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所有的责备和鄙夷。我拖着拖把，只想赶紧把自己的无知无能一并抹去。

上班第一天，因为那个干瘦而又坚硬的胸膛，我失去了这份不错的工作。

我不敢去找王凌菲，请她的亲戚到学院说情。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坐在实验楼的台阶上想了半天，手指还在渗血，苏姗，你还能干什么？你现在连清洁工也做不了了。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站起来，这里也不属于我。

走出校门，一片红色，校门对面有一家保健品公司在搞促销。它的门面几乎被红色和粉红色的广告糊满了，这种场景我太熟悉了，我在广告公司时经常为客户策划这样的活动。我的心里亮堂起来。

我只有做个广告掮客了，也就是个中间扒皮的。那会儿跑业务叫揽活、拉广告，可想而知，一拉一揽得用什么样的手段。

我是谁？是哪个公司的？人家凭什么要把业务给你，给了你你怎么干？我冥思苦想。

我找到也干广告的舅舅，他的公司在前海海面上发布的海上浮牌广告，那年正是海滨一景。

我说：“舅舅你得帮你外甥女个忙，不难的，给我几张你公司的信纸和盖上章的合同。”

“干什么？”

“你别管了，反正不干坏事。”

我捧着薄薄的几张纸如获至宝。

第二天倒了两次车，来到一家专做圆珠笔的企业，我说我是xx公司专管礼品广告进货的，如果长期合作，能不能给我个最低价。那个业务小姐带着很职业的笑容说，如果签了合同，拿走多少样品随你。

我说签、签。我很迟疑地在合同上订了1000支，因为作贼心虚，名字都写错了，最后我说：“盖章得拿回去，经理说了算，你能不能让我拿些样品给经理一起汇报？”

她又看了一下合同，从样品橱里两手抱了一大把。

我又一次如获至宝。

第三天，我坐着公共汽车在马路上转了一上午，分析哪个门可以进去。到了下午，我推开了一间挂着“保税区”牌号的落地玻璃门。

我跟一个传电话的女孩子说：“我找你们王经理。”她说：“我们这里没有个王经理，光有个李经理。”我说对了，你看我记错了，她说李经理很忙，你等她一会儿吧。我就坐在经理门口的椅子上看经理室的门一开一合，人们进去出来，看板台后面那个穿绿衣服的女经理一闪一闪的。

不知等了多久，经理出来了，却是提着包出来的。“下班了。刘总请客，吃饭去。”她说。我正要开口，她已一溜小碎步，踏出大门钻进门口的面包车里。

大卷帘门“哗”地就拉上了。站在门口，我耳边还回响着女经理的高跟鞋撞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她一步一步敲击着我的耳鼓，直到面包车一溜烟远去。我心里竟噎得难受，耳朵里只剩下高跟鞋的声音。

第二天又等了一上午，我凭直觉觉得这公司有戏，凡是忙碌的公司凡是总在外面吃饭的经理一定有业务。接近中午的时候，我终于坐到了女经理的桌前。

她问：“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是xx广告公司的。女经理没抬眼皮，开始拨手机约客户吃饭，我说海面上的浮牌广告就是我们公司发布的，是个大公司，信誉好，价格低。

她问：“你们还能做什么？”我知道有门了。

我说我公司还擅长做广告礼品。我看你们公司这么大，该有些广告礼品送客人。我从包里把那一把圆珠笔摊在她桌上，她看也不看。

我正不知如何收场，突然间，她把手机盖“啪”地一声合上，目光移到我身上，盯着我的前胸，我迟疑地低头一看，天哪，前襟湿了一大片。

那不是汗水，那是奶水。

我呐呐地说：“对不起，我孩子刚出满月，我……”我说了假话，不知怎么往下编。

“你现在就上班？”她终于开口了。

“是啊。公司竞争太厉害，完不成计划就不发工资。”

“那你老公也让你出来？”

一句话竟听得我几乎声泪俱下，如果她是个男人，我一定痛哭流涕。

但是我忍住了，我说：“我老公快不行了，他得了癌症，刚做了手术，活不了多久了。我不上班又怎么办？”我一口气编了这些瞎话。因想起了目前的处境，我眼里竟含着眼泪。

“啧啧，孩子这么小。唉！”

“就是，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啦。”我几乎哭出来。

“算你来得巧，我们公司要在北京搞活动，订点圆珠笔吧，把我公司名字印上。”女经理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挑挑拣拣。

我说，怎么送人，材料装哪？要不要再做一批手提袋，很便宜。

“行，回去设计个样子吧。”

半个小时后，我拿着刚签到的1000支礼品笔1000个手提袋的合同，梦游似地飘出那个公司。

我赢了！我跨出了第一步，虽然是用挺不光彩的手段。

这笔业务除了请人设计，发票走帐，找民工送货，我挣了600块钱。虽然仅够我们娘儿两个一个月的生活费，但带给我的勇气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攒着这笔钱，我马上去买了件深蓝底子小碎花的短袖衬衣，换下了身上那件奶渍斑斑的衣服，我不能再出洋相了，业务是我生命的支柱。

我口干舌燥，一口气喝了一杯茶水，我发现无缺那沉静的眼神里竟透出点灵光，他迫不及待地催我：

“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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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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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通过亲戚的关系揽了几个整版的报纸广告，连设计费加代理费一下子就是1万2千元。因为我没有帐户，也没有发票，只能把支票存到朋友的帐户，换出现金，扣除15％的管理费，换来发票。

看着那个有点谢顶的皮包公司老板，一张一张地从我这里数走了1800元钱，我心如刀割，这是我的血汗钱呢，可我又能怎么办，我连个皮包公司也不是。

我要办个公司，我不能把管理费这块好处送给人家，我锱铢必较。

那段时间，这笔钱真是我的救命钱。女儿在五个月内住了三次院，每次一发高烧就抽风，手脚抽搐，两眼上翻，然后就住进急诊室转进小儿科。我妈说我整天在外面跑，奶水虽好但带了火，孩子吃了准生病。

全家的心情都出奇地不好，我和女儿的家其实是在家里的沙发和医院的病床上交替变换的。

孩子一抽风，父亲用小被子把孩子卷起，我拿着衣服狂奔向医院，我搂着昏迷后醒过来哭闹的孩子，看小护士一针一针在女儿头皮上扎不出血来，每一针下去，我的心都抽搐得颤抖不止。

因为查不出病因，医院就不停地抽血、化验，给孩子喝安眠剂做脑电图，女儿胖胖的胳膊抽不出血，就抽腹股沟，再抽不出就扎脖子上的静脉。

有一次，我几乎搂不住挣扎的女儿，我想揪住那护士的衣领向她大吼：“这孩子没有父亲，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她，一次办好！”可我不敢，我眼看着她从孩子的脖子上抽出一截又黑又浓的鲜血，我觉得像抽我自己的，我的心脏被抽成真空。

不一会儿，那小护士颠颠地跑回来，又送过来一个单子，我问：“查什么？”

“抽血。”

“不是刚抽了吗？”

“抽少了，明早得重抽。”小护士呐呐地说。

“你走！你给我走！把护士长叫来！”我的眼泪奔泻而出。

护士长一会儿就来了，连赔不是。我说把你院长叫来吧，别拿孩子做试验啦。

看她脸通红通红地站在眼前不知所措，我叹了口气。唉！到了这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了女儿，我得忍气吞声。

女儿一夜一夜地哭闹，我通宵达旦地不能睡觉，终于，我在女儿的病房里也挂上了吊瓶。我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挂着针管，看着她哭累了，吃着奶一哼一哼地睡着了，头上的细发因为打吊瓶被剃得一块一块的，泛着青紫，肿得左一块右一块的，我的眼泪也像那点滴而下的盐水，长流不止。

邻床那个孩子的父母也在垂泪。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因为多次抽风，眼睛发直，一岁半了，还坐不起来，这一幕更大地刺激了我。

我觉得我是个罪人，孩子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她本可以在父母的呵护下健康地成长，可是她投错了胎，生命刚刚开始，她就随着我颠沛流离，如果再给她的大脑造成永难弥补的损失，我还有什么理由苟活于世，如果……如果……不能给她带来一个正常的明天，我就连她一起带走。

我的眼前倏地一下，波涛翻滚的大海一闪而过，我打了个寒颤，为我的想法而后怕。

“你女儿现在怎么样了？”无缺打断我的话说。

“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高大壮实，诚实友好……”我一口气说到不能再说。

“她能接受我吗？”无缺突然冒出一句。

我一愣，无缺把将来式说成了现在式。

“如果不能接受我当她的爸爸，我是不是先去你家当个家庭教师什么的，先联络一下感情，再让她接受。”他只顾说他的，仿佛问题真的就摆在眼前。

“你只要带她出去玩一次顶10次家教。她长这么大，对这座城市的认识真的很浮浅，没人带她出去。”我也傻乎乎地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说，手里的茶水变成了红星二锅头，喝下去有点眩晕的感觉。

“如果出去遇到你的同学熟人呢？你还没结婚呢？”我问。

“那就说这是我女儿，越这么说，谁还敢再问我。”无缺一板正经地回答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真的是s大的博士？”我盯着他问。

一股凉气突然间袭来，我实在没有这种刚见几次面就切中实际的经验，我看过好几次婚姻骗子的稿子，很危险。可如果是骗子，他会骗什么？

无缺并不回避我眼睛射来的刀子，他“啧啧”一笑：

“我是个骗子，我就是来骗财骗色的，你害怕不害怕？“

我松了口气，有哪个骗子先说自己是骗子的？

要说骗财，看我荷包里仅有的两张大钞还不辨真假，再看身上，别说没戴什么“一颗永流传的钻石”，连28元一只的假雷达表都不趁，不够他动手的功夫钱。况且，看他不到130斤的体重，恐怕不是孩子她妈的对手。

无缺看着我的表情变化，相视一笑。

“几点了？”我问。

“一点了！”

“咱们走吧。”

无缺走到窗前，掀开百页窗，嗬，银色的世界。偶尔一辆出租车慢慢驶过静止的马路，轧得雪地“咯吱咯吱”地，仿佛在证明一切还活着。

“我不走了，博士楼那个大坡我爬不上去。”他说了个很没有说服力的理由。

“我从来没这么疯狂，不回家我父母问起来我怎么办？”

“就说和我谈理想谈人生。”

“好吧，不如说无缺下惠坐沙发不乱，挑灯夜话。前天饿你一顿，今天熬你一夜。“

“好了，苏姗，别斗嘴了，趁我耳朵还没睡觉，继续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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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跟韩国人说我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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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注册一个公司，就用我女儿的名字。

等她长大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公司亲手交给她。我要让她过富裕快乐的日子，我要让她记住，是你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勇气，如果不能给你个爱你的父亲，妈妈永远和你相依为命。

注册一个公司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那一年阴历年春节前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几乎是天天在轮渡的船上渡过的。

注册手续如蚁，数也数不清，今天去验资，明天查资质，后天验章程，补不完的材料，求不完的人，敲不完的门。

冬天的海风吹在铁甲板上寒冷无比，我的心也似冻在了艰硬的冰层里，挤在那些赶路的大男人堆里。我盼望坐在火炉边熬一锅热腾腾的八宝粥，静静地等丈夫回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感叹自己没有那个命。

因为寒流，那条船在风浪中晃得厉害，三分之一的人都吐了。船在海里飘了两个小时始终靠不上码头，我抱住一根冰冷的柱子告诉自己：不能吐，不能吐，你还要去办事，你不是要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明天吗？挺住！

前面的一个中年妇女脸色刹白，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哗”地吐了一地，是血，胃出血。我的眼前血红一片，我终于忍不住了，狂吐不止。

四十多个来回，当我终于懂得看着潮水知道船停在第几层的时候，我女儿一岁零四个月，我捧回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营业执照和广告经营许可证，我女儿的皮包公司终于要开张了。

我夹着个皮包，像撒芝麻盐一样，见了门就进，每个写字楼都被我地毯式地清洗了一遍。没想到，公司做的第一个业务居然做到了世界500强头上。

一个搞汽车配件的老板指点我，韩国公司的代表现在就住在一家五星级宾馆，因为要打中国市场，肯定要做广告。但是，这个信息他不能白告诉我，如果业务做成了，要分成。我说行，你六我四，但你得协助我。

“他说什么话？”我问老板。

“当然说韩国话。”老板觉得我问得很傻，有些可怜地望着我，就又补充说：“可能还会说英语。”

我边盘算着边退出去。在公共汽车上，路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