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前，中国文学就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人们把风景看成是独立的部分，从而探求把握其美。他把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而这种自然观的发展又与贵族的生成密切相关。他在书中旁征博引，见解精辟。让我惊奇的是，一个老外居然能把中国的家底理得头头是道。《空山》这书名来自王维的五言绝句《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刘小枫跟我聊起顾彬的《空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俩是好朋友：一个从西方走向东方，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依我看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
九七年十二月我在巴黎开会，转道去波恩大学朗诵。顾彬带我到附近山坡上的墓地去散步。那天天色阴沉，含雨未落。穿过墓地的小路湿漉漉的，蜿蜒向前，引导我们这些迷途的生者。
墓地的阶级界限分明，对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同：有钱人到死都在炫耀财富，把坟墓盖得金碧辉煌，而那些作家艺术家的坟墓简朴自恃。
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顾彬把哲学家、表现主义画家、被纳粹杀害的牧师一一介绍给我。我问起顾彬的信仰问题。他盯着他那双向前甩动的大皮鞋好一阵，抬头望了望炭笔画似的黑色枝条，慢吞吞地告诉我，他还应算个新教徒，礼拜天常去波恩大学的小教堂，听神学系教授的演讲。刘小枫说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不是基督教徒。我想顾彬也是如此，信仰与内心的痛苦有关，并不注重外在的形式。但我的疑问是：他真的是迷途知返了呢，还是继续向东方的“空山”逃遁？我没问，有些事儿是不能刨根问底的。
顾彬是个诗人，诗人有权利不解释他的作品。我读过他早年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他的诗集今年年底就要出版了。他为我写过三首诗，但找不到合适的人翻译，至今留在我不能进入的德文之夜中。
去年春天，顾彬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教书，其间带全家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他们的俩儿子跟我女儿很合得来，楼上楼下疯跑。穗子不再劝我去当出租司机或导游了，工作八字没一撇，眼看着该退休了。她还是对我的生活忧心忡忡，问这问那，东张西望，查看其中有没有什么裂缝。
我还是顺应穗子的美好祝愿，既当司机又当导游，带他们一家去旧金山。在某些方面，顾彬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比如，他事先买好德文的导游书，不仅仔细读过，而且坚信此书的权威性——你看，旧金山有三颗星，没错，我们就去那儿。还有一点，他对博物馆、植物园，甚至路边的每块牌子绝不放过，从头读到尾，贪婪得像美国胖子对所有炸锅里捞出来的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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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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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打我跟顾彬认识以来，我们经历的时间似乎不是直线的，年份与私人事件、媒体与孤独、友谊与暴力全都交织在一起，倒更接近东方式的循环。以致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一直坐在一起，对已发生或未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他弟弟家的最后一夜，顾彬带我到丁克尔斯比尔市中心。每天晚上九点半，从教堂出发，一个古代装束的守夜人，扛戟掖着牛角，带领浩浩荡荡的看客，在饭馆酒吧之间巡游。这是个古老的传统，保存到今天变成了旅游节目。他先吹响牛角，再扯起嗓子按古老曲调唱歌，歌词是即兴编的。侍者应声端来一杯葡萄酒，先由守夜人尝尝，再让大家分享。记得在等待守夜人出现以前，我跟顾彬坐在教堂边的石凳上，默默地观望灯火明灭的小镇。除了汽车电灯，这一景致几百年没多少变化，消失的是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旁观者。
我忘了那小镇的名字，打电话问顾彬。第二天早上他发来传真。纸上除“丁克尔斯比尔”外，只有他的中文签名“顾”。那白纸好像空山，他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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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博鲁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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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名片是件头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个深蓝色塑料盒里挨个翻一遍。当那些名字匆匆掠过，你会发现，刨去那些你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大多数，你讨厌的人远多于你喜爱的人。找名片有点儿像参加个热闹非凡的聚会，人们在辨认、呼应、回避、勾心斗角……当然必要的话，你可以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撕碎，扔进垃圾箱——这绝不仅仅限于理论上。你还会发现，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说来这不奇怪，我们迟早都要从自己的名字后面隐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鲍尔·博鲁姆(poulborum)都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朴实无华，淡蓝色的名字下面印着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电话。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了两年书。奥胡斯虽说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国的县城大不了多少。那儿的海永远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九一年秋，我的丹麦文的诗集《霜降时节》出版了。我那天下课回家，在门口碰见房东乌拉夫，一个离婚鳏居的退了休的建筑师。他告诉我，今天报纸上有篇关于我的新诗集的书评，约我晚饭前到他那儿坐坐。乌拉夫住一层，客厅宽敞明亮，半开的玻璃窗映着金红色树木。一台索尼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他先斟了两杯西班牙开胃酒，找出报纸，把书评逐句翻成英文。他过高估计了我的英文水平，我听得稀里糊涂的，但大意是表扬，这从乌拉夫的脸上就能读到。他为有我这么个既能上报纸又能按时缴房租的房客而骄傲。
第二天，我的老板兼丹麦文译者安娜(anne)告诉我，书评的作者是博鲁姆，丹麦诗歌界的中心人物。他除了写诗翻译，也搞评论拍电视片。他曾在报纸开了个专栏，把丹麦以至北欧的诗歌彻底清理了一番。他用词尖刻，以诗划界，把大多数诗人扫地出门。这专栏被人叫做“博鲁姆法庭”。安娜还告诉我，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中包括博鲁姆的一首诗，还有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inger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当时除了中文这个随身行李外，我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安娜转达了博鲁姆的问候，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战战兢兢拨通电话，好像对方是上帝。“我是博鲁姆，”他说，声音平和，略有点儿沙哑。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让我结巴。这种语言上的不平等，势必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幸好他的态度真诚友好，否则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见面。
哥本哈根跟奥胡斯不一样，是个国际都市，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后一站。我当时护照签证都有问题，不能离开丹麦边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错了火车。我胆儿还挺大，竟睡着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差点儿坐到德国。幸亏检票员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非得卡在官僚机器中间不可。
博鲁姆先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及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间系着宽板带，脚登铜头高统靴。整个一个黑手党教父。这装束是打哪儿来的？我认识不少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来他是那种拒绝根据场景更换服装的人。
博鲁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栋古老建筑物的三层，复杂得像个迷宫。下午五点半，哥本哈根早已进入夜晚。几盏台灯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细节：电传机、纸条、唱盘、文件夹等。昏暗的灯光把我们引向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私人图书馆：书架纵横排列，所有书名输进电脑，按字母顺序。博鲁姆告诉我，他有五万多册藏书，绝大部分是诗集。他按字母很快找到我的几本瑞典文和丹麦文的译本。有个小伙子正帮他整理图书，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鲁姆东拉西扯，忙这忙那，但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看看表说他在饭馆订了座位，于是打电话叫出租车。我跟他穿过一串儿房间，开后门，锁上，再踏上个狭窄的老式电梯，好像是通往地狱似的。电梯慢吞吞的，吱嘎作响。我们像母腹里的双胞胎挤在一起。一盏小灯照在博鲁姆的秃瓢上，他显得表情古怪。电梯终于停下来，没有地狱，外面的空气又冷又新鲜。
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国餐厅，我假装内行，点了一瓶波尔多红酒。侍者显然认识博鲁姆，毕恭毕敬，为他点上粗大的雪茄。他像蒸汽火车头一样开动了，环绕着我们的话题。他告诉我，我的很多诗都看不懂，但他喜欢。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及其他美国诗人，我才知道，他在美国住过很多年，参加过“垮掉一代”的活动。两杯酒下肚，博鲁姆先生变成鲍尔。仔细看，他长得慈眉善目，但有威严，像个庙里的方丈，这跟他传遍北欧的凶恶名声不相称。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误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这种误解罢了。他喝酒谨慎，每回只抿一小口。相形之下我喝得太快，有朋友说我酒胆比酒量大。我们又要了一瓶，我渐渐有些不支了，一阵晕眩，他的声音消失在吐出的烟雾中……
待我睁开眼，鲍尔正关切地盯着我。你没事吧？他说。
怎么，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睡了半个来钟头。
对不起。
这没关系，你累了。
我他妈居然在异国他乡在饭桌上当着主人面睡着了，这可真是种本事。我擦擦额头，把自己的杯子斟满。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出租车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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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博鲁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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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到博鲁姆已是冬天。我们坐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广场旁的一家酒吧里，看窗外风雪。他还约来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和另一位女诗人。鲍尔向我保证，英格尔是丹麦最好的诗人。我愿意相信。英格尔一看就是那种绝顶聪明的女人，这种女人如今已经不多了。但得承认，我跟英格尔不太合得来，她对男人的顽劣有一种天生的戒备。鲍尔和英格尔依旧是好朋友，时不时交换眼色，那是多年共同生活练就的默契。吸取教训，我这回喝得很节制，只要了杯啤酒。
我宣布在电脑时代书很快就要消失，可并没吓倒谁。英格尔撇撇嘴，咕噜了几句，大意是这种危言耸听没什么意义。博鲁姆不吭声，在烟雾中宽厚地笑着。英格尔提醒我，我讲英文时“词”(word)跟“世界”(world)永远分不清。我还挺矫情，反驳说“词”跟“世界”本来就是一回事。
冬去春来，我和鲍尔见面越来越少。他约好要跟我和安娜一起好好聊一次，大概为了要把“词”跟“世界”的关系搞清楚，可惜时间总是凑不到一起。九二年秋天我搬到荷兰后，跟鲍尔失去了联系。后来从安娜那儿听说，他得了癌症。我几次想打电话给他，又放弃了。我能说些什么呢？“词”跟“世界”的确不是一回事。
今年春天安娜写信告诉我，鲍尔死了，他死前不久，朋友们给他过了六十五岁大寿。此刻，我想找出鲍尔的名片——他和我最后的联系。我在那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可连个影子也没有。他离我而去，不打招呼也不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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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布莱顿巴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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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顶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尘封的表面湿漉漉的痕迹。在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间里有亮着灯的窗户，若视力延长，你可以看到人们在窗帘后面移动，专注于他们每夜的工作和梦幻，每人活在他自己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
这是南非作家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tenbretenbach)的回忆录《一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thetrueconfessionsofanabinoterrorist，简称《自白》)第一章的开头。
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狱，这本书记述了他的被捕和狱中的岁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一个持法国护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刚要登上回欧洲的班机时被捕。被捕前他冲进厕所，吞咽了张纸条。当他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南非安全局的斯纳克上校让他写份简历，他凭作家的想象力，编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上校的助手从旅行袋里搜出个烟斗。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用南非语说，“算了吧，布莱顿，游戏该结束了，我们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你哥哥来见见？”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南非总理结束访问回国，达官显贵到机场迎候，其中有布莱顿的哥哥。
我最近在读《自白》。布莱顿在这本书扉页上写着：给我亲爱的朋友和歌伴北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签名，还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延博。
九四年秋天，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理事会。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里斯本市中心听“法度”(fado)，一种悲伤的葡萄牙民歌。如今连悲伤也能卖高价，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