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斗争，成了世界现代史各种矛盾的焦点。

在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面干涉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面继续压迫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和人民。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加上帝国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一体系也随之宣告破产，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以新的战争形式来加以解决。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述时代因素影响下，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从“大战景气”转变为危机四伏。在国内,1918年发生了“米骚动”，这次运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的社会运动，但“具有了破坏资本主义运动的浓厚色彩”《日本现代史》（二）第121页。。1921年春夏爆发了战前最大的工人运动——神户工潮。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4月成立了日本农业组合，组织农民与地主展开了租佃斗争；被歧视的部落民，为争取自主解放，于1922年3月成立了全国水平社，要求取得平等权利和自由民主。在国外，朝鲜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于1919年3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三·一运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原属德国的中国山东权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上述日本帝国主义内外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日本统治阶级谋求以新的统治方式来挽救危机,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迎合了天皇制统治的需要，使之朝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历史现象。季米特洛夫曾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强烈的尖锐化和劳动人民大众的日益革命化，统治的资产阶级就日益乞灵于法西斯主义……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的公开恐怖独裁。”《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和国会制度的旧方法来维持他们对广大群众的专政”《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欲求以极端的民族扩张主义和恐怖专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民族解放，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性独裁体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涵。

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法西斯主义在各国亦有不同的类型。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法西斯主义与近代天皇制相结合，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军部、官僚、政党等政治力量向法西斯化转变，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过程。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运动（包括民间的和军队中的）又“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也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化是在近代天皇制框架内完成的，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形式。因此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军部势力是法西斯化的主导力量，日本法西斯化首先是军部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进行恐怖政变，把近代天皇制推向“高度国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轨道。因此也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军事的法西斯主义。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2)

20世纪10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德国、意大利泛起的同时，在东方的日本也盛行起来。如“超国家主义”、“天皇日本主义”、“农本主义”、“国本主义”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应首推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1919年，北一辉写成《国家改造原理大纲》（后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下简称《法案》）。主张对内动用“天皇大权”，凭借军事力量，实现“国家改造”，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对外以“国际无产者”的姿态,执掌世界联邦的牛耳。桥川文三编《超国家主义》第293页。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巨头大川周明，提倡“天皇日本主义”。他认为：日本是以“皇统连绵”的天皇为最高元首的道义国家，天皇至高无上；日本文明是“世界无以伦比的精神”，“是整个亚洲思想及文明的真正体现和有力保护者”。《日本历史》20，第89页,岩波讲座。法西斯“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宣扬“社稷国家论”，鼓吹社稷是人类社会的本源，基于“自然而治”的“君民共治”是日本国体的真髓。主张“信考古典，重归社稷，劝民自治”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主义者群像》第202页。,恢复到大化革新的社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天皇主义,各派都提倡以天皇为核心，建立绝对权威的专制统治，维护日本国体，振兴日本精神。

随着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的泛滥，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从1919年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成立开始，到1933年已达500余个。江口圭一编《体系·日本现代史》(1)，第149页。这些组织大多各树一帜，随立随散，未能形成像德、意那样的统一强大的法西斯党。这是造成军部掌握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军部是天皇制统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皇制赋予军部的“统帅权独立”，决定了军部的特殊地位。法西斯主义者非常明确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实体”《现代史资料》4，第37页。,极为注重争取军部势力。著名的军部法西斯分子西田税就是犹存社的重要成员。而行地社包容了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等军部骨干分子，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国本社，有东乡平八郎、上原勇作、永田铁山等一大批高、中级军官。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60页。大川周明等人以大学寮为基地，与军部上层往来密切。故大学寮有“昭和军阀储水池”之称。北一辉则通过西田税将《法案》传入军内，许多下级军官接受其思想后，遂成为法西斯主义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军国主义的传统。军人“对国际形势最为敏感”。《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397页。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形势变化，军部中产生了“高度国防国家”思想。主要内容一是军备现代化，二是经济军事化,三是国民总动员。1917年8月，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兵要地志班长的小矶国昭起草了《帝国国防资源》，其中指出：“为保证帝国生存，于平时就应做好战时经济自给的准备。”《陆军军需动员》(1)，第40～42页。1920年5月，永田铁山写成《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军部“幕僚派”改造国家的理论依据。同年佐藤钢次郎发表了《国防上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国民军队化”、“军队社会化”的国防国家构想，意在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可见，军国主义的专断性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军部需要用法西斯主义武装自己，巩固天皇制统治，建立世界霸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法西斯主义与军部势力结合，更加增强了其维护天皇制的“使命感”，认为“但凡古今革命，皆由军队运动而成乃是历史性规律”末松太平:《私の昭和史》，第24页。。“国家改造”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应由军队担负。于是，在军队上下形成了所谓“军内革新派”。

早在1921年，当时在欧洲的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集会于德国的巴登巴登，商讨了“总体战”体制问题。以此为起点，军部法西斯“幕僚派”着手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准备。他们回国后于1923年组织了“二叶会”，后又组成了有东条英机、铃木贞一等人参加的“木曜会”。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为“一夕会”。成员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著名法西斯军人，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三项议案:1刷新陆军人事；2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点；3拥立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将军，建设正规陆军。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90页。他们明确地把“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紧密联系起来。与军部幕僚派相对应，以部队下级军官为主体，形成了“青年军官派”法西斯。1927年以西田税为头目组成了“天剑党”，包括陆海军军人40余名。该组织声称是“以《法案》为经典的实行之剑”《田中五郎》《北一辉》第282页。,形成了以北一辉、西田税为首的“青年军官”法西斯运动轴心。还有成立于1928年的“王师会”，以藤井齐为首，包括古贺清志、中村义雄等40余名海军军人。他们与民间法西斯井上日召、大川周明等人联系密切。

1930年9月在“干犯统帅权”论争和“满蒙危机”的形势下，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团体“樱会”组成。重要成员有坂田义郎、口季一郎、根本博、田中弥、长勇、田中清等人。他们大多是重要军事部门的军官。“樱会”在其《趣旨书》中指出：“本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现代史资料》(4)，第58页。他们还认为现在的外交家已经堕落为“国际妓女”，有损于无与伦比的国体。中野雅夫编《桥本大佐手记》第15页。因此，必须实行“国家改造”，振兴天皇国体，“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既吸收了“幕僚派”成员，也接纳了“青年军官派”人物，还同海军法西斯团体“王师会”、“星洋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民间法西斯保持着经常往来，从而决定了它在激进法西斯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至此，从中央军事首脑部门到地方部队的日本军队中，法西斯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军部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此后，军部法西斯便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和凶残的军事政变，推动国家法西斯化。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关东军的独立与张作霖的崛起(1)

一关东军的独立如前所述，1918年夏爆发的“米骚动”，是“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表现。这次运动导致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垮台，继之上台的是被称为“平民宰相”的原敬，组成了日本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面对动荡不安的局面，决定“用有秩序的变迁来制止国内的变动”。《原敬日记》，1919年4月2日。提出了“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振兴实业和充实国防”的四大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朝鲜“三·一”运动的冲击，迫使日本首先进行了殖民地制度改革。于1919年4月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头政治”变成了“四头政治”。表面上看，文武分立，各行其是。其实，为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侵略开辟了一条捷径。按照《关东军司令部条例》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陆军大、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受参谋总长（军令）和陆军大臣（军政）的指挥。其职责是“统帅驻关东州及南满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及沿线”。这种规定便于关东军秉承军部旨意，动辄以“防卫”和“保护”的名义，独断专行（日语叫“独走”）地行使武力。事实上关东军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二张作霖的崛起与日本

从1919年关东军独立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主要表现在与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关系上。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今辽宁）海城，青少年时流浪江湖，作过货郎、兽医、小买卖等，与赌徒流氓厮混。甲午战争时，曾一时充军，后加入“绿林”，在辽西割据一方。1902年受抚于清政府，任游击马队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作霖率部由洮南进入省城奉天，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逐步控制了奉天军政。从此,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2年1月，张作霖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如果（日本）对我有何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15。同年12月，又拜访了路经奉天的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亦表示“愿按日本指示行动”。对于张作霖的表态，日本侵略者很满意，一种意见认为“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是必要的”。此后，扶植张作霖就成为日本侵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