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资料》［11］第287～288页。,关东军倾向于实行第三种方法。
军部中央在决定了《大纲》之后，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日本，向他详细解释了《大纲》的要旨，并命其传达给关东军。关东军在接到《大纲》之后，提出了修正意见：1“要立即动手”，不能再等一年了；2“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3“不能坐等机会，要主动创造契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73～74页。由此可见，关东军的主张，在根本精神上与军部中央完全一致，但在行动策略和方法上比军部中央更为积极。
这时，关东军实际上已经在策划实施第三种方案，具体确定了《柳条湖计划》、《间岛独立计划》、《蒙古独立计划》等，决定首先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制造事端，然后迅速出动军队，占领预定地区。在制订这些阴谋计划过程中，关东军“吸取张作霖被炸事件的教训，将计划制订得十分周密”（花谷正语）。为落实上述计划，关东军组织了秘密班子，串通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独立守备队的中队长川岛正、小野正雄、第29联队长名仓刊和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等人，分别实施阴谋计划。另外，关东军还与“朝鲜军”进行了联系，要求其在事变发生后给予支援，得到“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慨然应允。并且，关东军秘密联络退役军人甘粕正彦、和田劲等法西斯分子，要其组织“浪人”等配合关东军行动。
与此同时，关东军更加密切与军部中央和政府等的联系以争取其支持。从7月到9月上旬，关东军派板垣、花谷、土肥原等人多次回日本，一面与“樱会”等的法西斯分子密商，计划在武力侵略东北的同时，在日本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部独裁政权。当时在军部法西斯内部，对于如何建立法西斯体制有所分歧。以关东军为主的一派认为，应以发动对外战争推动“国内改造”，即所谓“外地先行论”；以“樱会”为主的一派则主张，“先把日本国内搞好之后再采取对外行动为宜”，即“内地先行论”。三月事件就是这种主张的突出表现。此后在“满蒙危机”的狂热下，“内地先行论”转向了“外地先行论”。另一方面，关东军向军部中央汇报了阴谋计划，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军部首脑和“中坚幕僚”的支持。
8月初，日本陆军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其特点是将本庄繁等“中国通”和法西斯激进分子充实到军部中央和关东军等要害岗位，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关东军的顺畅的指挥体制。接着，8月3日召开了由驻外军（中国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等）司令官和师团长等军队首脑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了根据《形势判断》所确定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政策，陆相南次郎发表了根据《大纲》精神所拟定的“训示”，强调“满蒙之地，在国防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的生存和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全军上下要“恪守职责，不可稍懈”。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5页。实际是对日军进行了战前动员。会下，军部首脑和法西斯骨干分子还在“湖月”和“精养轩”饭店进行了秘密聚会，对军事行动方案进行了磋商。会后，军部有意将南次郎的“训示”在报纸上发表，其用意,一是表明军部对“满蒙问题”的积极态度，给政府施加压力；二是唤起舆论对“满蒙问题”的关心，煽动战争情绪。对此，《东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这是要把满蒙外交纳入一伙军人所设想的轨道。”但是政府却装聋作哑，暗地里表示在必要时“日本可以仗剑而起”。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8～79页。实际上，在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根本点上，政府与军部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担心的是，行使武力恐怕会引起与欧美列强的激烈冲突，反而对日本不利。然而，一旦军部下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政府也就随声附和了。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时代抗争的焦点(2)
2加紧军事部署和演练
为保证在发动战争时迅速击溃东北军占领东北，关东军多年来对东北的兵要地志，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1931年7月，又组织了一次“北满参谋旅行”，让新调来的军官了解东北情况。对于沈阳更是关东军攻击的重点目标。为此，关东军参谋长亲自率领石原等人，以访问为由，进入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进行了侦察。关东军为增强进攻能力，还通过军部中央的永田铁山，秘密运来两门24厘米榴弹炮，架设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从1931年初开始，关东军还加强了军事演习，特别是在沈阳地区的演习更为频繁。另外，关东军还和与东北紧邻的朝鲜军秘密勾结，多次把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请来，密商在事变发生时请朝鲜军给予支援，神田表示同意。
3加紧与民间侵略势力相勾结
与日本国内法西斯动向相呼应，在东北当地的法西斯分子也大肆兴风作浪。最活跃的是“满洲青年联盟”，他们编写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满蒙三题》等小册子，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朝鲜到处散发，鼓吹“满蒙危机”日益深重。并组织“游说团”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有力的“打开满蒙时局的对策”。还有“大雄峰会”等法西斯右翼团体，也大肆煽动战争舆论。
这些右翼组织的成员大多是满铁职员，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东北的侵略机关，“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主要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它是关东军的最得力的帮凶。关东军也知道仅以自身武力难以顺利实现侵占东北的阴谋，因此，与满铁及其内部的法西斯侵略分子加紧勾结。板垣、石原等人多次窜到满铁，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聘请宫崎正义、松木侠等人为关东军的顾问，为侵略东北出谋划策。满铁调查课长佐多弘治郎也被请到关东军做讲演，鼓噪把“满蒙”置于“大日本”之下的必要性。这样，关东军与所谓“在满”右翼势力的结合，大大增强了关东军制造阴谋的后备力量。
4策划阴谋,牵制张学良和东北军
从关东军的兵力看，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的部队有1个师团（当时为第2师团，有一部分留守日本）和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相当于半个师团强）总兵力约14万人。而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陆海空军齐备，总兵力约30万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对于关东军来说，要动用武力，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军部法西斯策划阴谋，利用中国的军阀混战，牵制张学良，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1930年中国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当时张学良拥兵几十万，雄踞东北，对于战事之进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最后张学良决定援蒋，出兵10万入关，助蒋取得胜利，张学良也乘机控制了华北。但东北军入关使东北防务受到削弱。
为进一步牵制张学良，1931年春，日本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密商派遣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组成天津特务机关，策划在华北制造动乱。土肥原先是策动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太原，让其发动叛乱。但阎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参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同时，土肥原又策动石友三反蒋倒张。石于7月发动叛乱。为与石友三作战，张学良又从辽宁、黑龙江急调东北军精锐入关。虽然讨石战争很快结束，部分部队返回原驻地，但仍使东北防务陷入了更加空虚的状态。
5寻找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事例。万宝山是长春县的一个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均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当地农民遭受巨大损失。就是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肆意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了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10页。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大肆鼓噪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中国东北的生存权已被中国政府蹂躏。日本国内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1卷，第414页。一些狂热的法西斯青年军官还在靖国神社前，“喝血”以示侵略决心。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权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如此等等，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日本列岛。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本庄繁日记》第348页。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还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在这一过程中，本庄多次训示，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4，第4～8页。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到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时代抗争的焦点(3)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
关东军原订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已经按各自分工做好了准备。参见《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桥本大佐手记》，见中野雅夫《满洲事变と十月事件》第255～256页。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参见《日本天皇的阴谋》中文本，(上)，第558～561页。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桥本大佐手记》第122～124页。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板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板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如此变故，并不是因为板垣、石原等人因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了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于是，阴谋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柳条湖事件开始，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迅速踏遍了白山黑水，至1933年攻占热河，东北四省区全部沦陷，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