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工作的记者的一种暗示。（深喉epthroat〗：指身居要职匿名揭发政府内部非法活动的人。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对内情提供人的隐匿称呼，借用当时盛演的一部影片名。——译者注）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伴就那样做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条从入室盗窃事件一直通向白宫的路。很明显，罪责要比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想象的严重得多。但我们仍坚信，不管他的手下犯了什么罪，尼克松本人是清白的，他的内部小圈子的人也是清白的。政治上，人们会相信自己所认定的人，尤其是当他被选为总统时，如果你在白宫为他工作，更是如此。把领导人理想化是人的天性，年轻人尤其如此，人们确信自己是向善行为的一部分而去忽视那些相反的证据。如果你胸怀大志，你就会憎恨那些表面上贬低冒险精神的人。

尼克松集团严密封锁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证据，使我们工作人员对此一无所知，并被排斥在外。霍尔德曼说，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事情会好的。他们的否认之词在我们耳畔回响，我们每天都见到总统、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等人在努力工作着，一副正直的样子。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从没有人坐过牢，很难想象这些人中有人会锒铛入狱。人们很容易相信查克·克尔森和肯·克劳森攻击《华盛顿邮报》带有偏见，他们俩像是自由领袖，而且出版商凯·格雷汉姆总与总统过不去。几年后，我们开始了解并非常敬佩凯瑟琳·格雷汉姆，我认识到他们的攻击有多无耻。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切身经历不断加深我的认识：尼克松是清白的。有人告诉我雷·普赖斯将直接为总统准备所有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讲话和公开声明，其他人不能插手，但还是有一些次要指控受到国会调查并造成政治麻烦。总统想就这些次要问题发表白皮书，用一些冗长的文件来检验那些证据并证明那些有关违法行为的指控不成立。作为总统撰稿人和研究小组的新组长，我要与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工作，并成为白皮书的主笔。

比如在1973年的12月31日，我们全家正在北卡罗莱纳州度假，我被召回白宫起草一份白皮书。窗外雪花纷飞，我扎在美国总统的私人记录堆里，度过了一个难忘而孤独的除夕夜。

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协同税务律师和库伯＆利伯兰事务所的会计师调查对总统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指控。我们发现的证据是总统很抠门儿和有问题的扣除赠款（为了吹嘘，尼克松此前曾慷慨宣布要赠送给白宫内阁室一张新桌子，可他的缴税记录却显示他马上就提取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慈善扣除赠款）。最终，国内收入署否认了多扣除赠款并确认尼克松拖欠一大笔税金（43万5千美元外加利息），但都没找到盛传的腐败的证据。

批评他的人还指控尼克松在安全部门为他在位于圣克里门蒂的新家安装安全防范设施时欺骗了纳税人。这项指控称，他不当地利用安全部门改造他的住宅以增大其价值。我们那个小组花了十几个小时作内部调查并起草一份白皮书指明大多数（不是所有的）改造都是为了安全需要。还有指控说总统串通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收受1万美元贿赂的问题，在华盛顿这通常叫做“牛奶钱”，猜测说这个卖牛奶的把钱给了康纳利。那时，白宫的录音系统已被曝光，我接到指示让我筛选一下录音，写成文本并起草一份公开报告。就我所知，这还是白宫普通工作人员中第一次有人去碰那些磁带。磁带发出沙沙声响，几乎辨别不出内容，但我办公室的贾尼斯·巴比里花了几个小时分辨出了那些内容。这些证据又一次使尼克松（还有康纳利）摆脱了那些严厉的指控。

得承认，与水门事件相比，这些次要问题微不足道，但如果他在这里受到了错误指控，我这样认为，对他的那些严厉指控都是胡扯。一直到他最后的日子我都这样认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2)

深喉的阴影

1973年的某个时候，我拿不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华盛顿邮报》的都市版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开始往我办公室打电话，一般是在晚上我还没下班的时候。我1963年从耶鲁毕业，几年后，鲍勃也从那里毕业，在学校时我们没见过面，我们是在1970年在华盛顿的一个晚会上?熏由朋友介绍认识的。在那之前不久，《华盛顿邮报》把鲍勃借调给了马里兰州的《芒县警卫报》，他在那里可以获得报道经验，我那时也将从海军退役。那次见面后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寻问义务兵役的改革问题。那时我在为征兵处工作。我帮了他的忙，随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鲍勃再次打电话时，他和卡尔·伯恩斯坦已成为白宫的首席调查员，并享有很高声望，我也领导着白宫内一群不安份的讲稿撰写人。那些日子，我通常不太跟新闻界接触，可鲍勃是熟人，况且他带给我最初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实际上，他说：“我们有篇文章对总统很重要，齐格勒不愿跟我们谈，别人也不愿意。如果你们没人向我们表示你们的看法，我们觉得在报上发表不太合适。你们不会喜欢这篇文章，或许会让我们把它销毁，但至少你们得向读者表达一下你们的观点。”

他在给我递火药棒，我对水门事件知之甚少，根本就不知道导火线会有多长。我从内部又找了两个人：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和总统顾问莱昂纳多·加门特。他们认为我应该把伍德沃德秘密带进老办公楼，让他与加门特见面并单独会谈。不久鲍勃走侧门并与莱恩进行了交谈。

我甚至不记得那篇文章是什么了，但我们没阻止发表。第二天火药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爆炸了，给政府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至少莱恩能插了一则白宫的辩解文章。可以说，我、莱恩和齐格勒都认为伍德沃德的来访是值得的。他们认为鲍勃再来拜访的话，我应该跟他谈谈。

那以后，鲍勃有什么“最新”消息就会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接给罗恩、莱恩或其他有关的人。我们背后谈论着工作人员所受的折磨，我的苦闷显而易见，我得推测出他和他的报纸的走向以便通知内部其他人。他对我周围及白宫发生的一切有不同的反应，我发现从一个记者那里获得的至少要跟你给出的信息一样多。他年轻而充满理想，我们都极其担心总统支柱的坍塌。就个人而言，鲍勃不关心尼克松，因为那不是记者的工作，他真诚地关心这个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发现，他在水门事件上的报导通常都与钱有关，这与我在内部听到的相反?熏他告诉我的要比我的上司更直接！

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发现，记者成为我了解政府内部真实情况的最佳来源。白宫助手，就像总统一样，最好要把触角伸向外面，也伸向内部，否则就会被误导或错误的信息所淹没。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我与鲍勃成为熟人，几年中，他的工作和正直赢得了我的尊敬。他极富魅力，充满自信，能从老练的官员那里获得消息，人们几乎是想把心里话告诉他。我不完全接受把他写的那些作为行为准则，他可能把细节搞错了，但是一般说来，他书中和《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都很可靠，值得密切关注。我确信，他只写那些他认为是正确的或得到可靠保证是正确的东西。他当然是一股使政府保持诚实的力量。

尼克松倒台后，华盛顿流行一个猜谜游戏：谁是深喉，也就是谁是伍德沃德所说的他在华盛顿的一个车库与他秘密会面并为他的报道提供关键细节的那个著名信息源。从那时起，被认为是“深喉”的人加起来足以装满扬基体育场，这些人从艾尔·黑格到霍尔德曼本人无所不包。

起初，我的名字也出现在里面，这使我感到很好笑。掩盖活动主要策划人前白宫顾问约翰·迪安也说是我时，我不再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凭借我与伍德沃德在同所学校读过书就做出猜测。借用一个外交术语，我对约翰·迪安怀有“最低程度的崇高敬意＂，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首先他出卖了他的国家，进而又出卖了朋友。”当时卡尔·伯恩斯坦的夫人诺拉·艾弗兰很巧妙地回击了他，她写道，谁都知道，我6英尺5英寸的身高对于在车库见面来说太高了。

她可能还加上了别的朋友都了解的情况：我根本就接触不到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内部有关竞选资金的内幕，也得不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细节，“深喉”却明显知晓这些细节。我住在弗吉尼亚北部，这也使朋友们更加确信我不是那个人。不能想象我这么一个爱睡懒觉的人?熏会在凌晨5点左右从床上爬起来，奔向首都，给伍德沃德留下第一版《纽约时报》作信号。

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谣言说我就是“深喉”，直到1998年，汤姆·布罗考还在全国广播公司说我是“嫌疑人”之一。对不起，汤姆你弄错了，我不是那个人。在我与伍德沃德的秘密联系渠道中?熏从没出现过高度机密的信息。而且大家都清楚，白宫关键人物都知晓并且支持我做这一切。在磁带文本的一段内容上，我很高兴见到尼克松指示罗恩·齐格勒：“让格根对伍德沃德说，……”甚至总统也明确知道并同意我们见面。

与许多人一样，我一直想知道那个神秘的一方是谁。我不倾向于只有一个“深喉”，也许是伍德沃德对消息来源的总称，却想出这么个名字愚弄人。但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声称的那样，他更可能是一个人，果真如此的话，他最有可能是调查部门或情报部门的人，比如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能提供那么多的内部消息，他得符合两个标准：一、他能接触到调查水门事件的文件（比如联邦调查局）；二、他有动机（有充分证据表明，军界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与尼克松在越战、古巴问题甚至是肯尼迪遇刺的问题上有冲突）。伍德沃德说过在深喉去世后，他和伯恩斯坦将公布他的身份，还表明该人是个年龄较大的人（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者说，如果准许他们不再保密，他们也会公布他的身份。

更有趣的是如何评价深喉，他该是个英雄还是闲汉？是该得到赞扬还是该踢屁股？可以肯定他是最大的揭秘者并帮助国家免受更严重的蹂躏。但是，或许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他忠诚，他该把犯罪情况直接报告法律部门，而不是媒体；再者，如果牵扯到他的职位，那他就该辞职。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本份。他还应该避免成为同僚内部的奸细，那样做就是把次要人物交给了行刑队，也一直使我对深喉感到讨厌并嗤之以鼻。他这样做只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总统和总统的人在触犯法律。如果他以法律程序报告的话，他的报告会被销毁，如果这样，那他还会报告吗？这很有可能，是令人心寒的可能。但在那次黑暗的风潮中，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对深喉深恶痛绝。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3)

阴暗心理

尼克松工作努力，热爱祖国，在教友派的影响下成长，所以他真心想作为一个模范总统。他在白宫的私人笔记上写道：“我确定我的主要角色是做一个有道德的领导人。如果不更多、更雄辩地表现自己，我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比利·格兰汉姆这样描写尼克松：“他保持着这个国家的很高的伦理和道理标准。他曾对我说：‘劳动人民是美国的希望。＇并且他极其看重人民对总统的信任。”

那样的感情有时就会汩汩而出，最强烈的一次是1970年5月份的一个周六，时间是半夜刚过。大群学生聚集华盛顿，准备那天晚些时候举行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凌晨四时，尼克松醒来，在马那鲁·桑切斯的陪同下前往林肯纪念堂?熏他知道一些抗议者会待在那儿。他想了解一下学生对战争的看法，却显得言辞笨拙，最终他们竟谈起大学橄榄球来。他的工作人员从未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里，新闻界把这说成是出风头。

但是正如传记作家赫伯特·帕默特在《理查德·尼克松与美国》一书中所写的，纪念堂之行显示了尼克松真诚、体贴的一面，帕默特是从那个事件后不久为尼克松所撰写的8页带有悲伤色彩的回忆录中得出此结论。在回忆录里，他向霍尔德曼表达自己受挫的感受：“自己人都不能理解他要向抗议者传达什么，也不知道其深层意义是什么。“恐怕我们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为了自身，对物质的东西和有纪录的成绩极感兴趣，却很少有人能对那些更重要的东西－－精神的实质、深刻的感受以及生活的真谛感兴趣，因此也不会去进行交流。而这些正是我林肯纪念堂之行的目的所在。”

他说他与学生们谈论了战争，他也曾是反战者，并认为邱吉尔是个疯子，但后来认识到邱吉尔是和平的捍卫者；他还谈到了印第安人、黑人和美籍墨西哥人所受的压迫以及海外民族的性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