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具体手段不一样。控制武将，他的招术主要是，感情笼络加上强力监控。这两者的结合，十分怪异。

事例：

蒋介石收买拉拢人有一套，有物质引诱，更注重感情投资，让人觉得蒋介石所言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人；你是我寄托重望的人”之类的话，仅是对自己所说，因此，总有一种崇高的信任感，激动兴奋不已，会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然而，他们哪里又知道正是对他说些甜言蜜语时的蒋某人，心里在盘算什么。其实，他的感人之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一方面重视感情笼络，另一方面，却要对你进行监视，甚至把你的家属扣为人质，如果不听他的话，那你的“后方”难保。正是因为蒋介石把这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怪异的“将将”术，使得许多国民党将领在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的时候，却还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蒋介石用此术“将”杜聿明一例，可以让我们品位其中的酸甜苦辣。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时他才19岁。192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了东征、北伐，逐渐由连长提到代理师长。他是黄埔系中的一员虎将，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学生，1937年，蒋介石把中国第一只装甲部队交给了他。1938年担任军长。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他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两个军远征缅甸，作战英勇，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远征损失惨重，而杜聿明此时名气传遍海内外。

抗战胜利，将军本应享受和平。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杜聿明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奔赴了新的战场。他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经初露端倪，1949年辽沈大决战，蒋家军惨败，蒋介石被迫放弃东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被蒋介石调到中原，担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后又兼任郑州指挥部主任，参与指挥在淮海的国民党军队同中共军队大决战。

淮海之战，是蒋家王朝的生死之战。如果淮海之役战败，南京失去淮海屏障，解放军很快就会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的老巢，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蒋介石将淮海之役看成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他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淮海战役中。

杜聿明军功显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迹象，深得蒋的信任，因此，蒋介石把指挥这一大决战的重任交给了杜聿明。然而信任归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在此危重关头，他的一些爱将，或在战败情况下，不“杀身成仁”，或者战场投降，起义的也有。他还能信得过谁呢？他一方面搞战前感情投资，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刚把杜聿送出门，这边就开始打杜聿明家属的主意了。

他要将杜聿明的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来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目的，杜聿明也会心里明白，这一着比“破釜沉舟”之术，还要厉害，历史上的“破釜沉舟”并没有危及家属子女，而蒋介石这是绝人其后的毒招，他已没有退路了，只得与人民解放军死拼了。

淮海之役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11月22日，第七兵团被歼灭，黄伯滔被打死；24日，第十二兵团被围，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团也被包围，华东野战军司令致书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绝，1949年1月，杜部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得意门生能够成功，若不能成功也应“杀身成仁”。杜聿明也确实有此念头，以了却自己的生命报答蒋介石厚爱之恩。由于副官夺走了他的手枪，未能如愿，却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自己都无回天之术，何况一名战将呢！杜虽然成了俘虏，他的亲属却也没有躲过这一劫，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可是够难的了。蒋介石根本不兑现其诺言。生活难以维持。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将军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活太苦，大儿子绝望而自杀。小儿子被迫辍学，开出租车。只有大女儿情况好一些，早年到美国留学，与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1957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成为华人的骄傲，蒋介石对杜家也重视起来。1958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要见曹秀清，见面后说道：“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答说：“我不知道。”宋美龄当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国后，能够将杨振宁带回台湾。

曹秀清去美国，想带一个儿子去，被台湾当局拒绝，而且必须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联保，才能到美国。虽然淮海战役早已烟消云散，但杜聿明在大陆，曹女士还肩负着带女婿回台湾为蒋介石长脸的“重任”，台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个人质的。

相比在台湾的家属，杜聿明在大陆的日子就好过些，坐了10年牢后，他已经于1959年被大赦，得了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曹秀清于1963年回国，与杜聿明团聚，杜聿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不用说与蒋介石对被捕共产党人的狠毒手段相比，就是与蒋介石对待他的爱将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评析：

蒋介石怪异的“将将”术源自于他的两大欲望，一是领袖欲，二是“疑心”欲，他对任何人都要怀疑，哪怕是嫡系中的嫡系。而后一种怪异之欲是前一种“欲”的派生物，他所怕的是，属下不忠于他这个“领袖”，作出有负于他这个领袖的事情，所以怀疑加防范。因此，对统军的将领们使用感情笼络加强力控制的权术。

从他对待爱将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阴险、狠毒、狡诈，无诈、无毒非蒋介石也。他想用这一套来控制将领，驱使他们为蒋家王朝卖命，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此种卑劣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重地伤害了将领们的自尊心，损害了蒋介石有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谁都不能信任，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违背民心，违背潮流，人心丧失。是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术篇第60节 “恩师”之嫌

“恩师”也不能犯挑战独裁之嫌

蒋介石培植嫡系也罢，网罗人才也罢，对圈内人恩威并用也罢，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独裁统治。谁胆敢挑战独裁，或被认为是挑战独裁，那等于犯了天条，即使是宠臣也难逃厄运。

事例：

蒋介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薄情薄义的权谋家。他的宠臣张静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轨迹，显示了他的两面政治秉性。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1877年9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后因其父捐款，为他谋得一官职，1902年，随清王朝驻法国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馆商务随员。在巴黎了解了市场行情，做起出口生意来，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发财不少，成为富商。在他的财富增长的同时，革命思想也在生长。

1905年，张静江乘轮船赴法国，在船上巧遇孙中山。两人见面如故。张静江开门见山地对孙中山说：“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其欲为君之助，君如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1906年，他在回国途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对这位曾以万贯巨款支持革命的富翁，抱以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然而，正是这位铁了心追随孙中山的富贾，却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就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转而支持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旅途。

张静江与蒋介石交往甚密。他们在革命年代，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而且，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蚀本时，他曾予以帮助，并合伙赚钱；在蒋介石因不能忍受粤军派系排挤，弃职回沪时，张静江给以指点、规劝，并出谋划策。蒋介石非常感激，称赞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常怀“敬惮之心”，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孙中山蒙难，蒋介石应孙中山召唤赴难广州相助之时，特致函张静江，将自己的后事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张。

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极度孤立。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克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为蒋介石献策出力。蒋介石转危为安后，挑起所谓“整理党务案”的纷争，再次得手，在北伐前夕，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此时获得政治暴利的蒋介石也送给“恩师”一份厚礼，把自己抢来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让给张静江代理。张十分卖力地反共、反革命。后来，陈果夫回顾这段反共的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

正因为张静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又有恩于蒋介石，所以以功臣自居，非常跋扈，目中无人，把国民党后起之秀看成晚辈，甚至我行我素，独权、揽权，给人一种挑战蒋家“独裁”的感觉，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调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这本是对张的警告，可他还不醒悟，又要争在国民党五院任职，又遭失败。后来，蒋介石感到过意不去，给张静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随后又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由宋子文任主任，张的那个委员长成了空招牌。

这时，张静江仍执迷不悟，接着又做了几件得罪蒋介石的事情。

一是与“四大家族”争利。张静江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企图将当时的工矿、交通、运输、电气纳入自己的圈子。而“四大家族”是当时崛起的新兴权贵集团，与张静江存在利益冲突。“四大家族”垄断党政军大权，张很难对抗，只好将自己手中掌握的产业，与“四大家族”斗法。

二是在浙江任省主席期间，飞扬跋扈，侵犯了蒋介石的权威。1928年他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在此期间，与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权力集团发生了多次冲突。

三是大肆任用自己的人，即使蒋介石信赖的人也难以共事。朱家骅是蒋介石信赖的后起之秀，张静江也推荐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但张后来处处为难朱家骅。甚至不经蒋的同意就免掉朱的职务，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

四是在修筑浙江铁路问题上与蒋介石存在分歧，未请示蒋的同意，自作主张，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谋划。因此，蒋介石认为张静江不顾大局。

张静江之所以敢冒挑战蒋介石独裁之嫌，说到底还是认为蒋介石与他是老关系，蒋介石不会把他怎么样。蒋多次警告，不听规劝，犯了大忌。在蒋介石心里，必须保持最高权威，不管是谁，不论过去与自己是什么样的有关系，只要胆敢挑战他的权威，都必须予以惩罚。专权的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的。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张静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改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是一个闲职。即使这样一个闲职，蒋介石也不让他当到底，1930年，由戴季陶出面，暗示张静江辞职，张听出话音后，以威胁的口吻说：“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蒋介石准备彻底抛弃这位“恩师”了。等张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想在陈立夫陪同下，找蒋介石当面作解释，可是已为时太晚。蒋只让陈立夫进去，而把张拒之门外。过了许久，他才出来，张对蒋介石发起火来。而蒋介石根本不给这位“恩师”的面子，厉声叫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这样，蒋张之间就没有多少师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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