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我坚持认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想，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想赋予过去以意义。”492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因为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史学家，往往不是历史的当事人，就像我对于30多年前的“八·二三事件”，我完全是个局外人。正像睿智的保罗·柯文指出的：“史学家正是因为是站在‘外面’，就有可能误读、歪曲，把一些完全陌生的意义强加给研究对象。就这方面来说，‘外在性’当然是个短处。

但是，史学家的这种‘外在性’也可能是一种长处。它构成了历史学家和‘过去’的直接经历者以及‘过去’的神话创造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有办法把过去变成可以理解、有意义，……换句话说，除了力求重造过去的参与者或神话创造者的意识之外，历史学家还力求在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今日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两者之间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展开有益的沟通。这种情况很像翻译家，翻译家的工作不只是把一种语言忠实地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还要让它对于用后一种语言的人具有意义。和翻译家一样，史学家成为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中介人。在随之而来的复杂协调过程中，当我们想努力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意识时，我们必须克制我们的‘外在性’。但是，当我们要向我们（现在的）读者阐述这种意识，使其富有意义时，我们则相反，友好充分利用我们的‘外在性’。总之，史学家很像翻译家，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对史学家说就是熟悉‘过去’也熟悉现在。史学家必须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不断地、敏感地，尽可能忠实地来回穿梭。正是这种来回穿梭，构成了史学家工作中张力的最终根源。”493但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就像神话曾被当作历史一样，现在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神话’。”494不得而知。

总之，历史学的走向已经变得多元了，书写远离大众的“纯学术”历史，或者再让历史单纯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都不是十分妥当。“大历史”只是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而“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495事实上，中国不缺乏富于远见卓识的史学家，齐思和早在1930年就曾指出：“从前，大家以为史有惩恶劝善的功用，于是便有大批《春秋》式的史籍出现；大家以为可以从历史中求统治法，于是又有大批《资治通鉴》式的史籍出现。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历史的观念改变了，我们既不相信历史能改革世风，更不相信历史能给我们教训，至于籍历史来宣传主义，或做做文章，我们以为更不应该。我们以为历史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推测未来，这是历史唯一的用处。但这种用处，已不能算小了。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我们所要努力的，便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专作那种褒贬，或给帝王修家谱的工夫，或就那希奇古怪的事情，作些美丽动人的文字。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这是史学的新目的，史学的新使命。”496结语无论所谓“正史”的书写，还是“口述史”的记录，对于什么是历史，历来说法各异，像“历史”就是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出现过的人、事、物，即“过去的声音”；一切历史是当代史；唯一的历史是思想史；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等等。但无论如何，书写历史者，（当然并非全是史学家，）都会注入自己的思想，哪怕是粗浅的识见。从这个层面也可以说，历史其实就是思想的延续与重叠。光接受生硬的历史知识，像我以前接受了太多约定俗成的历史结论，而极少对思想的思索，即对历史“过程性”或何以成为“无物之阵”的细节缺乏探索发现，还只是让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停留在平面。另外，由历史学家书写出来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在它瞬间发生了之后便不存在了。所以，历史不应当仅仅是史学家独坐书斋自我陶醉于翻阅史著检索卡片的精神活动，而应当努力去寻找构建起一个崭新的“活着的”世界。

这也是做口述历史的优势，像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干脆“视历史为戏剧，有着叙述性的结构和戏剧性”。497因为他的历史正是建立在成百上千次采访那些出现在历史重要关头的人们的基础之上，所以他称其为“活着的历史”。

《西方文明史》的作者之一，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勒内在作为书的序言《历史的本质》一节里，精到而透辟地说：“历史包括对事件原因和人类组织及思想模式的探讨以及对推动人类从事其伟大事业的力量和导致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的探索。……历史学家运用其全部聪明才智也无法创造出证据。几乎数不胜数的过去事件已无法知晓，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许多其他事件至多只能知其一部分。因此，关于过去‘事件本身如何’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要么永远无法回答，要么仅仅凭借高超的推断来做出回答。有关动机和原因的问题也许出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由于个人常常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动机何在，因为那种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完全有把握确证其他人动机的想法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掌握的证据越多，我们就越接近于作出有关过去发生事件的确凿的重新构想和解释。而且，对出于历史分析的目的而搜集和解释各种资料中遇到的困难灰心丧气是不应该的，应当将这些困难视作激发智慧的挑战。”498因此，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言：“将过去与当今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的一项工作。”499可如何书写历史还是个问题。在海登·怀特看来，任何的历史叙述都是文学笔法完成的。因为历史叙述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过去，这就从本质上天生带有了文学和美学的性质。所以，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用学术的方法再现过去的每一次努力，首先是一次“诗话行为”；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中的，不如说与文学中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严格讲，我们以往多的也还是“结论”的“历史”，而缺少真正“诗话”的、“思想”的“史著”。西班牙思想家伽赛特说得多好：“过去并不远在它所发生的那个日子里，而是就在这里、我的身上。过去就是我——所谓我，是指我的生活。”500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6)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勒鲁瓦·拉迪里在他的一篇演讲《静止的历史》中指出：“历史学透过眼镜应当去搜寻的不是自己的映像，而是去寻找一个崭新的世界。”501我想掠人之美，借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史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话来说明我要写“老舍之死”这段历史的初衷：“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502

“历史学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于是就不必怀疑，为什么每一个世代都发现有必要重新去写它的历史了。”503

为什么要书写历史？皮埃尔·肖努在论查理五世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说过这样一段话：“也许，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根本谈不上是公正无私的，但是在当时谁又是公正无私的呢？不管怎么样，这是在尝试通过现在来理解和解释过去，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那些创造历史遗产的世世代代由此而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于是，我们便具有了凝聚力和同情心。”沃勒斯坦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进而说：“历史学家应该重视这种对凝聚力的呼唤，它丝毫不隐瞒其价值观和爱好。历史学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为获得对话的真相而做出贡献。”504

这应该正是我要努力去做的。因为历史学家主张再现过去并认同“真实的规则”，事实仅仅是过去只有通过一种描述的框架而为我们所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过去就是一种描述或者能被视为一种描述。505

老舍的文学地图

文本里的“非正常死亡”(1)

小说里人物的终极命运

英国作家卡莱尔说：“如果我们对过去事件的洞察力从来就不完善，那么我们观察这些事件的方式与它们实际发生的方式就有着根本的差异。最富天才的人也只能看到，因而也就只能记录他自己的印象序列；因此，他的观察（且不说它的其他不足之处）就必定是连续性的。而实际发生的事件常常是同时性的。实际发生的事件不是一个序列，而是一个组群。这个组群并不在已发生的历史之中，正如它并不在书写的历史之中一样：现实事件之间的关系绝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简单，每个单一事件的原因都不只一个。它是所有其他或更早或同时事件的共同结果，而它又反过来与其他事件结合造成新的事件：这就是存在的亘古常新和永远变动着的混沌状态；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事物从它数不胜数的元素之中产生。”506

在这些“数不胜数”的元素中，老舍笔下描绘过的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与他最后的投湖自杀，有无内在关联呢？也就是说，当他在遭受了肉体的暴力和精神的屈辱之后，面对静静的太平湖水，做生命的最后思考的时候，他是否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些由他孕育出艺术生命的人物联系了起来？

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是老舍在他还不到26岁时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描写那个刚毕业不久，文静、可爱的女学生李静，为了替叔父还债，卖给老张为妾，不能与倾心相爱的王德结为连理。她最先想到的就是死，但“‘死’是万难下决心的，虽然不断的想到那条路上去。‘希望’是处于万难之境还不能铲净的，万一有些转机呢.绝望’与‘希望’把一朵鲜花似的心揉碎，只有簌簌的泪欲洗净心中的郁闷而不得。”507她“临嫁逃走”以后，当一切生的“希望”落空——“王德是别人的了！李应不知到那里去！姑母家回不去，也不肯去！蓝小山的爱情不能接受！孙守备的恩惠无可为报，而他的护持也不能受，他的思想和她的相隔太远！别人，没有知道她的，更没有明白她的！508她只有去死了。而在此之前，老舍曾用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描述文字作铺垫：“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509若以此段描写只字不改地用来表现老舍自杀前的心理，也是再合适不过的。无论他对着太平湖水是哭是笑，在他得不到任何“自救”的可能时，只有在万难中下定死的决心。

第二个想到的是长篇小说《四室同堂》里的祁天佑。平日里老实本分，“诚实，守规矩，爱体面”的天佑，被日本人污为“奸商”，要拉他去游街示众，教他自己穿上前后都写着“极大的红字——奸商”的白布坎肩。游街的时候，有日本人用枪逼着他大声喊“我是奸商！耻辱生出的绝望，使他的心完全空了。接下来，小说有一段深情、凄婉而又耐人寻味的描写：“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必须到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他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像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经等他等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

“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510在老舍笔下，死亡成了诗意的召唤。

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这是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它被用来说明老舍最后的自杀，与此竟有着惊人的相似：平时幽默、爽快、开朗、乐观、爱体面的老舍，在“八·二三事件”中，突然被红卫兵揪出，拉到孔庙批斗，被打破了头。回到文联，又被红卫兵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继续挨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对他无疑意味着莫大的耻辱。而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耻辱才能洗净。

两人最后都是投水而死，与祁天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