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人，他们对我们的身教言教，真是没法比，我想起这些来总是很心酸。

总理说要小心要小心，我心里非常激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心的人。那天我要是真的掉下去了的话，就出大丑了。我老记着这个事。后来，再上天安门，我们抢镜头的时候，陈云、彭老总都说小心小心啊，掉下去就吃不了饭了啊。首长们都很关心我们，所以工作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

侯波、徐肖冰给毛泽东拍摄的照片多达一千多张。在这些照片中，毛泽东又喜欢哪一张呢？

侯波：1954年12月在杭州刘庄，正赶上主席的生日。为祝贺主席的生日，我们一起吃了面条。主席没有吃，他刚起床，在外面走。那天杭州下了雪，这可是多年不遇的景象，而且下的是鹅毛大雪。第二天，天晴了，南方的雪化得很快。主席要坐车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途中，主席下来坐在了稻田边上。雪后的早晨，天气寒冷，大家就催主席赶快上车去，怕他感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个照片后面没有背景，浙江有好多村子，都说是在他们那儿，我也不知道确切是哪的。有人说主席是去访问农家，那也不可能，因为稻田里的雪都在化了，去不了，下雪也没有人出来。

侯波作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几乎见证了毛泽东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活动。其间，毛泽东提出要侯波注意一个问题。

从建国初开始，拍摄主席的活动就是我的工作了。基本上，他出去我就跟着，甚至他出来散步，有时候我也会跟着。有一次，主席说，你不要把照相机老对着我，要对着群众，我和群众在一起的你照，我不说你，不要老照我一个人。

第三部分访问 侯波 徐肖冰 下

以后，我就很注意了，尽量不打扰他。我的镜头更多的时候是拍主席和群众在一起。

比如，主席和新疆的库尔班大叔握手。1959年，毛主席在紫光阁接见亚非拉青年参观团。外国青年看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知道要照合影，都往主席跟前挤。当时，总理就站在我边上，正在给他们排队，招呼他们怎么站，站几列，因为一排站不下嘛。可他们往主席跟前挤，有的趴到主席肩膀上。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劳动那次，本来决定很多领导人都在一块儿，好拍电影。后来，别的领导人都到另一边去了，主席要走过去，路却走不了了，群众都围上来了。结果，只好临时决定主席在一个地方劳动，所以电影也没有拍成。很多人连照片都没有拍成，我一直跟着他，只有我一个拍到了主席劳动、休息以及和群众在一起的镜头。

1957、1958年这两年，主席出去的时候很多，工作起来就很艰苦。我估计一年只能在家里待四个月，八个月都在下边。

在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时候，相机都是老式的，有许多配套设备要随身携带，比如背个充电的大电瓶。另外，还有一个包，里面要装胶卷。他们都帮我忙，帮我背东西。

我有一个箱子，随时都准备好放在身边。因为主席到哪去都是随时就走，来不及的话，他就通过值班室通知一起去的人。那时候，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负担，也根本顾不上家和两个孩子，都是同志们帮着照顾。我即使在办公室，也是坐在电话机旁边，随叫随到。特别是会见客人，有时候是临时决定的，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就坏了，我都是准备好好的，拿起箱子就可以走，到了地方马上就工作。

主席身边的同志对我都很帮助，我只是按按快门，拍这么多照片，可以说都是大家的功劳。

可为了拍主席与群众在一起的镜头，侯波却出了一回洋相。

那是在长沙，主席到湘江去游泳之后，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休息。我一边对镜头一边往后退，我没有注意身后，想不到一下就掉到粪坑里面去了。南方的那种粪坑都在河边上，在户边，上面有块板，水正好把粪坑都淹住了。还好很浅，我就赶快跳出来，我把相机举起来跳了出来，边上的人扶了我一下，我就上去稍微洗一洗，继续拍照，拍到主席逗小孩儿。这次经历虽然尴尬，但也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还是很值得的。

我出的这个洋相，主席并不知道，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后来还是有人告诉了他。

毛泽东让侯波多拍群众，群众则给侯波提供了很多有利于拍摄的条件。

主席让我拍好群众，可群众热爱主席。为拍好主席，有些人就把我举起来，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比如有一次，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拍照，学生的那个热情劲真受不了，为看到主席，大家挤呀挤呀，回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袜子都没了。我还出过一次洋相。那是主席视察到河南，棉花堆得很高，主席很高兴。我就想上到棉花垛上，给主席拍一张周围都是棉花，主席喜气洋洋的照片。结果上去以后，我就陷进去了，上得越高陷得越快，棉花很松软，居然将我埋住了。主席发现了，就说你看看她。几个人就七手八脚上去把我抓出来了，满头满身都是棉花。主席幽默地说，哟，这不是个雪人吗？主席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幽默的，会跟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在火车上，他在埋头看书，我坐在边上，就悄悄地拿起照相机对着他。他看到我了，他说，你为什么老用一只眼睛看我？我说，两个眼睛放不下，那是到保定去的时候。

1957年，侯波跟着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问她为什么不喜欢莫斯科？

当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就跟着他，他一看我跟着他，就问我，你这次到莫斯科去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不喜欢他们。毛主席就说，哎，你怎么不喜欢呀？我说，他们不够朋友。主席就笑了。我说，我照一张照片他们还派一个人跟着我，他们不让我拍，在中南海我在哪都可以拍，在那人家就限制了。在红场里，咱们去了好多代表团，彭老总的军事代表团等，他们在那个观礼台上，我就想去给他们照相。他们的警卫员就瞪着我，不让我动，我就没有办法了，就跟那边招手，那边才叫一个苏联人过来把我领过去。即使这样，他们仍有一个人看着我，我又不是特务，我可是客人哪！他们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国家对他们很客气的。

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主席就笑了。他说在人家国家就要听人家的。然后，主席说，报纸发表了一张照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张照片很好，我很喜欢。

……

在侯波的记忆里，毛泽东亲切自然，就像是自家的老人。

1961年3月，我要离开主席到新华社去工作了，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我要到新华社去了。主席说，什么时候走呀？我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我先来看看主席。主席说，今天就要走了，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好多年，给领导同志们都拍了好多照片，你有功劳。我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谢谢主席对我的鼓励。主席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我走到门口，给主席敬了个礼，主席眼圈就红了。

自从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夫妇每年有三个日子是一定要吃面条的，除了我们俩的生日，另一个日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我们为主席过生日，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主席。

第三部分访问 刘长明 上

刘长明12岁就在老家河北正定参军投身革命。从抗大七分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军委从事秘书、参谋工作。1946年，21岁的刘长明被调到中央军委作战部枣园作战室担任参谋，开始近距离地与毛泽东接触。1947年初，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军延安，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随后刘长明便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春节，在枣园，我们像往年春节一样，搞了个春节团拜会，枣园村的老百姓也一起参加，向中央领导拜年。但这年的春节与往年有个不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不仅老百姓，就是部队的同志对为什么撤离延安也存有疑问。见到主席，主席很了解大家的心情，他很幽默、风趣地给当地群众讲解，为什么我们要撤出延安？主席在理论上的思考，在报刊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主席当时举了个很通俗的例子。他说，如果你遇到强盗了，你一个人背着满身的财宝，金银财宝这么一大包袱。一个强盗或者一群强盗要来抢这个财宝，你怎么办？你是背着一身财宝和强盗拼搏，结果你拼不过他，你被他打死了，或者是打伤了，财宝也丢了。撤离不撤离延安，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背的财宝放下，我轻装和这个强盗来搏斗，就可能把他打跑或打死，打败他我就人财两得。况且，我们现在知道强盗要来，可以先把财宝埋起来，再把强盗关在自己家里打，把握就更大嘛。前边人财两失，这个人财两得，这样的对比很清楚，跟老百姓一讲，老百姓就想通了。此前，延安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要撤出延安，马上紧张起来，枣园村的村长带头来打听情况。哎哟，中央撤离了，谁不担心啊，不愿意部队走啊。当然从中央说，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也不想离开，但是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敌人进攻，这个包袱必须甩给敌人，我们不能因为坚守这么个地方，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机动作战，当时我们的作战思想就是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出动几十架飞机，对延安轮番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处境危急，必须紧急撤离，然而形势越是险恶，毛泽东越是从容不迫。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主席住的那个窑洞的玻璃都给震碎了。主席对身边的人员说，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敌人轰炸是个什么情况。一看，捡了个弹片回来。主席说，噢，这个弹片不错，留着它还可以打一把菜刀嘛。主席很快从枣园就转到王家坪去了，最后撤离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是从王家坪走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主席了，因为我留下了嘛。作战部其他人过了黄河到山西去了，我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留在陕北。

主席是最后撤离的，警卫主席的同志一再催主席，走、走，赶紧撤离，敌人越来越近了，炮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了。主席还是不走，很沉着，还在那里看地图啊，还在那儿思考问题。越紧张的时候他越放松，情况越紧急他越冷静、越沉着，他非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他非要看看这个不行，我们大家都着急。最后，还是彭老总发了脾气，别人谁敢叫他老毛。彭老总说老毛，你走不走，不走，我找个担架抬你走。主席这才走，好，我们听司令的吧。当夜，我们就坐车离开了延安，那是1947年3月18日晚上。

毛泽东率领八百多人的中央机关撤离王家坪，开始了长达一年多转战陕北。行军的途中，毛泽东与中央机关大队，多次和国民党追兵擦肩而过，但每一次，都能在追兵眼皮底下安然脱险。

我们离开王家湾一路西行到了小河这个地方。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把我们往东赶过黄河去，可主席决不让胡宗南牵着鼻子走。到了小河，我们在山上，天又下了雨。那时候，我负责宿营，就在前面侦察。我们一看天快黑了，就找了一个向导。半夜里，这个向导却迷路了，一队人马被困在了一个山沟里。人迷路，天下雨，怎么办哪？马也不敢骑，老滑蹄呀，只有走路，主席也下来了。我记得，周副主席的鞋子都陷进泥里去了，硬是把它拽出来，找个绳子捆住这个布鞋才行。后来，我们另外又找了向导，一夜才走了二三十里。我们爬上山去，敌人就在山下，彼此都听见声音了。就这样，我们走，敌人也跟着走，就到了天赐湾。到天赐湾以后，就听见枪声响起来。主席下了决心，好，敌人再上来，咱们继续向西。如果敌人走了，咱们就在这儿住下来。后来，敌人放了一阵枪，在山底下哇啦哇啦叫了一通，没上山就走了。主席说，他们走这是正常现象，他们这下回去就好交代喽。放放枪，管它朝哪儿放了，他回去好交账了嘛。天赐湾正好是胡宗南部队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的结合部。马家军一到那儿，知道胡宗南的部队在，就返回去了。同样，胡宗南的部队到了接近马鸿逵防区的地方就掉头而去了。我们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安安静静在天赐湾住了几天。

行军途中的危险，不仅是面临敌人的轰炸和围堵，而且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

第三部分访问 刘长明 下

过葭芦河，我们碰到山洪暴发，桥给冲坏了，一时间没法过河，叶子龙、汪东兴我们都着急啊。我身上带着个作战地图，雨一直下个不停，怎么看呢，警卫员就拿一块雨布，几个人抻起来，我把地图铺在下面，有人拿着电筒，主席就这样看那个地图。无路可走，只有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