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老舍以他在抗战中的作为证明，他正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文人！

在那样的时代，他自然首先以为“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643他真切的感到，“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于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伟大文艺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6441938年“七七事变”抗战周年纪念，他在《这一年的笔》里表示，“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这一年的笔是沾着这一年民族的血来写画的，希望她能尽情的挥动，写出最后胜利的欢呼与狂舞。有笔的人都是有这个信仰。”645

武汉失守，老舍来到陪都重庆。9月16日，他写下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的《中华在“九一八”后》，呼喊：“努力呀，同胞！今天，‘九一八’才是生死关头；泄气则亡，努力则胜；用血，用生命，换来明年‘九一八’的战胜庆祝吧。”646“九一八”给了中华民族以大耻辱和大创痛，是一页惨痛的纪念。“‘九一八’必须从历史上抹去，用你的血抹去！起来干，不作亡国奴的人们！全民抗战的精神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647

老舍这一时期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散文大多是铿锵有力的战斗檄文，其核心的主题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想不亡，就须人人有不作亡国奴的气概与气魄，人人得成为忠勇的英雄。”“爱国的必须成为战士。”“个人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溅在沙场上，一方面去退敌救国，一方面使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儿还有什么更好的事业呢！？”648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在他看来，抗战完全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关照和检讨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而文艺作品就是这面镜子里的影像。

老舍在《一年来之文艺》里说，“血光杀声里有大时代的真面目。尽管所见者只是一事一人一角落，可是既经看到，便是好的资料。……以热情的文字写面前的杀声炮火，就足以动人。这些事是抗战的铁证，这些文字是真实的记录。”649老舍在抗战期间，随时把这些“好的资料”运用到创作上，除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话剧，因为“现在我们说，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650更主要还是构思酝酿并精心打造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舍的《四室同堂》是抗战期间一部不可多得的反省文化和人性的伟大之作，是中国人们抵抗日本侵略者从艰难走向胜利的“铁证”，是“以血为墨及时的记录下民族伟大的经验”，651同时又有着超越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价值。

1939年9月至12月，老舍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到延安地区访问。刚刚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慰问团下榻的地方看望，并设宴招待全体成员，而后又和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联欢会。老舍代表慰问团致欢迎辞。后随慰问团参观了延安抗大，八路军政治部等处。又到米脂、榆林等地体验延安地区的生活面貌。此行在他1942年出版的作为“抗战文艺丛书第一种”的长诗《剑北篇》中有所反映——“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共二万里。”652

1943年底，胡絜青为刚刚故去的老舍的母亲办完丧事，带着孩子，离开北平，千里跋涉，赶到重庆。老舍把家安在了北碚。胡絜青向老舍介绍着她所见所感的北平沦陷区百姓的生活和遭际，这使老舍的脑中浮现出一幅清晰的文学地图，人物的命运安排，小说的结构布局，就在这幅地图上铺展开来。这样的构架产生了近百万字的《四室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和《饥荒》。

1944年4月，重庆文艺界举行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动。而这时，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中国的战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呈现在眼前。老舍在一次“文协”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做耶酥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以至重庆《新华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短篇《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称赞老舍此番话“是何等勇敢的宣告。”并对老舍为抗战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这对所谓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653

老舍又是异常敏锐的，当他看到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的烽烟又起，1945年11月，他在纪念鲁迅的会上由朗诵《阿q正传》顿生感慨：“这样的胜利，而胜利后又复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强，真使我觉得中国的命运将和阿q的命运没有两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没有当汉奸，我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抗战，而我后面却一直跟着一个黑影。……打仗死不是党委啊！不是大官啊！而是我们老百姓啊！而是你和我啊！我们为什么不阻止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拿出力量来停止内战－……只有和平胜利了中国才有办法。”和平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

老舍的积极投身抗战与其朴素、自然的爱国思想，最初是源于一种本能的“知耻而后勇”。由母亲给他讲述父亲的牺牲，他懵懂意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应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这也是他“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654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4)

“在国外读书时，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效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655可见，老舍的“国家至上”思想，并非在抗战时才一蹴而就的。回忆起当年在国外关注北伐革命时，他还记得，“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656因而，老舍在《二马》里流露出这样的情感也就在自然不过了：“破碎的中国，破碎也可爱的中国。”657其实，单就“国家至上”而言，若把抗战时期的老舍与建国初期的老舍简单做一比较，便不难发现至少有三个相当明显且意味深长的相同点：第一，老舍是勤劳辛苦而多产的。不算老舍所做“文协”繁杂的事物性工作，仅算他服从抗战宣传的需要所创作的作品，抗战期间，他共写了长诗《剑北篇》，4部京剧，9部话剧，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惶惑》和《偷生》，短篇小说《火车集》和《贫血集》，以及大量的诗歌、杂文。除此以外，他还写了数量可观的鼓词、坠子、相声、数来宝、戏曲等通俗文艺。据曲艺演员欧少久回忆，抗战初期，老舍仅为他和富少舫就先后编写了《骂汪精卫》、《芦沟桥》、《新拴娃娃》、《啼笑因缘》、《台儿庄战役》、《樱花会议》、《中秋月饼》、《八面玲珑》等相声、鼓词数十段之多。658建国初期的老舍就更是这样。

第二，老舍是积极热情真诚投入的。从老舍的《诗人》来看，他自己无疑是个诗人气质的作家，为“协力抗战，重整山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这伟大的事业与行动中”。659他单纯地以为：“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660“为自由，为自由，齐赴沙场；/历史的光荣，当仁不让，/要作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661“我只知道岳夫子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陆放翁的激昂的诗句，并没毁坏了文艺，而反倒有些千古不灭的正气，使有心人都受感动。”“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66250年代“歌德”663的老舍也是如此。至于文艺不应是宣传这个道理，老舍在抗战时就再明白不过了：“有的人以为，文艺要过于切近实用，偏重于某一点，则必损失了文艺的从容不迫，或竟至不成为文艺。”664但从老舍的自身创作实践看，他懂得在特定情形下，比如“国家至上”，文艺理应担负起“宣传”的使命与功用。

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导致两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比如，夏志清以为“自从中共政权成立以后，老舍凭着靦颜的阿谀奉承，得意确保文坛的高位。”665而阳翰笙则早在老舍从事创作20年纪念时就说：“这20年来，我觉得你总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特别是抗战军兴起以后，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人民，你曾运用你那支锋利的巨笔去打击我们的民族敌人，鼓励过我们的士气民心，去扫除过那些社会上的渣滓，揭破过那些伪善者假面。你始终是爱着中国人民的，我想中国人民也一定会热爱你。”666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从事这一切“服从”宣传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中，老舍在“任劳任怨”667的同时，常是内心有矛盾，也有想法，甚至是痛苦的。对这一点，有一部分研究者常常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例如，抗战时期的老舍，正如胡风所言：“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668建国以后，“经历过生活底甜酸苦辣”的老舍，自然更有人们从表面容易得出的“深通人情世故”。“但是，他的‘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难得的是，没把“真”表现为“憨直”、“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因为人们见惯了老舍的“客客气气”，对他在“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也习以为常，故而大家在容易“懂得那里面闪耀着他底对生活的真意”的同时，也容易疏忽掉“那里面”还包括着他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抗战时，“他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却坚守着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为民族解放的文艺界团结的立常如果越过了这个限度，无论对手是地位怎样高的或计谋怎样巧妙的，他也要直言不讳，守正不移。这决不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中年人能够容易做到的。”669建国后，老舍依然如此，无论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宣传，还是受命应景创作，“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也始终坚守着一个“限度”。

我以为，对照抗战时期和解放以后的老舍，他的这个“限度”都可以在“国家至上”这个大的思想前期下划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创作上，一个是在人格上。但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异同。先说创作，抗战时，“全民族都在血里挣扎，……整部的文艺简直可以被称为一首战歌。”中国的文坛“是立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尽责地掌起救亡图存的号筒。”670建国初，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努力要把一切创作变成“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671不同在于，前者是文艺服从于国难当头时的“国家至上”，而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国家至上”即文艺服从于新政权领袖的政治“道理”。老舍对前者是得心应手，而对后者是“手足失措。”672再说人格，由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673抗战时，国破山河在，“国家至上”，以老舍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文人才要抗战到底，“无论受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