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届的不满。他呼吁大家帮助，“少叫我开会，多鼓励我写作。”“就是开会的时候，我也希望少谈些零七八碎的琐事，而多多文艺。我们缺乏这种谈论文艺的空气，希望今年文艺界改改作风，十次会议至少要有六次是谈文艺问题的！820他甚至说过这样的气话：“每天上午要写作、搬花，就是毛主席找我开会都不去。”821与以往不同的是，老舍的巨大热情之中，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意识。“我有热情，有大步前进的冲动，但在我一心想把革命斗争的事实变成血肉丰满的艺术作品时，我的政治理解和生活经历的局限却妨碍了我。”他意识到他的作品显得空洞平淡，是“因为我在写我并熟悉的事情。”他在一成不变地表达“一部文学作品肯定是政治宣传的一件武器”的同时，开始明确强调，“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822曹禺在回忆起当时北京市委让他写协和医院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时，对此深有同感。《明朗的天》当然是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以后，旧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迎接新时代，谁能说意思不好呢？但曹禺对知识分子生活不熟悉，光靠在协和医院呆上半年体验生活，不断地跟人聊天，访问家属，自然“写得不能够很动人，就像一个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自己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好，多快呀。但是你没有机器，没有汽油，让人推着走就走不动。”其实，像老舍一样，作为一位写出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杰出剧作家，他不可能不知道剧本的毛病出在哪儿？但他在看见别人受冲击以后，自己就胆小，不敢写了。有些熟悉的材料，觉得和时代不合适，不愿意写；领导希望写的，自己又不熟悉。因此就写不出东西了。823像他在1957年向中国作协递交的今后十年创作计划，都是他所不熟悉又不擅长的：“写资本家改造的剧本，57年、58年；写农民生活的剧本，60年至62年；写大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63年；写工人生活，64年至66年；想写关于岳飞和杜甫的历史剧。”824老舍的写作计划是，“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两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825正像王蒙认为的，若把老舍解放后的全部作品和活动做纯文学或纯艺术的考察是一件相当肤浅的事情。因为这个结论很好下，无须研究人员，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得出。老舍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共和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历程。826老舍的内心是清醒的，他在写于1962年的《生活与读书》一文中，总结建国后所写的诸多作品，“没有一本出色的。”为什么以如此饱满的政治热情，“兴高采烈，不断地劳动，”而“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呢？首先是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知道的不多，认识的不深，而又急于写作。于是，就不能不东拼西凑，把作品拼凑出来。这不会成为好作品。”他努力从自身找毛病，“即在以写作热情代替了生活经验的积累，写的多，可都不结实。”“其次，检查十几年来我写过的东西，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政治性不强。……我只能说一些人云亦云的道理，没有深远的社会主义的体会与见解。这样的作品只能是一些社会现象的肤浅说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真谛。……结果，写出来的至好是与当前的政策大致相合，而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深识远见；有时候甚至庸俗化了社会主义－……深入生活，多读书，可以矫正我的毛玻”827意味深长的是，几乎正此时，老舍继续“故意”犯着“政治性不强”的“大毛脖，偷偷地写着与当前的政策不合的家族小说《正红旗下》。

这说明老舍的内心同时也是矛盾的。他的痛楚在于，他似乎总能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的老舍和艺术的老舍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进行着一场角力。1962年3月，老舍在“广州会议”上，能说出“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盗女娼。”令许多人瞠目结舌、难以接受的话。8281962年底，还是在一次会议上，他又“自觉自愿”地说“苏联现在也不行了，革命靠我们了。”829即便是到了1966年春，一方面，为配合政治，老舍以老弱的病体，到北京顺义和密云的农村公社“深入”体验生活，为写好一个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竟那么详细地记录下陈各庄大队的养猪资料830；创作了话剧《在红旗下》，“高声歌颂社会主义新事物”。831另一方面，几乎与此同时，却在与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和罗玛·格尔德的谈话中，道出了真实的内心感受，发人深思。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从“反右”到“文革”(3)

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是。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和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了。革命开始唤起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他们被外国列强踢进了苦难深渊。……

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重点是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832

从此中能够判断，老舍在“文革”初起阶段，就对“文革”流露出些许“担心”是肯定的。833但正像苏叔阳指出的：“老舍先生还不是一个自觉的、清醒的思想家。我从他的全部作品和表现来看，老舍先生还没有达到舒乙所说的那种高屋建瓴的思想家的水平。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追求崇高境界的一个知识分子。”834有意思的是，苏叔阳在1986年写话剧《太平湖》的几个月，“是他学习和认识老舍先生的过程，我不断认识到他的伟大，觉得他是一位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的思想家。”835

不过，如果简单把抗战时期的老舍与建国后的老舍在政治上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如果说50年代初刚回到北京的老舍，与抗战时期还有相同之处的话，很快，两者的分野就出现了。很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始终是“言由心生”，而后者常常是“言不由衷”。因为，抗战时期“是老舍一生中精神最舒畅的时期。他怕得罪人，但却不怕得罪中华民族的敌人。爱国的立场使他如鱼得水，在自己人当中他不会因爱国而获罪于人；对于侵略者和公开的汉奸，他不怕得罪他们。像老舍这样一个从下层穷苦人家出身的人，是不怕劳苦的，只要别人能够信任自己，多干点事儿对于他是无上的光荣。也就是说，这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在精神上确实轻松的。”836

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顺应了一切，形式上的地位也红红火火。”了以后，他的内心“从未有过真正的平静。对被迫害者，他有一种愧疚感，不论他在私下如何向他们表示好感，但他到底是立于他们的对立面，而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对于那些斗人英雄，他是怀着内心的畏惧的，他知道一旦当他也成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他的命运就是非常悲惨的了。”换言之，他很清楚，自己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人民艺术家”的荣誉也没有使他成为“给他荣誉的人的‘自己人’。”“他之受宠全在于他现在对现实政权的拥护态度和在文化界的带头作用，一旦失去这些，一旦处于被审查和被斗争的地位，他的命运不会比俞平伯、冯雪峰、丁玲、艾青这些人更好。”837

修改旧作：是“敷衍”还是“真诚”？

老舍在1945年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里就表示过，“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838但在40年代末到60年代这20年的时间里，他还是对自己的再版作品动过三次比较大的外科手术。

第一次是1948年——1949年，老舍时在美国，由他和赵家壁合资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学丛书”，再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等写于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时，老舍分别对《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做了删改，并未做任何修改说明。

第二次是50年代初。1951年和1953年，晨光出版公司的《骆驼祥子》校订本和《离婚》修订重排版的第七版，老舍做了较大的删改。但对所有这些删改，老舍只在1952年为修订重版《离婚》而写的“新序”中做过这样一个简单说明：“在写此书时，北京还是‘北平’，现在念起来，怪不顺嘴，乃改为北京，不管和历史相合与否。”

第三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骆驼祥子》，老舍做了较大的修改。他在《后记》中说：“此书已出过好几版。现在重印，删去写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舍短篇小说逊，老舍对所收《黑白李》、《断魂枪》、《牺牲》、《上任》、《柳屯的》、《善人》、《马裤先生》、《微神》、《柳家大院》、《老字号》、《月牙儿》、《且说屋里》、《不成问题的问题》等13篇小说，都做了一些删改。但老舍在《后记》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明：“在文字上，像北平之类的名词都原封不动，以免颠倒历史。除了太不干净的地方略事删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减，以保持原来的风格。有些北京土话很难改动，就加上了简单的注释。”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离婚》时，老舍做了更多的删改，却只注明“作者校订略做删改。”839

事实上，确如宋永毅所说，“在解放以后老舍为他旧作所写的序、跋中可以看到，老舍不断真诚而又复杂地检讨着自己，并不断自谦地‘贬其少作’。”840把它们称为“古董”，以为其好处在于“能看出昨天的缺欠或错误，正好鞭策自己努力学习，要求进步。”841下面仅以《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老舍删改旧作的精神心态。也许想法再简单不过，既然旧《骆驼祥子》没能“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842，却完全可以“按照毛主席所指示”修改出一部新《骆驼祥子》。

所以，从这点来看，老舍与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式的修改，还不能算是一回事。《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以后，法捷耶夫昧着良心，修改成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他懂得文学为何物，知道这么一改就不成样子。可又必须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斯大林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敢不信。他的内心极为痛苦，借酒浇愁，以至终日离不开酒。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却不被理睬。他在极度绝望之下，开枪自杀了。843不过，没有过法捷耶夫式修改体验的老舍，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自然也无从感受法捷耶夫式的“振奋”。相反，他还在《化悲痛为力量》一文中，表达着心里的“万分悲痛。”——“我们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需要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和需要阳光一样，可是他已经与我们永别了－……这伟大亲切的名字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红旗，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用斯大林导师给我们的教育武装起我们每个人来吧，我们必会胜利－……斯大林这光辉伟大的名字永垂不朽！844

从“反右”到“文革”(4)

有趣的是，《骆驼祥子》最早版本修改的始作俑者，并非老舍本人。1945年，《骆驼祥子》在纽约译成英文出版。“译笔不错，但将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译本的结局是祥子与小福子都没有死，而是由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中抢出来，皆大欢喜。”但这种删改，译者并未事先征得老舍的同意，等他到美国时，《骆驼祥子》已成为畅销书，“就无法再照原文改正了。”8451950年8月20日老舍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老舍选集〉自序》中“自我检讨”，当时写《骆驼祥子》，“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去的一大段删去。）我管他叫‘个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