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嘛，对签过的字是要负责任的。

从此，374路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后沿着长长的颐和园外墙从新宫门走到正门，再坐上330路公共汽车……。

道路辗转，我们却不嫌漫长。对于恋人，那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路上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挨得很近。

彪子的房间大概有个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书柜嵌在墙里，与外面的客厅只隔一堵玻璃墙。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2)

我们在他的小屋里聊着，笑着，只要一关门，他父亲就在外面咳嗽，一听就是特故意的那种。我俩就捂着嘴在屋里笑，彪子赶紧把门打开，假装出去倒杯水，拿个苹果什么的。

天快黑了，彪子沿着来时的路送我回去，自己就住在城里朋友的家，第二天直接去团里。

他家在西北，我家在东南，每次都要穿过北京城跑一个大对角线。

“家里人要是放心，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早上直接去上学。”有一天彪子的妈妈对我说。

不知是她看我们这样实在太辛苦，还是彪子又在暗中做了思想工作。

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彪子三姐的小房间里。

晚饭以后，彪子的房间灯光一亮，玻璃墙就透出我们两人的身影，基本上已无“隐私”可言。可是小屋的门仍不能大大方方地关上。有时彪子犯坏，故意轻轻地掩上门，外面便响起持续不断的咳嗽声。

彪子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他老人家一定渴坏了。”

只要我不回三姐的房间，他父母是绝对不睡的。老两口坐在外面的客厅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嗑着瓜子看电视，反正完全不像在“监视”，看起来很自然。

早上，彪子的妈妈5:30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彪子当时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蛋炒米饭，再热乎乎地喝上一碗汤。出门了，外面再冷，身上也是暖和的。

就这样，我们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谈了四年恋爱。

我和彪子的关系被认可后，彪子开始把每月25元的生活津贴如数“上交”给我。

起初我不肯，因为不会“理财”，再说从小到大也没有花别人的钱的习惯。他却说，如果我不要就是不爱他。

我拗不过，于是掌管起两个人的“财产”。

年轻姑娘爱美。那时候我对大大小小的外贸店了如指掌：台基厂丁字路口、前门北大街、公主坟374路总站后面的一排小房……它们专营出口转内销的服装，物美价廉。

于是我叫上女朋友，今天买条裙子，明天买件上衣，手头很宽裕。

等到彪子出差回来，问我这月的盈余，我才意识到两人的“财产”让我独吞了。

“花完啦？都干什么啦？”彪子很吃惊。

我只能记起几项大的开销，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总数的一半。

彪子并没有责备我，我却很自责：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会过日子！边想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说我不要吧，你偏给我，现在花没了，怎么办……”我抹着眼泪说。

“没了就没了呗，我又没怪你，臭丫头儿。”

他总是叫我臭丫头儿。

见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他解释着：“我没说不让你花钱，可花多少钱你得心里有数，不能糊里糊涂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记账，我问你的时候你得能说出来。”

我哭着点点头。从那以后，我真的养成了记账的习惯，直到今天。

“傻”女婿(1)

有一个周末，我跟一个好朋友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见爸爸的脸色有些异样。我连忙理直气壮地一一汇报：今天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爸爸却依然很严肃：“今天你们班有个男同学来找你了。”

我的心“砰砰”跳着。直觉告诉我这个“男同学”只能是彪子。

“谁呀？”我故意问道。

“一个胖胖的男生，单眼皮，小眼睛。”爸爸形容得还挺像。

“他跟您说什么了？”我假装若无其事。

“上来就自报家门，我叫傅彪，我家住望儿山那边，我爸爸妈妈在309医院工作，我还有三个姐姐。”爸爸的目光很犀利，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要看出什么秘密来。

“他还说什么啦？”我心里真有点儿没底了，这个冒失鬼。

“还说，您家没男孩，我和芳芳是特要好的同学，家里有什么力气活儿尽管叫我来干。”爸爸说完莫名其妙地笑笑。

我也尽量不尴尬地笑笑。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谈男朋友啦？”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整天都跟迟捷在一起，要是谈男朋友，还能出去玩一天吗？”我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着。

爸爸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相信了我的鬼话：“以后对这个人留点儿神啊。”

“爸，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想他没打招呼就登门扑了空，一定很不是滋味。

“天快黑了才走。中午在咱家吃的炒饼，一边吃还一边说，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下次我来您别的不用做，就吃炒饼。”

我心里一阵好笑。我妈妈做的炒饼确实好吃，每次我都吃得喘不上气儿来。可奇怪的是，彪子平时不爱吃面食啊，他只要一吃馒头，脖子上和腮帮上就会冒出些小颗粒，好像过敏似的。

很快，到了学校汇报演出的时候。每一位家长都会收到邀请，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

彪子已经认识了我的父母，对他们十足热情：

“叔叔，阿姨，你们坐这儿吧。”

“叔叔，阿姨，下一个就是芳芳的节目……”

爸爸几次跟妈妈嘀咕：“这小伙子，八成是对芳芳有那么点意思。”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

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傻”女婿(2)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

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

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

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

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

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

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

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

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

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

聪儿(1)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聪儿(2)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