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不满足现状的进取者的形象。如果换一角度看张维每次超越对象的历程，可以看到每次经历都表明他是局外人，属于体制之外的异端，就像比丘尼一般经历人生诸般阶段，看破人生红尘冷眼，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的意蕴不可谓不深广。对一个思想者来说，真正的威胁并不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或事业，而是背后的信仰，对某种生活意义或价值的坚守。在为主人公探索之途铺路时，作家不无将先验的理念做了叙述中心之嫌，人物成了实现作家理想胸怀的道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张维的道具，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总的来说，也就使得《非常情爱》显露出浓厚的理性浪漫情怀。张维虽然在生活中时时有局外人的体验，像一个精神的流浪儿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但是却从没有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那样走进荒诞，后现代的异化人性体验与之无关。张维感受到的人性隔膜，是来自对个体优越性的确信，对别人缺陷及低劣的洞察，以自身的聪明睿智揭破世人的庸俗琐屑，看透体制的种种弊端，要与人性的丑陋宣战，在麻木的人群中维护精神的尊严与人性的本真，所有这些都表明，张维是理性启蒙的代言人形象。

关于本书历经阵痛，终于出炉

继问题小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于近日隆重推出徐兆寿的又一部问题小说《非常情爱》。据该书的责任编辑晓文讲，这部小说是两年前交到出版社的，因为争议较大，几经审读，几经曲折，前后修改了六次，从原来的五十三万字删减为目前的二十六万字，她希望这本历经阵痛之书能够经得起社会的检验。据说，作者在修改过程中也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病。他说，为这本书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间有好几家出版社曾向他索要此稿，但在晓文编辑一再的坚持下，他还是选择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非常情爱》写的是一代人的信仰问题。据作者讲，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取材于已故天才诗人海子，又与海子大不同。作者基本上没用海子的任何生活素材，只是取用了部分心理和文化活动素材。张维跟海子一样，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沉迷于诗歌和哲学中，企图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王国，但他一次次遭受打击，数次退学未遂，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几次自杀未遂后，他的老师和周围人都行动起来，要拯救这个天才，却不知张维要拯救的是整个世界。小说围绕“拯救”与“被拯救”这个主题，描写了很多口是心非的大学教师形象。

和《非常日记》一样，初稿写完后，作者给周围的一些朋友和大学生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本书不胫而走，在兰州地区的大学校园里暗暗流传了两年。兰州大学和西北师大一些研究生还写了书评，后来，稿件传到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博士生中。几乎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认为，这本书才是真正让人震惊的奇书，是徐兆寿近年来最好的作品，也是近年来文坛少有的好小说之一。

关于本书一枝寒梅独傲雪

——读徐兆寿的小说《非常情爱》

诗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精神的殉道者，海德格尔曾说：“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乏时代真正的诗人”。[1]自从屈原《天问》以来，中国无数诗人巡着其足迹追问人的终极问题，坎坷而行，以啼血之笔谱写生命之歌，而诗意的浪漫中浸满了难以言说的凝重。尽管他们呈示给世人困惑与焦虑的脆弱面，然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使他们命定要成为俗世中的英雄。就如80年代中期，海子以殉道者的身姿演示追问终极的仪式，以死亡印证关于生命的言说。

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向读者展现的正是当代“诗人”的命运遭际。小说以张维的情感经历为依托塑造了一个“思想者”，主人公张维尽管与海子有不同生命经历和人生结局，但思想的契合使他们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同样为生命的悲苦忧乐慨叹、伤怀。对于张维，他自始至终的困惑都来自灵魂有无的思考，其理性徘徊于生与死的断层之间，生只是给他提供了思考的时空，而“生之后”——死才是他追求的终极。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思维困境使张维难以正视现实，而只能通过极端、超前的行为宣泄内心的纠葛。当现实人等以日常规则衡量张维时，他的特立独行显得格外怪诞和荒谬，这使张维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苦楚：同学、恋人、老师们异样的目光刺激着他的神经，甚至在思想上与他最为投合的诗友也逐渐难以容纳他“超前”行为。张维被人们视为疯子，然而在他的眼中，其他人游离于自己的规范之外才是真正的“不清醒者”，这一错位让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透过两者一致的思维，我们仿佛听到赶夜路时莫名的脚步声，让人惊颤更让人警惕。现实的种种迫压着张维，使他一次次陷入绝境、一次次自杀未果。张维的自杀导源于追寻过程中意义的缺失，其决绝反衬着他内心的痛苦，但从另一角度分析，张维的自杀尽管有着悲壮的一面，却也不无怯懦之嫌，毕竟真正的“思者”应该于困境中体现坚毅，而不是以生命的完结显示绝望。如易敏之所言“自杀的确是一种勇气，的确值得人钦佩，但是，我同样认为，自杀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一个人在没有探知生命奥妙时就放弃的软弱表现。”冷静审视张维的自杀，作家决不是单纯在显露诗人的“怯懦”或悲壮，其深意在于，一方面通过“自杀”未遂消解了张维行动的意义支撑，另一方面通过诗和哲学的宏大奏响生命的悲歌，在张维每一次接近死亡时震撼他的心灵，也使读者能够在生与死的断层中约略体悟到一些生命的终极意义。因此，受到生命启悟的张维在行动失去意义后并没有走向虚无，反而在探询生命之途中走得更为坚定。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张维可谓一个精神界的“寻路者”。“寻路”主题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由五四时期知识者寻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到30、40年代革命者寻求社会解放的革命道路，再到80、90年代物欲横流的现实下有识之士寻求精神发展之路。这一主题的发展不仅显示了历来知识者的心灵轨迹，也暗合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精神发展的轨迹。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即是描写人物的孤独与叛逆。他们都因行为和思想的“异乎常人”而成为众人睥睨的对象，他们几乎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发疯或死亡，这样的身份标识使悲剧结局成为“寻路者”的宿命，如鲁迅小说中的狂人亦或魏连殳，茅盾《蚀》三部曲中的诸多知识者。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他脱开了已经定型化的叙述模式，而以主人公张维迷途知返的迥异结局拓展论“寻路小说”的领域，结局的转变显示了新时代作家于思维层面的变化。随着科学、物质的发展以及“同一性世界”的构想，时人的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更为多元化，多维度的意义世界给了人们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希望，因此 ，死亡或发疯这一道路已不再具有典范性，尼采或海子的精神激励着人们，但其选择也频遭质疑，作家以张维的结局显示了这一质疑，表达了新世纪的另一种声音。

张维虽然是以诗歌成名，然而其真正的精神支撑却是哲学，他是“思索者”，“形而上”构成了他存在的主要方式。然而在物质的社会现实中，张维的尴尬是明显的，他遭遇着各种精神的磨难，对于他而言，人生处处皆战场，烽火之后是硝烟。这尴尬首先表现在情感上。张维与爱情一次次邂逅，然而人们所爱的是其双眸中透露出的忧伤，以及那份孑立的孤傲，他如忧伤的王子吸引着人们的爱与怜惜，但没有人能够读懂他忧伤、深邃目光后的那份神圣与悲悯，没有人懂得他对人类以及生命的敬畏与爱恋。爱情之泉无法浸润张维眼中荒芜的世界，反而以其易变和脆弱蛀蚀着张维的心。吴亚子是他深爱的女子，然而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她与张维却各执一端，无论怎样努力，张维精神的砝码都无法承载物质的锈蚀。因此，在与吴亚子的情感纠葛中，“拯救爱情”是他唯一的行动，他以种种努力试图引领吴亚子皈依精神，然而这使“她觉得他们是难以再在一起生活了”。吴亚子“是一个注重现实的女人，虽然也时时刻刻有浪漫的念头和幻想，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被夸张了，被张维篡改了”，她的“固执”把张维的爱情推向了绝望；与此同时，张维的信念也被推向了深渊。当张维以爱情的绝望遮蔽世间的善与美时，“恨”成为他在求索道路上的主导动力。他开始以二元对立项分割这个世界：在其精神大纛指引下前进的人被划为同志，而那些与其背道而驰者则成为敌人。阵营的确立使张维更加孤独，也使其行动与思维也更为绝决和偏执。或许由于张维的精神世界已经为诗歌“纯化”，他拒斥任何物质的世界。然而张维同样面临悖论：做物质的奴隶还是物质的主人，当他为人类树立精神坐标时注定要把自己推向尴尬，纯然的精神境界只能是一种理性，理想毕竟建筑在现实的土壤上，脱离的现实的土壤无异于“拔着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恨”使人清醒，“恨”也让人盲目。

在与巫丽的恋爱中，张维更深切地洞透了深渊中的黑暗——精神无力拯救爱情，欲望却以弥天的气势吞噬着精神，张维开始以思想与行动的决绝自我拯救。而在穆洁那里，素养的相近使张维的哲学之思有了停靠的港湾，但它同样没有经受住世俗的风浪，哲学曾使他们并肩，也最终使他们走向对立的阵营。因此，对于张维而言，爱情总与其追问生命的哲学有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而每一次爱而不得都将张维推向更绝望也更决绝的境地。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徐兆寿之所谓缠绕于张维的爱情中叙述思想的原因，作家不过希望以“情爱”的“非常”呼应“思索”的艰难，勾勒张维的精神轨迹。应该说，作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珍视张维“思之勇气”与坚执，使主人公在爱欲中成长。在张维的情感历程中，无论吴亚子还是穆洁，他们都被张维的二元对立观分裂，爱与恨总是对决而激烈的。但作家没有掐灭生命中所有的希望，而卢小月正是诗人于黑夜中摸索时出现的微光。张维与卢小月的情感，可谓纯净，无恨亦无欲，当张维捧着卢小月纯净的脸庞时，他所看到的是“美”与“善”——这是他的世界中不曾出现的辞藻，此时的张维走下了英雄的圣坛，回到人间。世界由此脱开了黑白二色而呈现为五彩缤纷，被遮蔽的现实也逐渐显露出多样的面孔，一切在张维的眼中鲜活起来。当然，张维对“美善”世界的接受并不意味着认同，他的退守意在超越。回到人间，体味人间冷暖，才能真正明了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不再以虚妄来抗拒虚无，而在精神求索的道路上也才能走得更为踏实，理想才不会渺茫。

作为诗人，张维是受众人瞩目的，然而他两次退学、两次自杀、与校长、导师之间的据理力争等“传奇”经历，将张维推离了现实世界，和他所探讨的灵魂问题一起，成就着世俗的想象，因此，张维现实“光芒”的虚假性遮蔽了他哲学上的求真的“光芒”，因此张维的痛苦除了求而不得之外，更多是不被理解的苦楚。在莫亚所举办的《非诗》讨论会上，曾经并肩的战友如今已陌然，任何狞戾的叫喊也阻挡不住他们纷纷离去的脚步，诗歌在后现代主义的冠冕下，以虚无对抗物质世界，以调侃宣示绝望，但张维的愤然离去折射出他的孤独。“确认了世界的空虚，只是问题的开始。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如果因为世界的本相即虚无就否弃对现世意义的要求，无异于肯定现世的虚妄就是意义，世界之外的价值无法透入到这个世界”。[2]后现代主义诗歌正是以意义的放逐来抵制世界的虚无，这与传统诗歌虽则看似背道而驰，然而在本质上他们没有违背“诗性”这一根本，无论俗雅，皆成文章。然而，在精神的战场上，膜拜在哲学脚下的张维不容许诗歌以任何方式退却，即使形式上的退却，也被认为背上叛逃者的罪名。哲学信念的支撑赋予了张维力量，他始终以投枪标示自己不屈的精神界战士的身份，如张维在诗中所言“我，一个执意朝圣的人/向西，向西，再向西/人类命途暂短，而我路途遥遥/我，一个盗火贼/一个众神诅咒的人/今天终于发现/我还是一个众人遗弃的孤儿/不需要支援，只需要战斗/我，一个彻底的敌人/向着我所曾经爱过的人间/投下愤怒的火/我不需要支援/我只要死”，这一精神如西绪弗斯接受的推石惩罚，无论前面是绝望还是虚无，他用双脚所丈量过的土地彰显着意义。

在没有了爱，也没有了诗之后，张维的哲学更为纯净，他试图以绝世之作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份狂傲和披荆斩棘的勇气让人依稀感受到了尼采的气息，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英雄”。英雄在此是指精神的斗士，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勇力。尼采敢于打破上帝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