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的为人，表现了他一贯的正义感，对邪恶、淫威、暴虐的蔑视和无畏。”906不过，我觉得，单拿老舍在批判过后对吴祖光的这份关心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份愧疚。因为，老舍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他在《自由和作家》里所提倡的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与他所批判的吴祖光的“右派”言论，在那些货真价实的批判者眼里，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比吴祖光幸运，暂时躲过了“反右”。而一旦侥幸过关，他又露出了他的本“真”：“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爷’。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907”更何况是对待自己的朋友。所以，老舍对胡风，对吴祖光，都是如此。但当他自己挣扎着熬到了“文革”，遭受了比他所批判过的人们更残酷的批判，甚至侮辱、殴打的命运时，他绝望了。

这也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这种“重人情、讲礼仪”的“本质”与他作为“底层出身的满族人”密切相关。但他认为老舍的重人情、讲礼仪是出于“自卫性质”。“他希望自由，不愿把人裹在重重礼仪的外表之中，但他不愿加害于人，更不愿意别人加害自己。他是自抑的，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伤害别人，因而他处处考虑对方的心理，以对方所乐意的方式对人。这种自抑性格使他把委屈留在自己的心里，永远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感觉。没有这种性格，一个像老舍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在中国的社会中生存，更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和帮助。”908严家炎则用“外圆内方”来解释老舍这样的为人和行为。他表面上很随和，待人也很亲切。但又有极强的自尊，即有他刚烈的一面。当在“文革”中无法忍受种种的折磨和侮辱，那种深入骨髓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引导他走向绝路。909许纪霖在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时，专门指出有一种“外圆内方”的类型：“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返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910

“文革”与知识分子人格(5)

我以为，这样的解释用在老舍身上相对来说，是合适的。因为老舍对别人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攻击性，并非没有给别人造成过伤害。纵使有胡风、吴祖光理解、体谅老舍批判时的心境，但对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来说，记忆就没那么“异常的温暖”了，而是“听了很难过”。911他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912老舍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913这番“上纲上线”的话，的确令从维熙和刘绍棠这两位刚在文学上起步的年轻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说，从维熙感到的是绝对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刘绍棠还有可能感到，老舍是在借批判来“报复”他。事出有因，周扬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第一次提到中国有四位语言大师——巴金、茅盾、曹禺、老舍。年轻作家刘绍棠在会后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只有三位可以“当驯，“意思是老舍不够资格。”这话传到老舍耳朵里，老舍自然极为不悦。914从老舍写的几篇涉及批判刘绍棠的文章或发言来看，里面明显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绪。但即便是《勖青年作家——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发言》，老舍的批判也远非火药味十足。看得出来，他克制着，始终没有指名道姓，主要还是劝勉：“青年发表糟粕也可能是不好的是事，假若这叫青年变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什么地方都摆不下他，最好只好排在右派分子的队伍里－……我愿鼓舞你们，你们可不该以才子自居，一个以才子自居的也许会使十个青年堕落腐化，不但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915被打成“右派”之前的刘绍棠称得上是少年得志，被誉为才子、神童，并以才子自居，难免露出一些年轻人的张狂。无论是否故意，反正是在言语上冒犯了老舍。而老舍在刘绍棠被划成“右派”之后，专门写过一篇《论才子》。因文中没有点名，所以只能推测有可能是针对刘绍棠，至少是针对刘绍棠那类“自我扩张”，“狂妄之至”的青年作家，有感而发的。文章虽不乏火气，却还是以规劝为主。“今日的‘才子’而不肯谦虚为怀，勤自鞭策，过几年便恐怕非掉队不可了。”“所谓‘才子’者，必是顾影自怜，个人主义者。他要的是绝对自由，抗拒的是领导。”此处显出老舍的矛盾，因为他刚刚在几个月前写的《自由和作家》里，提出的也就是要写作的“绝对自由”。而他在此处，又对要“遗世独立，与众不同”的“才子”提出质疑：“一个‘才子’而以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便是委屈，受束缚，还成其为作家吗？放下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而去胡思乱想，且美其名曰独立思考，我看哪，这分明是胡涂思考！

老舍强调，个人的力量，首先应提到的就是政治热情。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既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家，也就不能不热爱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当爱护作家，作家爱党，这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奉命写作”与勉强交卷的关系。若说作家自有个人的力量，与党无关，那便是“自我扩张”，狂妄之至，必定碰壁。他们写作是为了个人名利，他们所要写的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这点力量发泄不出来，所以他们怨气冲天。他们越来越看不上新社会的一切，越来越领导耽误了天才，一来一去，或成为有右派情绪的作家，或干脆成为右派分子。916而且，老舍对“才子”真有点“宜将乘勇追穷寇”的劲头。到了1958年2月，老舍还在对“才子”问题“耿耿于怀”。他的《答某青年》一文，仍然肝火很盛，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要知道你以才子自居，只是装模作样，自欺欺人。……请你看看右派青年作家吧！他们比你强，他们发表过作品。可是他们一自居天才，便狂傲起来，也就开始堕落。他们所以自居为才子的原因之一，也是有那么几个青年乱捧他们，把他们捧得头昏脑胀，飘飘欲仙。结果，他们就日渐腐化，成了右派分子。”917所以，面对老舍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舍，哪个才是真实的老舍。也许两者都是？用许纪霖的话说就是，“外圆内方”的老舍的内心是“分裂”的，以此为例，老舍在1957年1月写的《自由和作家》这篇至少流露出“右派情绪”的文章里，还提出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918“反右”以后，他又马上反复表示，“右派分子反对文学事业应当有领导。他们要的是‘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与一切的‘自由’，包括乱搞男女关系，提倡文人无行，海阔天空，胡作非为。……有人质问，他们会说：文学之事，才子之笔，不受领导；有领导，无创作。……他们宁肯虚此一生，也绝对不肯‘奉命创作’，为人民服务。”919到了9月，他已经在《论才子》这篇文章里，显露出极高的政治觉悟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再次完成了由“抵制”到绝对“服从”的转变，他在《论才子》的最后一段提出，领导与作家之间应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有政治热情，热爱社会主义，肯去深入工农，又有高度的文艺表现能力，我们就有了力量。这个力量是为干什么的呢？是为胜任愉快地接受党的领导，通过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去加强集体的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我想，这应该是领导与作家之间的最愉快而亲切的关系。”920对于老舍说出这番话，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敷衍”的表态，他难道不是在“真诚”地批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现状吗？但同样的真诚，“反右”前后的区别在哪里呢？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1)

像老舍一样，1949年以后，郭沫若被委以重任，身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但与老舍不一样的是，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来，有些是正职，实职，且有相当的权力。即便如此，那个写就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开山之作《女神》的“狂飙诗人”，开始无条件地与他所崇拜的政治领袖保持一致。比如，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进行大批判之初，当他看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立即将毛泽东信中所批评的“大人物”与自己联系起来，马上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系会议上提出《三点建议》，表示要坚决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再如，1955年，当他到毛泽东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语以后，又立即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系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还比如，当他读到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评意见后，立刻公开检讨。难道他忘了曾几何时自己说过赞扬武训的话——“在吸吮别人的学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在“双百方针”的激励和鼓动下，他也会敞开胸襟，像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文人知识分子一样，一时放胆，以忠言进谏：“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社会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但当他见到毛泽东的《事情起了变化》一文，马上就地旋转，彻底否定自己，不仅开始批判文艺界的“自由”倾向，而且成为反右的积极分子。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情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9211957年，时任文化部长，并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自然也不能幸免。8月3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会议，无论“真诚”还是“敷衍”，茅盾做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的发言，批评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并指责丁玲“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922我到现在渐渐明白，晚年周扬是要用整个身心的忏悔以求尽可能地来救赎自己的心灵。但他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精神忏悔，对于自己来说，经过痛定思痛，是把积压日久的思想魔鬼释放了出来，毋宁是一种疗救的解脱。但对于已经给别的众多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这仅仅是，而且只能道义上的。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例，1955年8月，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小集团”，是在周扬主持的中国作协党组会上决定的。1957年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又表示，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55年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