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胃部的毛病、抑郁、婚姻咨询、僵住症检查、关节炎、疣、焦虑、眼部检查及足部问题。

1994年2月15日，麦克纳尔蒂召集双方开会确定调查和开庭日程，开庭日期被定为1994年11月1日。他还命令所有调查--质询、采集证人证言、复印医疗记录及不健康心理测试--必须于六个月内完成，其截止日期为8月15日，这确实太苛刻了。

麦克纳尔蒂还拐弯抹角地解决了医疗记录问题。由于"斯普伦格尔兰"不同意"费格尔＆本森"提出的请女矿工们提供她们自出生以来的医疗记录的要求，后者则请麦克纳尔蒂命令女矿工们签署授权书，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从其医疗记录的提供者那里拿到记录。

麦克纳尔蒂认为他无权强迫女矿工们签署授权书，但他却说在关涉到情感伤害的案件中，"很显然"，"广泛的调查"是必要的，他鼓励但不命令"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提供上述记录。

提交上述记录的最后期限2月28日，但那天，斯图默没收到这些记录，于是她就给女矿工们提到的健康医疗中心、甚至还给女矿工们并没有提到的矿山其他健康医疗机构发了传票，广泛收集原告的医疗和精神健康记录。她给了医生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

斯图默直接发放传票让"斯普伦格尔＆兰"很恼火。首先，他们不认为被告有权利获得原告自出生时起的医疗记录；其次，即使他们可以那到这些记录，斯普伦格尔也希望记录能直接寄给他们，以便他们先行审查，给它们标上"机密"，如果必要，他们也会拒绝提供某些记录。他们还想和客户一起翻阅这些记录，以便对这些历史有更深切的了解。"我们希望妇女们能审查每一份记录，这样在诉讼过程中，她们可以不公开那些她们想保密的东西，并能掌握主动，"博勒后来说。

根据保护病人隐私的原则，医疗服务机构也不认为他们不经每位病人的授权就可以把记录交给"费格尔＆本森"。同时，"斯普伦格尔＆兰"对斯图默的传票提出反对，其根据是奥格勒比·诺顿没有权利得到女矿工们自出生时始的医疗记录。

作为回击，"费格尔＆本森"向仍然在负责案件的凯尔提交申请，请求他命令各诊所遵从传票的要求，准备所有女矿工的医疗和精神健康记录。在附于申请书后的书面陈述中，斯图默争辩说既然女矿工们要求的是情感压力方面的损害赔偿，就必须牵涉到精神健康问题。

博勒认为至少在有关女矿工们过去性行为的医疗史和心理史上，她和斯普伦格尔有充分的理由。最近，也就是1994年8月，国会修改了《联邦证据规则》，将对被强奸者的保护扩大到民事案件中。该条规定，在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程序中，都不能把诉称遭到强奸或性侵犯的受害者以前的性行为作为证明受害者有其他性行为的证据。

但"费格尔＆本森"却简要地回击说："已经有证据表明，一生中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包括（或者特别是）童年的事情，会对他后来的精神或心理状况产生深刻的影响。"当对原告的"精神或心理状况存在争议时，为了确定情感压力的产生是基于其他原因，如离婚、虐待、得知孩子犯罪、酗酒、不育、死亡、疾病或早发性精神失常等，而不是因为在埃弗莱斯矿工作，被告有权利得到原告所有的医疗记录。关于过去性行为的证据不是用来证明她先前有性接触--这是《联邦强奸保护法》所禁止的，而是去表明这件事对她的影响。

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奥格勒比·诺顿准备玩久经检验的赖皮战术。他们所传达的并非很微妙的信息是，如果妇女们不想让她们的生活被放在显微镜下审查，她们或许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应在性骚扰案件中请求损害赔偿。至少有一位原告被这一信息深深刺痛了，她就是简·弗兰德，她的一个儿子刚被宣告犯谋杀罪。在这个阶段，她退出了诉讼，而回答这些关涉她家庭的问题让她经历的痛苦就是原因之一。

为了能在麦克纳尔蒂规定的苛刻的六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调查工作，"斯普伦格尔＆兰"雇佣了一位合同律师，格雷格·沃尔斯基，全职做这个案件。沃尔斯基原来是南达科他州一家专门代理医疗事故纠纷的小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和蔼可亲、工作努力，对处理有关医疗记录的案件有丰富的经验。

3月16日，也就是沃尔斯基刚来"斯普伦格尔＆兰"几个星期时，他们收到通知说凯尔安排于两天后，也就是3月18日，举行一次关于医疗记录的听证会。那时，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都不在城里--博勒正在和家人一起享受一年半来的首次休假，斯普伦格尔正在华盛顿忙于另外一个案件。那时，律所在同时代理五个重要的集团诉讼案件，其中包括一个对福特汽车公司提起的种族歧视案，每个人都忙得抽不开身，沃尔斯基只好独自为这次听证会做准备并为原告的请求辩护。

听证会那天，沃尔斯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对方是"有备而来"。他一眼就看出来斯图默属于那种代理权力巨大的公司的律师。"她是她的环境的产物，关心的只是账单，"他说，"你把出价尽量压低，而且只要有机会，你就会这样做。你不让事情变得简单，即使是对你自己而言。"

凯尔看到一张新面孔后大吃一惊，连沃尔斯基都感觉到了。沃尔斯基首先说的就是要求延期，但凯尔不希望有任何拖延，他裁判说被告有权利要求获得每位原告自出生时起的医疗记录；他还命令"斯普伦格尔＆兰"从女矿工们那里得到授权允许医疗健康机构把被告所要求的记录送至"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他严厉地说，如果到期没有得到授权书将导致案件被驳回；此外，他还命令"斯普伦格尔＆兰"将所有记录转交给"费格尔＆本森"，"只有针对某些记录提出特别反对时，原告律师才可以保留相关记录。"凯尔还指出必须慎用反对。"如果法院认为某些反对不恰当、不仁慈，出于恶意，或是为了迟延，法院将毫不犹豫地签发禁令"，也可能会驳回起诉。

这对"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及其客户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与义务认定阶段凯尔对他们的支持相比，这一结果尤其让人吃惊。"很明显，公司准备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些妇女，"博勒说，她已经预感这一程序对她的客户将是摧毁性的，但她还没有看到此事将在他们和客户之间造成多么大的隔阂。"

3月22日，洛伊斯、凯西·安德森和奥德莉·丹尼尔斯一起驱车去双城和卡罗尔·诺瓦克博士会面，她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斯普伦格尔＆兰"聘请她对妇女们的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她们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因为在埃弗莱斯矿遭受的骚扰而在情感上受到了损害。诺瓦克身材娇小，棕色皮肤，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临床精神病学院接受过培训，在评价及对待性暴力，包括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的受害者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三章 噩梦的开始(4)

妇女们一到那里，诺瓦克就把她们带到候诊室，逐一为她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测试并详细询问了每位妇女的情况。在后来对洛伊斯的诊断报告中，她写到："洛伊斯曾经并正在忍受着埃弗莱斯矿的性骚扰和报复，这使她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病症状。长期以来，她一直担心她的个人安全，同时她也自卑、孤立。她所信赖的同事对她的伤害或背叛使她悲伤不已；她时常失眠，并做噩梦；对于周围的环境，她过于神经质、敏感；她对以前的大部分活动都失去了兴趣，并被周围的人日益疏远；她也变得易怒，如果有什么东西促使她回忆起以前受的伤害，她就会心慌。"

诺瓦克总结说，这些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及抑郁的症状。诺瓦克承认洛伊斯的生活中也存在着其他压力，如她与父母的关系及她被强奸一事等，但在性骚扰发生之前，洛伊斯都能将之进行妥善处理，以前她也没有任何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抑郁的症状。

总之，诺瓦克写到，"背叛、伤害、耻辱及性骚扰的其他影响"已使洛伊斯"无论在处理工作、私人或社会关系方面，都再也不可能信任别人，也再也不可能与他人，特别是男人，建立有效而亲密的关系。"诺瓦克指出洛伊斯的症状可能将长期存在，但稍微让人欣慰的是，在经过多年的治疗后，她的身体可以恢复到能做兼职的程度，但收入却再也不可能达到过去的水平。

对于凯西和奥德莉，诺瓦克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关于凯西，她总结说："安德森夫人在埃弗莱斯矿受到的性骚扰和报复已经完全把她毁了，她因此患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位精神病学家说，尽管先前婚姻生活中遭受的虐待，使她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都比较脆弱，但她在矿上的经历更加重了这一切，因此她将"永远不能"从事任何工作。"荒谬的是，她对（第一任）丈夫打骂的忍耐却导致她……对矿上工作的无休止的忍耐。"

几个星期后，诺瓦克和格雷格·沃尔斯基一起去矿山，并在洛伊斯的公寓里会见了玛里琳·格雷纳、雪莉·伯顿及马杰·托尔伯特。雪莉和马杰准时到达，但玛里琳因过于紧张而在停车场吐了，于是她没有进洛伊斯家门就直接调头回家了。

在对雪莉·伯顿和马杰·托尔伯特做完评估后，诺瓦克和沃尔斯基、洛伊斯一起去疗养院看望帕特。

沃尔斯基希望诺瓦克也能对帕特的精神状态做出评估，但诺瓦克能判断出帕特患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已处于晚期，可能不会活得太久了。她对沃尔斯基说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对帕特进行完整的评估，因为试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人道的。

和这些妇女的谈话使诺瓦克震惊于妇女们所遭受的性骚扰是多么异乎寻常。四月份，她在案件的总结报告中写到，"尽管我已经对许多性骚扰的受害者进行过评估，这些妇女们的遭遇已经远远超出普通意义上的'性骚扰'的范围。"她后来说，这是她所见过的最严重的案件。

不仅如此，诺瓦克还惊讶于女矿工们是多么的坚忍克己，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她们只是在讲述事实而不带感情色彩，有些案件的原告会夸大她们对事情的反应，因为她们认为这会对案件有所帮助。但这些妇女恰恰相反，她们不愿意添油加醋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最重要的，让诺瓦克印象最深的还是妇女们深深的恐惧。"许多人都非常、非常害怕。"

当诺瓦克对这些妇女进行评估并准备写评估报告时，"费格尔＆本森"开始了他们调查运动的第二阶段。既然斯图默和戈尔茨坦手头上就有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医疗记录，他们向每位妇女都发了质询函详细询问她们的生活、婚姻、孩子及其他私人问题。"回答诸如'讲述你婚姻生活中与离婚有关的所有经历'这样的问题，把她们都快弄疯了，"博勒回忆说，"有时她们会写下诸如'他妈的不关你的事'这样的话。"这样，博勒就必须打电话跟她们解释为什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并告诉她们可以选择放弃。"凯尔的裁决使我再也无力保护她们，我只能说，'你可以不回答，但如果不回答，就不能再继续诉讼。'"

交叉询问结束后是质证阶段，初步定于从1993年4月11日到5月4日，每天对一位集团成员进行质证。女矿工们三两成群的去明尼阿波利斯，住在城市北部沃尔斯基为她们找的"康福特宾馆"里，沃尔斯基看重的是它低廉的价格而不是它的位置。"我试图安排每个人都能和朋友一起来，"沃尔斯基说，"她们都抱怨说又要来双城，但有些人其实喜欢来。这是一次自由的旅行，她们可以去'美国购物广场'这样的地方。"

但对于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斯图默和戈尔茨坦的无耻的拷问而言，购物并不是万能药。每天刚破晓时，沃尔斯基就要驱车去康福特宾馆与当天要接受质证的人会面，然后带她去"费格尔＆本森"的办公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接受苛刻的、具有人身攻击性的、长达八个小时的质证，晚上再把她送回宾馆。第二天依旧如此。质证结束后，她们就会回矿山，但又有一组要来。

公司质证的目的是找出这些妇女所经历的所有创伤和烦扰，为此，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里，她们要对每位妇女自出生起的私生活进行详细询问，直到妇女们对这些问题麻木。沃尔斯基既害怕斯图默又敬畏她。"她是一个无情的检察官，"他后来说。她问的问题如：你做过hiv或aids检查吗？你丈夫酗酒或吸毒吗？你喝酒吗？你丈夫是否骂过你？打过你吗？他看《花花公子》吗？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