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将被称为慈安皇太后，或称东太后，因为她所住的宫殿在紫禁城的东边；叶赫那拉氏将被称为慈禧皇太后，或西太后。

没人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因为肃顺的妥协并没有触及中心问题：咸丰皇帝遗命委任两位皇太后辅政，而不是八大臣。而八大臣也不由得再次担心：如何防止人们做出比温和的抗议更过激的事情来呢。

肃顺相信：对两个女人做出这样的安排，最后将被证明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两位太后加盖御玺的作用，将会掩饰自己草拟谕旨的角色。但他错了。他和他的亲信们压根就没想到，他们已经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新的难题。他们无法预见到：这两个成天琢磨着独立自主的女人，没准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至少总不能老是往谕旨上戳御玺吧。法律上，她们如今已经可以在八大臣的权力内部做更多的事了，她们可以拒绝加盖御玺，如果她们不赞成某篇谕旨，或者，如果她们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而且，令肃顺沮丧的是，这样的事情确实都发生过。

与此同时，他在北京的死对头们也开始推出他们的对抗策略。在恭亲王的催促之下，两宫皇太后开始收到来全国各地权势官僚的鼓励和支持。出于对儒家教条的迷信，他们相信：两宫皇太后能发挥更大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上的花架子。这两个女人应该是帝国控制链中重要的一环。获悉咸丰升遐的消息，那些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他们写给新皇帝的奏折，应该经由两宫皇太后，而不是通过肃顺。例如，僧格林沁将军就直接向两宫皇太后上书，再转逞儿皇帝。这样一来，他和其他有权势的文武官员就都公开表明：从合乎体统的角度讲，皇太后才是皇帝的监护者、御玺的保管者和国家的管理者。僧格林沁将军对太后的权威的认同和接受，完全忽略了提及八大臣自封的摄政，对于造成热河那边极其微妙的形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叶赫那拉曾经警告肃顺的那样，如果他侮辱了自己，也就等于侮辱了皇上，因而几乎可以肯定也是极其危险的。作为华北最有权威的将军，僧格林沁对两宫皇太后的支持，也就意味着有了火力支援（如果确有必要的话）。八大臣聪明反被聪明误，不经意间竟然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交到了两个藉藉无名的女人手里。他们将因此而追悔莫及。

在北京，恭亲王被咸丰崩逝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转而又对自己没有被任命为摄政（或者至少也该弄个议政王干干吧）而大为光火。他迅速采取行动，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因为他知道，如果给八大臣机会的话，他们就会千方百计要拿自己充当替罪羊，为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占领和焚毁承担责任。恭亲王加紧了对北京的控制，告诫他的支持者和幕僚们，要倍加小心：肃顺在京城有许多密探。在翰林院学士们的帮助之下，恭亲王分别给边远省份的督抚们写信，以寻求他们的支持。

在咸丰生命中的最后10个月里，恭亲王一直请求到热河去看望他的兄弟，然而屡次三番遭到拒绝。如今，恭亲王有合法的借口去热河了，因为无论是依照宫廷礼节还是尊崇儒家伦理，他都必须去热河奔丧，叩谒大行皇帝梓宫，这一次的请求肃顺无法拒绝。1861年9月5日3，亲王匆匆启程离京，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只带了几个护卫随行。他一路马不停蹄，直奔灵堂，咸丰的遗体就停厝在那里，几个职位较高的大臣在那儿守丧。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也在。他们刚刚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穿着白色麻布衣服的恭亲王一走进灵堂，看见儿时玩伴的尸体停放在那儿，眼睛里满盈着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他瘫倒在地。宫廷档案这样描述：他“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4

他的悲恸对慈禧的冲击特别大。在她此后的整个余生中，每年咸丰忌辰的这一个月，她都会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不理朝政，关闭戏园，摒绝游戏，斥责每一个敢在她面前嬉笑的人。满身上下全是黑色，甚至手帕都是黑色的，整个一个月她都在独自垂泪，即使是到了老年，也从未停止过哀悼她年轻的丈夫。但她并没有分享他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历史评价。

从悲恸中稍稍恢复过来之后，恭亲王请求会晤肃顺和他的亲信们，包括怡亲王和郑亲王，连同两宫皇太后。正如恭亲王从他在热河的密探（他们当中包括心怀不满的惇亲王和幡然醒悟的醇亲王）那儿所了解到的，八大臣太忙了，所以他被单独留下来和两位太后呆在一起，这使得他此次似乎并不是刻意要秘密觐见两位太后。他们会谈了一个多小时，恭亲王得到了她们的支持：密谋推翻肃顺。

恭亲王还有时间，可以去看他的弟弟醇亲王，老七对肃顺的专横独断已经幡然醒悟。当八大臣的秘密讨论会把醇亲王拒之门外的时候，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恭亲王的密探。皇室兄弟中最年长的惇亲王，对热河的分赃已经彻底失望了，所以他也转而反对肃顺，如今已经开始和恭亲王的政治联盟秘密合作。这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可真是破天荒，皇室的兄弟们终于停止了争吵，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而通力协作。

在滞留热河的余下的日子里，恭亲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出席所有的殡葬典礼，留心每一个服丧礼仪的细节。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兄弟们，一次也没有对八大臣的自封摄政有任何微词，反而竭力讨好肃顺和他的伙计们。在他毫无敌意的外表之下，他们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恭亲王不敢多作停留，9月11日5回到北京，和自己的党羽喽罗进一步密商。在他不在的这些日子里，这帮人也没闲着。咸丰崩逝的这三周之内，他们已经为开始密谋的下一阶段作好了准备。

突然之间，有几个高级大臣开始向热河发奏折，恳请两宫皇太后依照大行皇帝的遗命，作为摄政接手帝国的直接管理，取代肃顺及其团伙。有两位大学士、一位监察御史，还有另外几个人，联合起来为一个女性摄政统治而摇旗呐喊。

这些奏折中，最早也最大胆的那篇奏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强有力地支持了两宫太后的权利，并谴责了把恭亲王排除在顾命大臣名单之外的做法。奏折说，选择一两个高级皇室成员作为摄政或顾问，在国家事务方面对儿皇帝和两宫皇太后给予指导，“更正当，也更有说服力”。

八大臣对此大为光火，便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诏书，对那些鲁莽地建议两宫听政的家伙进行了申斥。当两宫皇太后被要求在这篇诏书上盖下御玺的时候，她们拒绝了。这一策略也正是恭亲王逗留热河期间会晤两个女人的首要目的，当时，他们就已经在行动目标上达成了共识。他需要她们的帮助：在热河牢牢控制住这两方御玺，这样一来，当他从北京突然发难的时候，八大臣将会发现他们已经被人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

肃顺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停止皇室家庭的供给来进行报复，但两宫皇太后却态度坚决。他断绝了松鹤斋所有吃的喝的，要饿死这两个女人和她们的那帮太监宫女，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在持续饥饿大半个星期之后，她们屈服了。

因为要模仿5岁孩子的口吻，肃顺的这篇谕旨暴露了八大臣的煞有介事而又愚蠢十足：“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非臣下所得妄议。”6紧接着，又有两封谕旨发自热河：大行皇帝梓宫将于10月26日从热河起跸回京，新皇帝将于11月11日在北京举行登极大典。

直到被兜起来之前，肃顺还浑然不知此时此刻一张大网正在撒向他。摄政之事既已定妥，现在，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回京了，没人再会挑战他的绝对控制。他把直隶总督召到热河，报告沿途的安全状况，指示他为两宫回銮准备200辆大车。到时候将分成两批走。首先启程的包括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按照传统，新皇帝必须先行到达北京，叩迎大行皇帝梓宫。稍后，肃顺将随同咸丰的梓宫，在浩浩荡荡的殡葬队列的簇拥下，起跸回京。按照常规，为了防范沿途的强盗，肃顺指派了他所选择的护卫，再加上八大臣中的两个主要成员，一同陪侍太后们和儿皇帝回銮。

两宫即将回銮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向热河派遣了自己的锦衣护卫去保护太后们，由他最信任的将军胜宝指挥，胜宝是负责维护北京的和平与秩序的钦差大臣。这样的级别使他可以自由地进入热河，去“协助回銮”。

1861年9月18日，胜保抵达热河，在征得肃顺的许可之后，向两宫皇太后和儿皇帝请了安，这是高级大臣和军事将领的常规作业。他谨慎的举止和极大的谦恭打消了肃顺的所有顾虑，于是，胜保的名字就从必须严密监视的人的名单中划掉了。醇亲王通过秘密渠道带来了两宫皇太后给胜保将军的口谕，并通过将军转达给北京的恭亲王。

朝廷回銮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弯弯曲曲的道路自热河逶迤向南，穿过长城再一次变成了一支旗幡招展的大军。两宫皇太后带着儿皇帝和一干大臣先行启程，在胜保将军装备精良的骑兵的保护下，快马加鞭，一路疾行。肃顺和他的小分队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按照传统的殡葬队列护送大行皇帝梓宫，每天夜里都要在沿途的奉安芦殿停下来设祭。

目的是诱使八大臣回京。只要他们留在热河，就会受到忠诚于他们的军事力量的保护。如果能迫使他们离开那山高路远的避难所，就能在他们经过长城以南那些狭隘的山路的时候，将他们截住。

一路马不停蹄，胜保将军和两宫皇太后他们只用了6天的时间走完了10天的行程，于11月1日抵达北京，比殡葬队伍提前了3天。恭亲王已经在京城的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军队，表面上是各旗的人马在恭迎两宫回銮。

当慈安和慈禧到达紫禁城的时候，她们召见了恭亲王、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第二天，以儿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篇谕旨，慈安和慈禧加盖了御玺，革除八大臣所有的行政职务，对他们悖逆犯上的罪行也已展开调查。另外又发布了将八大臣每一成员实施关押、审讯的命令，指斥他们“跋扈不臣，招权纳贿，窃夺政柄，罪在不赦。”

肃顺死党中两位护送两宫皇太后先行进京的怡亲王和郑亲王，立即被逮下狱。其他人则在两天之后，被指控“谋危社稷”、在处理外国事务上“筹画乖方”、“不能尽心和议”（意指英法联军入侵）。谕旨还指斥：所谓咸丰死前遗命八大臣赞襄政务是公然捏造，这就等于说他们颠覆国家。

恭亲王派胜保将军带领一队彪悍的骑兵，去拦截其他人。他们在长城脚下一个叫半壁天的小镇上出其不意地将八大臣逮了起来。随同殡葬队列一起行进的醇亲王，随后就显露了自己也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于是得到了亲自逮捕肃顺的荣幸。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23节 宫廷政变(6)

在一个政府行动通常十分迟缓的帝国里，对于“逆犯”的调查倒是结束得非常之快。11月3日和5日的两篇谕旨直指肃顺，没有半点转弯抹角。他被称为叛逆者、篡权者、纳贿者，“罪大恶极，莫此为甚”。他被剥去所有的头衔和荣誉，他在北京和热河的家产也被藉没，并开始搜寻他隐藏的财宝（人们相信他有这些玩意儿）。虽然这一判断至今也没得到证实，但谕旨还是警告人们“毋容稍有隐匿”，否则将“罪同肃顺”。

11月8日发布的一篇谕旨开列了八大臣的准确罪状：

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7

剩下的问题就只有如何惩处了。作为宗室亲王，怡亲王和郑亲王被赐令自尽。顾命大臣中次要一些的成员则被剥夺所有职衔和荣誉，发往西部沙漠边陲效力赎罪。八大臣中唯一一个没有受到惩处的成员是恭亲王的姐夫景寿。据说，他的被宽恕就是因为有这一层亲戚关系，但真实的理由是：他是恭亲王安插在八大臣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他非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得到奖赏，他保住了公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