕已经是负累颇重的名衔了。我一时也没注意她本人。后来在1982年我为泰北难民筹款，办了“作家小手艺义卖”，她拿出一些精致的刺绣首饰，才真正把大家吓了一跳。1986年她又在台湾民艺文物之家展出一次，作品更见丰美繁富，最近她把心得和作品结成集子，一页页掀开，只觉是一幅幅有插图的诗集——或者说，有说明的画册，歆羡之馀，很愿意为她“仗美执言”。
碧华和丝线的因缘其实也很偶然。那年，她母亲出国，留一盒丝线给她，那大概是她第一次惊艳吧？中国人的色彩表现最早的可见于彩陶，至于文字方面的记载，则见于尚书：“以五采彰于五色的，作服汝明。”可见早期的色彩是和丝线连在一起的（虽然并不因而和各别的连在一起）。彩色丝线的绚丽艳泽足以用来调剂单色的布，进而可以区别官阶军种，算得上是源远流长了，碧华爱上的那盒丝线，溯其源竟可以上接五千年前中国人对蚕丝爱悦流盼的目光。
碧华拿起针来，描摹之际，竟不知不觉便做出类似香包的小手艺，香包其实正是往古时代农业社会初夏时日的好心情，新嫁的女子，在第二年端午节，照例要做些香包分送族人，特别是小孩子，往往可以像“佩六国相印”般带着婶婶、嫂嫂、姊姊等人的不同香包。名为辟邪，其实自有手艺高下巧拙的比较，而新嫁娘的手艺一向是大家争看的焦点。碧华初试手艺时，心情亦如新嫁娘吧？分给大家围观传阅的时候，心情亦不过是节庆期间的一团喜气吧？
但缝着缝着，一针一线之馀，她竟缝出自成一格的刺绣首饰来了。世上的首饰虽然有金有银有铜有锡有珠有玉有各种钻石宝石，且有玻璃、陶瓷、种子、木头、骨头、牙齿……但要找一条精致的刺绣首饰却必须到碧华的工作间去——这件事，开头的时候，我敢说，碧华自己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只是觉得丝线鲜活美丽，她只是知道把两根丝线放在一起会比一条更鲜活美丽，线线相叠，不意就这样竟撞出一番乾坤来了。
我看碧华作品的心情，也如端午节小儿伸手讨新嫁嫁的香包，挂在身上，无限喜悦——为那一手生香活色的好针线，为村社间的好年成好节景好兴致，为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开了宗创了业的潇洒。
细赏碧华作品，或仿战国玉器，莹润温婉。或拟印度色彩，幽艳玄秘。或作螭蛟腾云或成花团锦绣。其心思之至于致密，品味之醇雅，用色用针之能宏肆能守成，都令人惊喜错愕不已。
如果碧华一开始就立好计划，打出旗号，拟定十年工作进度表，要把自己造成一位“现代化刺绣首饰制作人”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更喜欢她目前的程序，是不知不识间拈起一根属于母亲的丝线——然后再拈起另一根。色与色相授，神与形相接。她在不能自持的情况下，一步步陷入困惑和奋扬，作品在梦中涌现，在冥思中成长，复在静定中一针一缕的完成。
我为碧华喜，但更为可以产生碧华的社会喜，为艺术上英雄四起开疆拓土的鹰扬时代喜，为传统可楔入现代喜，更为自己可以看到好东西的权利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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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欢喜赞叹的《欢喜赞叹》
做学生的时候，读到前人评谢灵运的句子，曰：
“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竟觉这样漂亮的句子简直比谢诗本身还要动人啊，后来又读词话，见王国维拿温飞卿自己的句子“画屏金鹧鸪”来形容其人自己的风格。同样的办法他也用来形容韦庄和冯延已，（取两人的句子各为“弦上黄莺语”及“和泪试严妆”），初读之下，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却也认为很好，不以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及至接触西洋文学批评，不免惊为天外美物，如此条析缕陈，真是中规中矩，毫厘必较。少年心性不免一见倾心，一时之间，人也变得沉重起来。仿佛一句“中国没有文学批评”是冲着我讲的。当时在报章杂志渐渐注意到学院式的批评，逐日取代了感性评述，所谓感性的评述，大约只须记住二十个左右的成语，便无住不利。论山水则曰‘叹为观止”，论美食则是“腴而不腻”，论文学不外“清新感人”，论声乐家则“收放自如”“馀音绕梁”，至于气韵生动”“力透纸背”则是论书画必祭之咒语。——在那时代所有的评述，少有不从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不同的只是像香烟或槟榔摊贩，谁先占了位子谁卖，至于货色全同，倒也没有人来过问。
而所谓学院人士，则不外搬弄另一套术语。那套术语比较高深莫测，常见的是英文，必要的时候也须加拉丁文及希腊文。而且必须五步一注解，十步一原文（所谓原，当然不可能指中文原文罗）。在那种迸代走火入魔的批评家，不免以文章遭人看懂为耻，整个说来，那时代的评论家仍是摊贩，不同的是此摊卖的是洋烟洋酒了。
前几年——大约前五六年吧，有个对艺评很在兴趣的老外，在“留台”一阵子之馀，曾经发出自认为“石破天惊”之论，他先认为台北没有艺评，因而艺术很难进步，他甚至举林怀民为例，曰，此人全台北艺术家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叫他到哪里去接受严苛的批评呢？没有严苛的批评，他又何由进步呢？
言之凿凿，使我不免静下来想想这个问题。
要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批评，其实也不算错。正如胡适认为中国缺乏希腊定义的“哲学”一般。
批评之为事，多少和商业社会的发展有些关系，亚里斯多德之所以写出《诗学》一书，成为西方批评的鼻祖，是因为在他之前三大戏剧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