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以后，我第一次发觉聪聪长大了，懂事了。

聪聪小学毕业了，大概老爷子看我每天接送、“陪读”，实在辛苦，事业也荒废了，终于同意把孙子送到寄宿学校。

刚开学，聪聪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老爷子更不习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让进去，三天没跟任何人说话。周末孙子回来了，老爷子才有笑脸。

聪聪假期去英国游学，一去两个月，老爷子的牵挂可想而知。尽管孩子每天都给爷爷打越洋长途，爷爷还是放心不下——那是他的命根子。

因为想孙子，老爷子再次病倒，报了病重。大概是爷孙俩有感应，聪聪在电话里听不到爷爷的声音，便猜到爷爷又住院了。

聪聪再也无法安心，从伦敦一个人踏上了归途，回来看爷爷。

老爷子瘫痪在床的日子里，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周末回去，他就会坐上轮椅，让人推到餐桌旁，看着我们仨狼吞虎咽才心满意足。

他至今不知道儿子病了，至今不知道儿子已经走了。

老爷子最后一次见彪子是在今年4月，彪子第二次做手术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见老爷子，不敢听老爷子的问话，不敢对视老爷子的目光。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辛苦了一辈子，自己久卧病榻，却依然为子孙操不完的心思，我只能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告诉他彪子在拍戏，拍完了这部戏马上要去好莱坞深造，可能过年都回不了家。

婆婆的日子比我难过。她每天都要面对头脑依然清晰的老伴儿，随时应对他关于儿子的提问，还要隐藏内心巨大的痛苦……

我真的心疼他们，心疼待我如亲生女儿的老人。

终有一天我会告诉老爷子：您放心地去吧，那边有儿子与您做伴，这边我会把妈妈照顾好，把孙子养大成人。

戏痴(1)

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像是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彪子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陈老师，只要您能让我回话剧团演戏，再小的角色我也愿意！”彪子仿佛得了恩赐。

他太珍视这次机会了，回家就开始设计。

“陈老师，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独眼龙了。”

“那……”他想了想，“那我剃个光头吧。”

“就为一句台词，把好好的头发剃了？”薪伊导演最喜欢认真的演员，可是担心他冲动过后会后悔。

“那我也得演出‘彩儿’来。”

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彪子的光头形象。说实话，不难看，像个大和尚。只是不大习惯，关了灯以后有点吓人。

接着，彪子又给人物设计了“光膀子”，让美术师给他画上胸毛，还嫌不过瘾，又弄了一个烟嘴儿叼在嘴角上。

“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他说得踌躇满志。

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家苦练。一开始，不是话说不清楚，就是烟嘴儿掉下来，口水就从咬着烟嘴儿的那一边淌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

烟嘴儿被他咬出了深深的一道印。

正式演出开始了。

我扮演的孙明霞和江姐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

“小萝卜头”来通风报信，被“看守甲”发现。

“看守甲”像只大猩猩一样，晃着膀子奔过来，一把抓住“小萝卜头”的衣领，恶狠狠地喝道：“小萝卜头，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只见他秃顶上反着光，胸前一团长长的“胸毛”，嘴里叨着烟嘴儿，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朝“小萝卜头”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同台的演员全被带入了戏中，齐声愤怒地高喊：“不许打人！”

台上的我明知那是彪子，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到清华大学演出的时候，“看守甲”的剧照被学生们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

“真讨厌，这是谁干的？”我知道观众是恨“看守甲”，与彪子无关，可还是气不过。

“恨我，说明观众相信了。”彪子晃着脑袋有些志得意满。

一直以来，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

戏痴(2)

彪子到话剧团找我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秋芳的男朋友，老太太把我好一顿数落：

“哎哟，你怎么找他呀？那么丑，还是个说相声的。”

我嘻皮笑脸地支吾着，无言以对。

一场《红岩》演下来，老太太却对彪子另眼相看。她被彪子的执著打动，逢人便津津乐道：

“嗯，这孩子不错，用功，人也厚道，当女婿就凑合吧。嘿嘿嘿，就是难看了点……”临了还找补一句。

我也跟着傻笑。

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就没觉得彪子“难看”呢？他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虽不是浓眉大眼，却有股子“爷们儿”劲儿。

大概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995年，彪子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扮演“黑社会老三”。

机会来得突然，张艺谋的名字毕竟太响亮了。“芳芳，我被张导选中的事，千万别跟人家提起来。”彪子有些局促不安，生怕往后的工作应对不下来。

他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就开始独自在家设计人物造型。看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的神经也绷上了弦儿。

开拍后的一天，彪子兴冲冲从剧组跑回来，告诉我，他给“黑社会老三”设计了一个人物造型：头发中分，额前的两撮向里弯曲，活像个“大闸蟹”。这个造型是他有一天晚上洗了澡，对着镜子梳头发，无意中摆弄出来的。

定装照拍完一看：够狠！导演当时就拍板定了。

那次合作对他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学演戏，更学会做人。

有这样一件小事，他很多次地给我和身边的人们讲。

一天剧组派他外出办事，赶回去已经很晚了。下车以后，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小树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拉住他的手说：“三儿，回来了？等你吃饭呢。”口气就像招呼自家兄弟。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1)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2)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