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整个北京的劳动人民的！58更为重要的是，老舍从这个荣誉中感受到，写作三十年来，他“只有在最近的五年中的新社会里”“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59史景迁认为，老舍回国前“顾虑重重”，但“他很快就转而适应社会主义现实的新要求，而且颇为成功。”《龙须沟》“描述了北京一条污水河沟两岸穷人的悲惨生活。这一作品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对照：1949年以前，臭水沟两岸的居民过着梦魇一般的生活——疾病蔓延，时常有人溺水身亡。居民生活不仅受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操纵，还要受贪婪的国民党政府盘剥，政府非但不治理河道，还向已经身处绝境的居民征收‘卫生捐’。与此相反，共产党清理了河道，为穷人找到了工作，还铲除了霸道的恶棍，实实在在地净化了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60这其实是老舍新旧两种心境对比的真实写照。
“人民艺术家”（1949—1956）(5)
1950年10月1日，是老舍回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这一天，他写下了一篇决心书式的文字《写于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抒发自己那份获得了写作自由的孩子般的狂喜：“我恢复了写家的尊严，可以抬着头走路了，可以自由的走路了，我的头不再发昏。”“现在，穷人翻了身，我必须给他们写作，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呢！而且，写得不够啊；我恨自己只有一只手会写字！我也可以骂我所憎恶的人了，连反动派的义父美国流氓也可以骂了——当初，在重庆的时候，骂日本侵略者都须有个分寸啊！“从前，社会与我的中间砌着一堵高墙。现在，社会上的一切是我写作的泉源。”“两相比较，这个变动太大了，我的喜悦也就变成一团火，燃烧着我的心，催着我写作。”61“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62
老舍从心里往外爱这个新社会，他说是新社会这座大学校，使向来洁身自好、文文雅雅的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有心学习的学生。”在回国的第一年里，“社会上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是群众的力量和义愤感染了他，教他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63
没有理由说，老舍的思想检查不深刻。他认为自己以前只是“仗着一点小聪明和一点善于运用语言的才力”来支持写作。他虽然在作品中描写了他所同情的穷人，“可是不能描写穷人造反。”那是因为他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更不了解革命的真实情况。而且，他还曾以为革命是多事，对想象中的革命者发出过嘲笑。64他虽然没有反对过革命，“可是我没有原则的幽默，就无可原谅的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假如现在我还不及时的去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弃，自绝于人民与人民革命。”65
应该说，老舍还是清醒的，他认识到“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但他有信心把文艺变成革命的工具和武器。他要“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与人物。”他要拼命“歌颂今天社会的新人新事。”66
同时，老舍也是十分坦诚的。通过参加北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认识到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且，假如只是为参加学习而学习，没有为思想改造而学习的热情与决心，就得不到很多的好处。只有从思想上改造好了自己，才能搞好工作。67所以，很自然的，“解放后，我的作品（且先不管写的好坏）几乎没有一篇不是配合着政治任务写成的。”68
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是，已经开始骂国民党反动派的“义父流氓”——美国的老舍，回国以后，却一直保持着与他在美国由赛珍珠推荐的第二位版权代理人大卫·劳埃得的通信。通信的文字，比他当时写的许多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要平实朴素得多。他无需向美国人表什么忠心，只需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够了：“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他周围的亲人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69“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70他还向劳埃得表明，“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71
更值得注意和难以思议的是，老舍还致信美国作家协会的罗伯特·兰得，同意接受美国“作家指导”的邀请，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答应每年交纳15美元的会费。72倘若此举在1966年的“八·二三事件”中被人揭发出来，那比指控单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要大逆不道得多。“文革”时期的北京市文联在1967年编印了《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年5月大事记》，它并未记载下老舍的这一“罪行”，可见老舍此事进行得非常隐秘。《大事记》倒是没放过那件事：“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舍在美国出卖他的《骆驼祥子》，混到1950年回国。彭真、周扬、李伯钊等人视为珍宝，安排在北京市。老舍也抓‘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大写太平歌词‘文章会’。他的口号是：‘再没有比成功再成功的了。’就是说只要成了名成了家，就是好样的。十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哲学。同时，他在廼兹府买下房子，招兵买马，大肆拉拢。三教九流，无所不至其极。后来把一些人安插在文联及所属团体中。”73
有一点必须指出来，回到新中国的老舍异常活跃。他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与前述乔志高或赵浩生的所谓“三不原则”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老舍甚至是乐此不疲。“在从前，闷在家中坐，还怕祸从天上来。现在，我可以参加多少多少社会活动。”74“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去听去看，并发表意见。”75“因为办事，我可以多接触人，多看到事情，多参加会议。这就使我有了生活，而且是新的生活。”76“全国‘文协’及北京市文联布置的各种学习，我必参加。各方面组织的报告，只要约我，我必去听。”77
“人民艺术家”（1949—1956）(6)
不用说，这一定是老舍此时的真实心态，没有半点故弄玄虚的“矫情”。我想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感到这个新政权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属于民主政治的施政程序。1951年10月，老舍的二幕六场话剧《一家代表》中那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父亲程善恒一些耐人寻味的台词，今天回眸来看，它何尝不是老舍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分明是在拿自己现身说法，他何尝不是像恨透了独裁政治、虚假选举，但对共产党还并不了解的程善恒一样，“不管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只要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我就拥护谁！78可同时，尚“心里有了鬼”的他，“心里有一套旧道理，我要一说新的呀，就觉得那是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而去假充前进！79他何尝不是像“五体投地的佩服了毛主席”的程善恒一样，“只要政府实行民主，我就破出老命去拥护！这真是民主呀？不要叫我又失望哟！80他又何尝不是像开始自觉“改造自己”、“拥护民主，宣传民主”，最终也当选为人民代表的程善恒一样，切身感受到，“我算没白活这一辈子，我看见了真正的民主政治！81
更意味深长的是，从对这个舞台艺术形象的“人物介绍”中，也似乎能隐约见出老舍的身影：“男，五十四岁。北京人。他颇有学问，作过不大不小的官。因见官场龌龊，乃改入学界，教大学，也作中学校长，他好说话，而且直言无隐，故不合时宜。在政治思想上，他倾向民主，痛恨蒋匪的口说民主而实行法西斯主义的专暴。”821951年，老舍时年52岁，与程善恒几乎同龄。重要的是，从经历、性情和政治倾向上来看，两人更为相似。老舍在《我怎么写〈一家代表〉》中也如是说，一家四口四个主要人物“在我的剧本中的任务是做代表，为民主政治效力。我自己也是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所以我就把我的经验分配到他们四口人身上，仿佛是我的化身。”不过，老舍刻意声明，“虽然是化身，他们可都各有个的历史与性格，于是说话行事就各有特色，并不像四个傀儡。”但老舍写作的初衷的确是希望“借着这短短的话剧，……能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任。”他反复强调，“民主政治是咱们新国家建国的基础，顶要紧。”“民主政治是立国的基础，而不是只为给某几个人带来荣耀的。”“他们也必须渴望民主政治，然后见到了民主政治的实现，才能热情的拥护。”83
因而，如果真有老舍所谓的“三不原则”，也许这里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可能是老舍回国前故意释放的烟雾。像陈纪滢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坚持以为，老舍“从美国搭船，在1949年初，抵达香港，当时不知是回大陆好呢，还是来台湾？徘徊在这决定命运的歧路上。”84所以，即便真有“三不”，老舍从一踏上新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主动放弃了。因为从他身上看不出丝毫违背了“三不原则”的不快意。相反，恰如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说，他是“高高兴兴的活着”。“不错，办事会占去我的写作时间；可是，我若有充足的写作时间，而对社会毫无所知，只闭着眼空想，瞪着眼乱写，写出来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不是浪费笔墨，斩断自己的文艺生命，对不起新社会么？……以后，我还是不怕忙，不怕事，而要高高兴兴的忙，诚诚恳恳的办事，好从事理人情中找倒写作的资料，写出结结实实的作品来。”85
到1953年的时候，心气颇高的老舍尚自得于自己分身有术。当时，他的职务，连政府带群众团体的，“头衔”已有20个。但他还是“老”作家里没有扔掉笔的一个。那是因为他想出了一个手不离笔的办法。“办法很简单：坚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才去开会、办公。”到了晚上，已是筋疲力荆86
不过，似乎是从1954起，老舍对于参加和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活动，做报告，耗去了他太多的时间，终日忙忙碌碌，顾此失彼，而抱怨不已。对老舍来说，时间等同与生命，他在1944年写的《过年》一文中慨叹，“时间最狠毒，它不宽让给任何人一秒钟，过去的一秒永远难赎回。人，于是就因丧失了时间而丧失了生命－……让我们都把自己钉在时间的十字架上罢！我们都必须死，但愿我们的死是未曾放弃了一分钟的牺牲，而不是任着时间由一个空白把我们推送到另一个空白中去！87因此，他当然希望领导和社会上要考虑到，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创作，而创作必须有充裕的预备时间，写作时间和修改时间。不要叫社会活动过多占去作家的写作时间。88“国庆前后，社会活动很多，不易拿起笔来。”“事情多就不能写作，这言之成理，本可居心无愧。可是，我到底是作家。作家而不写作，究竟不大像话。”“时间，时间，给我时间！给我足够用的时间，我保证每年可以写出一本话剧，一本戏曲，和一本曲剧！“我从去年就打算辞去一切职务，专心写作，可是各有关方面都不点头。在这里，我再一次呼吁：允许我这样作吧－……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现在还不加劲写作，要等到何时呢？”89有意思的是，类似这样的感慨，老舍早在1935年5月在为《樱海集》写序的时候就发过：“我要不把‘忙’杀死，‘忙’便会把我的作品全下了毒药！什么时候才能不忙呢？”90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2)
但建国后的老舍，开始为自己以前写的作品里，只有“文艺”而没有“普罗”，时常感到缺乏“自信”，也是说惶恐更合适。50年代，有关出版社决定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各出一套多卷本的文集。除了《老舍文集》，其他几位的文集都如期出版。理由很简单，老舍屡屡婉谢了出版社的好意。他对多次登门来访的编辑说：“我那些旧东西，连我自己都不想看，还叫别人看什么呢。出一部《骆驼祥子》就算了吧。我还是今后多写些新的。”105老舍心里清楚，像《猫城记》这样的作品在思想上是错误的，他很后悔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决定不再重印此书。而且，他几乎没勇气再看自己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他的顾虑并非多余，1959年冬，他曾对来访的赵家壁说：“老巴（指巴金——笔者注）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106对老舍这个“相当大的转变”，远非不好理解。因为解放以前，他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在他看来，好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