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大概被认定了是一条浮出水面上来的大鲨鱼、大毒鱼，谁也救助不了他。尽管他有两位早年在《大公报》时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其后的《文艺报》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这位副总编的‘老底’，他的同事们、盟友们写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经为法西斯辩护’。986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4)

另外，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987像这样既是历史经验又同时是历史教训的例子，是那么发人深思啊！

另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是莫过于周扬。人们记得，三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时，他“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但延安令一个“年轻崭新”的周扬出现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他让人感到了“陌生”。1949年以后，他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人民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亲切。”在“文革”自己遭难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发生。“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988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文革”磨难的周扬，在晚年又以“苍老崭新”的面貌出现了。他“愿意诚恳地改正过去的、也不能由他个人完全负责的‘左’倾错误；他更不以一贯正确自居，更没有什么风派表现。”989他有的是心灵的真诚忏悔和对昔日崇拜的领袖的客观再认识。他在写于1983年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说，“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990“文革”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991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文革”而想对“文革”有所认识的后生晚辈，作为一个有志于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史的年轻学者，我最巴望看到的是来自历经浩劫的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幸好，我们还有这样“卢梭式”的知识分子，尽管可能忏悔得并不彻底，或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有思想的真声音，才会有知识分子的真希望。

在何西来眼里，“‘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所谓‘改造’，就是整人，效果是适得其反。平心而论，知识分子不是没有问题，不是各自的弱点，也不是不要改造，但是改造应与所有人一样，必须平等。几十年来的所谓‘改造思想’，其实在多数情况下都带有歧视性，因而在方式上往往是去丑化知识分子的人格，去摧毁他们的尊严，去侮辱他们。以何其芳而论，多年他一到延安就改造自己，完全忠诚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路线。一辈子都在改造，最后还是把他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92娈勋认为，他一生中，“内心最忏悔的一件事，就是反右一开始，我跳上台发言反右派。也是我要跳。是有人找我，说你苦大愁深，现在有人反对共产党，你为什么不发言呢？被人一激，我上台发言了，是在斗争会上发的言。我们那里，出了七八个右派。

“我有个看法，也跟朋友们谈过，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们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时，我们也做过狗。说人家是右派，一声召唤，我们就上去斗。这些右派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啊！这辈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从领导布置跟几个人把别人的日记翻出来，查证据。这是狗事。”993回首往事，叶廷芳深感，“我恨清查的人，也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怕死。过去，我经常看到恩格斯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在战场上那些曾经胆战心惊的战士，最后在走向刑场时，却是视死如归了。那时我就决心，以后再不说假话了。因为说了假话，内心更难受。每次开会要认罪一番，要讲违心的话。我想再也不重复这种荒唐了。‘文革’之后，很多人自我批判很厉害。我反思自己也是很深刻的。”994历史学者朱大渭：将经历了“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种，逆来顺受，老实劳动，什么都不想。这是少数。第二，怀疑派。认为这一套不对，……有抵触情绪，但不敢反抗。……相信知识会有用，‘文革’会结束。这种人比较多。第三，坚决反对左的那一套，坚决抗争。这种人也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从整体上来说，“‘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的身心是严重摧残。……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大打击。”995反省过自己的凤子以为，“人性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哪怕是至交，也由于‘阶级斗争’的毫不含糊，把极细小的事情交代，揭发出来。我自己也这样，我也揭发过别人。为什么？是为了‘立功’，也是为自己‘过关’。这都是由于对革命偶像的膜拜，以及对‘左’的盲从所造成的。”996黄宗英深切感到，“无论如何，‘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封建主义病灶的大溃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社会中坚，我们在建国以后，发挥了多少有氧细胞的作用去制止这场浩劫呢？”997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5)

晚年一直被病魔缠身的曹禺，终于在垂垂老矣的暮年，说出了发自肺腑的深沉而凝重的思考：“‘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战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我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他还“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有出声，我喊到：‘天哪／”“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多么紧！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998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隐约看到了那个敢于吹响末日审判号角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身影。“末日审判的号角想吹就吹吧；我将手拿着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为人。我以同样的坦率道出了善与恶。我既没有隐瞒什么丑行，也没添加什么善举。万一有些什么不经意的添枝加叶，那也只不过是填补因记忆欠佳而造成的空缺。我可能会把自以为如此的事当成真事写了，但绝没有把明知假的写成真的。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招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丑恶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可鄙而羞愧。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要好／”999

在已经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忏悔者中，韦君宜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她说：“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1000但真正使她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1001

周扬也“在忏悔了”。他向许多他以前无情批判过的文艺界的“朋友”，真诚道歉，做报告时，流着眼泪明确地说，以前由于他的缘故，让“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他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相见了。”因而，人们“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1002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的“忏悔”，正如许纪霖所分析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经常以一种甚为得体的谦逊方式论证着自我形象的合理性甚或完美性。即使有了难堪的过失，也习惯地归咎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仿佛自身就没有一丁点道德责任。当然，有些人也不乏痛苦的忏悔，良心的审判，然而审判的结局……他们的灵魂不是在反省中得到洗涤、净化和升华，而是自我开脱、自我安慰和自我谅解！当人生的挫折和内心的焦虑使他们寝食难安时，他们很少……直面人生，直面自我，在与外界黑暗与内心丑陋的搏斗中开拓出新的精神意境；相反地，却常常求助于自我调适的心理防御机制，或为压抑（抑制‘本我’的能量冲动）、或为幻想（在白日梦中得到虚幻的满足）、或为文饰（为丑陋的‘非我’形象辩白）、或为补偿（以学术中自我的光彩慰藉政治上堕落的自我）……”1003

难道这真的是因为，“我们正处在由政治来决定生死命运的大悲剧的时代，这才是真正时代的死结。这一死结在当前是否已经解开，我希望每一个人以平旦之气，面对现实问题，一样一样的切实去想。吴稚晖先生，是这一代的大聪明人。他的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抛入海底，我觉得这是象征着他对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