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人间地狱“无人区”惨案（3）

……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很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

大院北面平房墙根，有一堆还算完整的儿童尸体。这许多已经集中，无人来认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弯曲焦炭形状……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面目已很难辨认，只是累累弹痕和刺刀的戳伤清晰可见……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被鬼子毁灭，还有孩子们的母亲、长辈和姐妹。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母亲的尸身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血淋淋的文字，仍然使人的心灵强烈震颤，使我们永远不能淡忘，更不容任何篡改和抹煞。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陈群团长带领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们，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们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冀东党政领导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八路军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血腥的大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潘家峪这个抗日根据地，以后更加巩固，后方支前工作更加活跃，人民抗日斗争更加坚决了，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人民，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唐山人民从1952年始，又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哀怨而又悲愤的潘家峪惨案歌曲，在潘家峪一带广为传唱。沧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写就的历史却永远不能改变!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大杨官营惨案

刘绍友

1942年，侵华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进行得极为残酷。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迁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进行反“扫荡”斗争。1942年7月中旬，迁安抗日军民先于迁安干河草村(现属滦县)全歼制造潘家峪惨案的刽子手佐佐木二郎以下日伪军300余人，后于大杨官营的岚山西麓伏击了来迁安视察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一七师团长原田熊吉和驻唐山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等，敌伤亡惨重。战斗的胜利，使群众深受鼓舞，日军却大为震惊。敌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急忙于8月上旬在北平召开兵团长会议，指出：“目前南方正在广大海域作战，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少数兵力确保大陆，不使南方战线有后顾之忧。然而作为后方基地的本方面军管区内，特别是冀东方面的治安，处于极其令人忧虑的境况，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目前形势所不许的，必须迅速肃正……”经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当即部署了：一方面在冀东长城沿线的迁安、遵化山区大规模制造“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的“无人区”，并关照要“与关东军接壤驻地的警备部队密切联系实行之”，妄图彻底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在冀东基本区大规模地构筑“遮断壕”(封锁沟)，企图把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以实现破坏基层抗日组织，维持他们长期血腥统治的狂妄野心。铃木启久根据冈村的部署，命令驻迁安沙河驿镇的日军第三联队长小野修，负责迁安上述任务的实施。

日军驻迁安守备队及星加部队(三十一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纠集日伪军2000余人兵分南北两路倾巢出动。北路以驻迁安守备队长滕川(外号疤瘌脖子)为首，协同伪警备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屯等据点敌伪军1000余人，沿长城线，对建昌营以西迁青平联合县抗日根据地“扫荡”制造“无人区”。南路星加部队和伪军1000余人沿滦河西、南岸，对抗日迁滦丰联合县根据地进攻“扫荡”，并用刺刀驱赶着数以万计的民夫，强迫构筑从都树店通往大杨官营南北走向的长达近百华里的“遮断壕”。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次进攻“扫荡”之疯狂，摧残手段之凶狠，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兽蹄所至，财物被抢光，村庄被烧光，人民群众被任意抓捕、杀戮。

正当敌人蠢蠢欲动的时候，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抗日军民于长城南侧的彭家洼村(属无人区边缘)，取得了全歼从冷口进入迁安境内进行“扫荡”的日军关东军原田东两中队75人及满军一部的胜利，给了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行动当头一棒。滕川、汤鹏举疯狂至极，8月9日凌晨，带领县城日伪军300余人，气势汹汹直扑彭家洼村，妄图进行报复。可是，抗日军民早已转移，留给敌人的只是日伪军的尸体。滕川气得暴跳如雷，向日伪军命令：统统地鸡犬不留!这天，惨无人道的敌人，杀死了没来得及转移的农民裘玉书和赵玉丰70多岁的老母亲及彭志两岁的小儿子。然后，拆毁全村的门窗和部分梁檩，运到村头烧炼日军的尸体。村里财物、牲畜被搜掠一空，部分民房被烧毁。滕川在彭家洼村洗劫了两天后，继续带领日伪军向北“扫荡”。

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包围了东密坞村。敌人用刺刀将全村没来得及转移的男女老幼约400余人驱赶到街上，滕川通过翻译对群众说：“只要说出谁是八路，谁给八路办事，就可以放回家。”群众怒目而视。敌人一无所获，当场抓走男性农民28人，关押到建昌营据点里。8月18日，滕川、汤鹏举带领日伪军再次包围东密坞村。日伪军把群众圈到一起，为逼迫他们交出八路军和共产党员，当场将农民孙宝柱、刘喜廷、司殿文等五人打得半死致残，又抓走了60人。敌人为了收买人心，由建昌营放回18名年龄较大的农民，在县城强迫4名青年充当伪军(后均跑回)，其余72人被日军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6日，敌人扫荡西密坞村，当场枪杀群众1人，抓走群众28人，后来，全部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9日，敌人从芝草坞村抓捕群众50人。其中11人中途跑回，7人因年龄较大被释，5名青年被强迫充当伪军，27人死于大杨官营。同日，敌抓捕孙家店村干部、群众13人，其中妇女2人由县放回，1人被赎回，1人被强迫充当伪军，余下9人死于大杨官营。

8月20日，敌人从提岭寨村抓走群众9人，其中7名妇女在迁安受尽摧残折磨后放回，其余1人死于县城，1人死于大杨官营。

8月27日，敌人包围了小崔庄，抓走干部群众40多人，中途跑回一部分，36人被监押于县城，村里花钱赎回18人，死于县城2人，死于大杨官营16人。被赎回的青年王汝林、王旭二人，在县城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径，并身受其害，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投奔了八路军，在临别亲人时说：“只有拿起枪，把鬼子赶出中国，才能有我们的活路。”敌人抓捕坎辛庄村武装班长李作安扑空，将其父李洛子、叔父李义、二弟李作书、三弟李作德和家里雇佣的染布师傅5人抓走，除其叔父李义中途跳汽车逃跑外，其余4人均死于大杨官营。此外，死于大杨官营惨案中的还有西峡口村8人，大杨官营村3人，五重安村2人，隔滦河村2人……

日军在迁安长城沿线的山区制造“无人区”期间，实行反复疯狂“扫荡”，“梳篦剔抉”。大规模地烧毁村庄，使长城沿线的上空，浓烟弥漫，火光四起，共烧毁房屋6400余间。紧靠长城的当时有251户的大庄村，就被烧毁房屋662间，使这个山村变成一片废墟。白洋峪村先后被敌人焚烧八次之多。

在此期间，敌人还杀害抗日区村干部、群众100余人，其手段极其残暴，有刺死、打死、砍杀、烧死、洋狗撕尸等等。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罄竹难书。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血洗杨官营野蛮报复（1）

大杨官营村位于迁安县城南约30华里处，它西靠岚山，东傍迁安通往滦县的公路。党在这里开辟工作较早，1941年就有了党的组织，群众基础较好。村抗日游击小组经常挖公路，埋地雷，破坏敌人的运输线，给敌人造成威胁。1941年底，沙河驿据点的一个姓刘的特务秘密潜入大杨官营村，妄图刺探抗日情报，时间不长就被抗日游击小组抓获镇压。因此，敌人视大杨官营为眼中钉、肉中刺，仅在1942年上半年，就先后两次“扫荡”大杨官营村。敌人为了逼迫群众供出共产党员和村干部，将农民朱安塞进白薯窖内用烟火活活熏死。村粮秣委员郭树田被敌人追得无路可走，抱着账本跳井而死。敌人杀害了干部群众后，又在村子里放了一把火，烧毁房屋140余间，粮食衣物被抢劫一空，使大杨官营村变成一片废墟，群众无家可归。

镇压愈凶，反抗愈烈。英雄的大杨官营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野蛮行径所吓倒。他们继续坚持斗争。同年7月上旬，抗日游击小组又于村头抓获迁安县城敌人派来的5名密探，当即被他们镇压了4名，跑掉了1名，这更激怒了敌人。所以南路“扫荡”的日军星加部队(三十一大队)把大杨官营村作为“扫荡”的中心目标。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敌伪军1000余人，从滦河南岸拉开20余里宽的大网兜向西南方向“扫荡”，最后把包围圈收缩到大杨官营村。这天日军在村里又枪杀了青年农民徐春头，捕住没能转移出去的党员、干部、群众37人，拆毁了新搭起的窝棚，抢走了牲畜财物，砸烂了群众的锅碗坛罐。傍晚，日军把抓捕的人们押到木厂口村，先对他们一个个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八路军动向，但他们坚强不屈，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丧心病狂的敌人当场打死5名农民(均是小杨官营村人)，然后将大杨官营村的徐仲年、徐庆年、张欢喜、黄永富等18人，用绳子6人一串地绑着，拉到村内的一眼水井旁，用布蒙上双眼，推进水井，而后又投石下井，致使18人全部身亡。另外14名群众除1人被放，其余全部被敌人杀害于滦县的偏凉汀大桥和油榨村等地。

敌人在大杨官营、木厂口村一带洗劫撤走后，8月16日晚，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将从木厂口村水井中捞出来的18位遇难群众的尸体抬回村，停放在街心。乡亲们目睹此惨景，无不悲痛至极。村办事员、共产党员王海亭激愤地对乡亲们说：“敌人惨杀了我们的亲人，我们怎么办?”“参加八路军，向鬼子讨还血债，为死难的亲人报仇!”人们愤怒地回答着。当夜，在共产党员田增等带动下，全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