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就是她的一切。漫长的旅途、十个小时的谈判以及因肺炎所致的发烧使洛伊斯疲惫不堪，她在权衡利弊：其他妇女的赔偿额都已确定了，现在只剩下凯西、朱迪、安吉尔和她自己。凯西和安吉尔都过于虚弱，根本不能承受另外一次审判。既然她们已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走了那么远，她不想独自，或仅和朱迪一起参加审判；她也害怕第四次站在证人席上；她的记忆力已经衰退，再也想不起来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了；她知道如果她们得到了数额较大的损害赔偿，奥格勒比·诺顿也会上诉，这样还要等若干年才能最终解决这个案子。

权衡之后，她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现在是放弃战斗、接受对方的要约的时候了。"我想如果我们同意和解，就不会看到正义；但即便是继续参加了审判，也可能看不到正义。坦率地说，我同意和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知道如果再来一次审判，我是否还会记得所有的事情。"凯西和朱迪不像洛伊斯那样在乎这个案件，她们也跟着洛伊斯接受了和解。"我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朱迪说，"但我别无选择，我认为自己无法独自参加审判。"斯普伦格尔代表安吉尔·阿拉斯帕，接受了相当于洛伊斯得到的赔偿额的一半的六位数的赔偿。

奥格勒比·诺顿同意和解的条件是，妇女们在1999年1月15日拿到支票之前，不得把自己得到的赔偿额告诉他人，也不要互相告诉；否则，将罚款一万美元。但现在，除了安吉尔·阿拉斯帕之外，她们已经知道每个人得到了多少钱，她们错误地以为斯普伦格尔为安吉尔争取了一百万元。

梅维·梅基后来到了会议室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她大叫着："我得到我银色的汽车了！我得到我银色的汽车了！"梅维一直说她想买一辆崭新的银色福特皇冠轿车，来换下她已经用了十四年的旧车。"我总共去明尼阿波利斯开了三次和解会议，每次我看到银色轿车从我身边开走时，我都会说，'那就是我想要的。当我得到我的银色轿车时，我非常满意。'"梅基的欢呼使周围的人吓了一跳，旋即，他们又都大笑起来。"她所经受的苦难应该让她得到十辆银色轿车的，"马茜后来说。

律师们习惯于为争取每一分钱的利益而付出努力。他们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在陪审团的审判中，和解非常普遍；但对博勒来说，这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在案件就要结束时，她明显感觉到了失望。一方面，她已经为陪审团审判准备了整整一年，但现在审判却永远不会发生了。如果不考虑风险的话，她希望妇女们能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以便她们能发泄压力、不满，而不公开的和解却永远不会给妇女们这样的机会。这种制度也让博勒感到挫败，因为它使妇女们的情况日益恶化而非改善，至少对洛伊斯和凯西而言是这样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帮助她们，而不是伤害她们。集团诉讼通常都会引发制度的变革，确立新的标准，但这个案件却表明在取得这些变化时，要有人做出牺牲。"以后，博勒在反思时认为，妇女们或许原本可以忍受工作的压力。"如果她们一直低着头做人，可能现在还会有工作，也可以上班。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但我确实认为如果不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而是保持沉默，或许她们经受的压力会更少一点。"

第二天晚上，博勒和丈夫一起参加了除夕聚会。那时，她想如果审判继续进行，她现在可能还呆在办公室；而现在，她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当然，她要花时间习惯。

对保罗·斯普伦格尔和简·兰来说，事情却远未结束，他们还没拿到一分一毫的回报，必须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支付律师费。和妇女们的赔偿不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可以从这个案子中得到多少钱。目前，律所现金支付共计九十六万三百五十三美元，加上律师及其他人员为此案付出的两万四千七百九十小时，律所总投入为五百五十九万七千九百五十六美元。尽管如此，斯普伦格尔和兰却因为他们创造了良法而受到鼓舞。"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斯普伦格尔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给妇女们和洛伊斯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案件。"

第三部分 冰雪消融第十七章 无奈的和解（3）

在集团诉讼资格认定方面，他们的判决已成为先例；在责任认定上，他们赢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上诉时，又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劳埃德·齐默尔曼，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明尼苏达办公室的负责人，称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是"富有生命力的性骚扰案件。"他列出了该案取得的很多成绩："它是第一个被赋予集团诉讼资格的案件，第一个关于精神压力的集团诉讼案件，第一个在责任承担方面胜诉的案件，第一个得到上诉法院支持的案件。"他还说，"斯普伦格尔＆兰"理应受到尊重。"在实施雇佣歧视法方面，这些律师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大，有多少人愿意不拿报酬的工作十年？"他说这个案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给雇主的教训是，如果存在问题，就要纠正，而且要及早纠正；这还教育原告和律师们要坚持下去。"并且，它还给"其他案件中侵犯性的调查以重重的一击，使日后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提起诉讼时付出的代价更少一些。"对将来的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来说，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已使法律制度变得更加安全。

对妇女们来说，和解却复杂得多。那天晚上在双城，他们挤进比尔的斗篷车，由比尔开车送她们回家。车里的这些人已经一起去过三次明尼阿波利斯。在经过数年的对抗、关系破裂、和好之后，她们终于找到了能成为朋友的方法。至此，洛伊斯向明尼苏达州人权部提起对埃弗莱斯矿的指控已经十四年了。在她们的斗争已经结束的事实慢慢明朗起来之后，琼·亨霍尔兹转身向洛伊斯表示感谢："如果不是你，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这些。"

随着明尼苏达州北部寒冷冬天的景象从窗外向后退去，妇女们也开始分担她们的担心了。她们意识到她们希望得到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她们希望公司能向她们道歉；她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能信任她们的社区；她们希望别人能相信她们。但现在，她们的感觉是把自己卖了。她们不满足，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不满足与得到的赔偿金额无关。"我们过去一直说当地狱都结冰时，他们才会付给我们钱，"马茜说，"而事实就是这样。"

1999年1月15日，当蓝色特快专递寄到每位妇女家里时，她们才发现，要拿着和解协议换取现金，必须首先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另外，她们不能免于缴纳联邦所得税。根据《国内收入法案》，基于和解或判决的身体伤害赔偿不被认为是收入。1996年，国会修改了税法，将免税的情况仅限于身体伤害。既然妇女们和解的基础是精神和情感伤害，它们被认为是应税收入。

和解数额的保密使谣言开始传播，并生发了妒忌。安吉尔·阿拉斯帕果真得到一百万美元吗？一旦谣言开始产生，就没有人能阻止它。和解的保密使矿山人认为女矿工们得到了比她们实际应得的数额高得多的赔偿。"如果我得了三十万美元，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马茜这样对矿上好奇的同事说。帕特·科斯马施的孩子们也对她们怀恨在心，因为她们错误地认为女矿工们现在都成了百万富翁。既然这样，为什么她们还不和帕特的孩子们一起分享得到的赔偿呢？而她们的宿敌，奥格勒比·诺顿，以起诉威胁她们要保密，这使女矿工们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

整个一月份里，肺炎一直折磨着洛伊斯。在一个冰冷的下午，琼和马茜去看望她，她们觉得有必要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当时我们的感觉是，我们不应该和解，"马茜回忆说，"一旦和解，人们就认为我们想要的只是钱。和解似乎表明钱比正义更重要，这就是矿山人的看法。"洛伊斯对此非常赞同，和解没有让正义与她同在。"即使我得到了一张五百万美元的支票，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感觉好一些。"她说。洛伊斯意识到，她其实最想要的是公司的道歉，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无辜的，但法律制度并不能给她这样的感觉。"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驳斥麦克纳尔蒂的报告。"洛伊斯说，在一边的马茜补充说："我们只想让别人相信我们。"

第三部分 冰雪消融尾声（1）

“社会变革的实质是有先驱者为此做出牺牲，我们还没找到不以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变革之路。”

———劳拉·库珀，明尼苏达大学劳动法教授，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在谈到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时引了上述话语。

斯普伦格尔和兰

1999年9月1日，图恩海姆法官判决给"斯普伦格尔＆兰"在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中的律师费和花费共计六百二十八万美元。在历经十一年，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小时的工作后，他们的收支刚好平衡--这不是保罗·斯普伦格尔理想的回报率。但至少对他自己和他的律所来说，他没有丝毫的遗憾。"我们的付出很值得，案件没有使我们变得富有。实际上，如果我们用那段时间做别的事情，我们会赚更多的钱，但我们却制定了良善的法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件，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案件。"他不太确定他的客户的感觉如何。"案件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太艰难了，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认为值得这样做。"

法官判决给"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后不久，斯普伦格尔和兰就宣布将减少投入在集团诉讼上的时间，而更多的投身于慈善事业。这对夫妇首先投资七百万美元成立"斯普伦格尔＆兰基金会"，用以资助残迹青年的艺术演出和艺术教育。斯普伦格尔和兰将律所的管理工作交由拉里·谢弗和迈克尔·利德，但他们在杜邦环岛的大楼里仍然保留着办公室，并仍然控制着律所的预算和人事。

琼·博勒

1999年，琼·博勒离开了"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事实上，接手洛伊斯案时，她刚来到"斯普伦格尔＆兰"，她共为此案付出了五千六百三十六小时。博勒搬到了西雅图，在那里，她丈夫找到了一份教职工作。她在西雅图城市律师办公室做兼职，同时也在写小说。

玛丽·斯图默

在"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玛丽·斯图默的业绩之一就是在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中，麦克纳尔蒂判决的损害赔偿金数额。但它没有提到的是，这份判决已被美国第八巡回法院推翻了。

公司

1996年，奥格勒比·诺顿卖掉了它在埃弗莱斯矿的股份，矿厂现在由全新的管理层接管。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使奥格勒比·诺顿及其保险商的花费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

案件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成就了许多重要的先例。凯尔法官的意见--埃弗莱斯矿因其保持恶意的工作环境而承担责任--清晰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当雇员们遭遇性骚扰时，雇主们再也不能对此不管不问。第八巡回法院的司法意见很有影响力，并经常为法庭、律师和法律评论员引用，作为在性骚扰案件中限制滥用调查的先例。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判决使工作场所和法庭对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来说都变得更加安全。

但詹森诉埃弗莱斯案创下的最重要的先例还是：罗森鲍姆法官将该案件认定为集团诉讼的判决。它使通常由势单力薄的个人对更强有力的对方提起的个人诉讼--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诉讼--成为一个重要的公民权利问题。通过在法庭贯彻集体商议的原则，原来沉默的劳动妇女获得了一个要求变革的扩音器及一个促使变革实现的杠杆。

这使得性骚扰诉讼早晚都会被当作集团诉讼对待；雇主们开始认真对待劳动妇女的权利，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在1988年，当洛伊斯·詹森和帕特·科斯马施第一次走进保罗·斯普伦格尔的办公室时，情况却与之相反。洛伊斯和帕特的决心和勇气，以及"斯普伦格尔＆兰"的远见和承诺，使本来闻所未闻的事情变成了普遍的存在，这也改善了数百万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状况。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虽未使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完全消除，却使得美国公司第一次重视性骚扰问题，并使处于恶意的工作环境中的妇女们不再孤独。

第三部分 冰雪消融尾声（2）

男矿工们

肯特·埃里克森，洛伊斯在第四工作队时的老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