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相信蒋会如此对待他。

到了南京，胡汉民力排众议，推举蒋介石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同各地军阀混战时，胡汉民则在南京指挥国民党所有宣传机构和政治机构，用笔杆对各地军阀进行讨伐。胡尽心力地料理政务。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约法，准备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蒋胡因此事发生了冲突。胡汉民希望蒋介石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自己。他曾两次考察土耳其，非常欣赏土耳其的基马尔革命。回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宣传土耳其的经验，说基马尔革命成功后，就长期养病不出，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内阁总理伊斯墨代行处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让权。

蒋介石不仅毫无退意，而且，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一定要他点头。胡汉民感到等待蒋让权是不可能的，他就公开地争，与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独裁。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雅晖等人贯彻蒋介石的旨意，竭力主张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为总统。胡汉民会上公开反对，表示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仍然积极活动。1931年，蒋介石下令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因此，引发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反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蒋介石屈服于压力，被迫放出胡汉民。此后，胡汉民淡出政坛。

评析：

蒋胡之间的关系，正好应了这样一句话，在政治角逐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与胡汉民这类政客的关系，有用即朋友，利用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一脚踢开，毫不客气。蒋介石在利用还是拒绝、抛弃胡汉民的问题上，是权衡厉害再做选择的。

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同胡汉民的关系，的确在政治上占了上风，获益不小。然而“过河拆桥”这类旧官场的为官之道毕竟是没落、腐朽的。常言道，路不平旁人踩。蒋介石羁押胡汉民引起了国民党官场内的极大震动，造成了反蒋派的联合，为平息风波，蒋介石只有第二次“下野”。

术篇第79节 恩威并施

恩威并施，弹压抗日反蒋势力

蒋介石用各种各样的权术对付政敌，打压抗日力量和进步势力。文武两手结合，恩威并施是他经常使用的伎俩。

事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国兴起反对日本侵略的热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政治集团纷纷要求最高当局，组织全国军民抗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反共战争，对日本军的侵略继续实行不抵抗，并且压制一切抗日的行动。成为抗日的最大阻力。于是人们把抗日与反蒋联系起来，在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形成一股抗日反蒋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11月和1936年6月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

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举起抗日的旗帜，是正义之举，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进行打压。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现实的条件，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法，压制国民党内兴起的抗日反蒋势力。

首先，用武力镇压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本军的侵略，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威震全国。蒋介石不但不奖赏他们，反而下令将这支部队的3个师分别调离上海，准备进行肢解，遭到多方反对后，改为将往福建“围剿”红军。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入侵华北。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抗日并且与桂系联合组建“援热联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电令他们回师。时任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催逼下，向驻在闽西的红军进攻，受到严重损失。随后，他们与红军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海外回国的陈铭枢积极奔走于港、粤、闽联络各方，组织抗日反蒋的联合力量。在他的联络下，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人陆续由香港到达福建。11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以“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大会宗旨。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废除中华民国年号，设首都于福州。次日，由部分宣布退出国民党的成员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为书记，随后，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12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15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的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其次，打拉结合，搞垮两广反蒋联盟。1936年5月，胡汉民突然病故，广东广西实力派一时间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机会，采取措施，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他委派居正、孙科、王庞惠等要员前往广州吊唁胡汉民，趁此机会，向陈济棠提出改组广东省政府等项要求。实际上逼迫陈济棠把广东军政大权交出来。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6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用两手，即安抚和武力高压两手，应对两广事变。6月，他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提出两广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要两广“踊跃参加，共决大计”，以缓和反蒋情绪。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紧急调集军队，抢先控制战略要地衡阳，使两广北上计划受阻。并扬言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在保持武力高压的态势下，还派人带着一大笔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广东空军40多人驾机投蒋，联名通电谴责陈济棠等借抗日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级将领相继率部投蒋，陈济棠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在蒋介石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免除陈济棠的职务。陈济棠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下野”。广东落入蒋介石的控制。

广东问题解决后，蒋介石乘势解决桂系问题。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李、白对此举坚决拒绝。蒋见此策不行，又换了一个戏法，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由黄绍竑在广西主政。李、白接电后，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动员十多万军队备战，同时联络各方人士到广西共商大计。蒋介石立即调大批人马进逼广西，“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剧，爱国学生奔走呼号，“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用和平协调解决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和广西当局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宗仁等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经过程潜等人从中斡旋，双方作了让步，终于促成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

评析：

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反映了民意，是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们的抗日的要求，反而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镇压和破坏，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举国声讨理所当然。

福建事变在很短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所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组织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亲自督阵进行镇压，敌我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领导机关实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内部分析，福建事变的领导者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加上一些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对蒋介石打压不同派别和集团，排除异己的行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对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抵制。蒋介石采用武力征讨，违背民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术篇第80节 双管齐下（1）

双管齐下，置冯玉祥抗日同盟军于死地

双管齐下，说的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蒋介石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处理同政敌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常常采取这种权术。他解决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问题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将军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隐居于山西汾县峪道河。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此，冯将军极为愤慨。不断地谴责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出兵抗击。1932年，他怀着满腔热情，从山西汾县峪道河山村出来，四处活动、劝说，希望国民党能团结抗日。但是奔走两个多月，得到的却是冷水浇头。他一气之下，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哈尔省的抗战。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致电两广的各派力量，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强调，只有识大体，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请求工商界经济上予以帮助；联络他原来的部下吉鸿昌、石友山等将领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到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处请求援助。

冯玉祥的抗日活动，遭到蒋介石的阻拦，他用劝说和诱骗的方法，要冯玉祥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冯玉祥，邀请他到南京见面。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了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为了促使冯玉祥改变主意，蒋介石还派人到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决心已定，不受蒋介石的诱惑所动。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座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他对身边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冯玉祥抗战的义举虽然受到蒋介石的阻挠，但是得到全国各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也得到许多爱国官兵的响应。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参加的除冯玉祥的原29军教导团和方振武组织的抗日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