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两把椅子也还在，就和我向主席汇报时一模一样，碗筷啥的，也在那上边摆着呢。秋风萧瑟，落叶缤纷；庭院静寂，人去屋空，无限伤感涌上心头。

第四部分访问 邵华 上

2003年9月6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之前三天，诞辰110周年前夕，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将军，举办了自己的一个摄影展。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邵华，举办一次摄影展，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就这次展览选择的时间和摄影主题来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摄影展寄托了后辈对一位慈父的无限缅怀之情。

虽然名称是我的舞台摄影艺术展，但副标题是，献给敬爱的父亲，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我要把它放在这儿。

邵华和刘松林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她在1938年10月出生于延安。是张文秋与陈振亚这两位八路军指挥员的孩子。1939年春天，不满周岁的邵华与姐姐刘松林一起，跟随父母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目的是治疗陈振亚残缺的伤腿。可在迪化等待去苏联的时候，陈振亚遭遇意外事故死亡。两个孩子先后失去了生父，又一同在新疆随母亲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活。

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切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原来在新疆帮助盛世才的共产党人，如陈潭秋、毛泽民，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的一些同志，以及从延安经新疆去苏联的同志，全部在1943年被盛世才抓进了监狱。

我的童年就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一直到1946年7月份，张治中到新疆，国共重新谈判以后，我们这一批一百三十多人集体被保送回延安。

回到延安以后，我们就感觉回到了老家，感到无比兴奋。当我们走到离延安十里铺、二十里铺，先是二十里铺，后来是十里铺的时候，看到延安城里这些群众人山人海的，都在山上，在路边迎接我们，我们确实十分感动。像我们有一些孩子都是被这些叔叔阿姨们手递手传进了延安城。后来，大家排着队，主席从头跟我们握手握到尾。像我和另外几个男孩儿，我们就感到和毛主席握手是最大的幸福。毛主席跟我们握完了之后，我们赶快又跑到队尾，又再站队，争取第二次再和毛主席握手。

当时党中央对我们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关爱，让我们检查身体，用当时延安最好的饭菜来招待我们，还给我们拍下了一张我们永远难忘的照片。当时有从新疆回来的全体同志的一张照片，还专门为我们孩子们，这二十多个孩子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给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做“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

1949年10月15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为夫妇之后，邵华有了更多机会跟随姐姐、姐夫一同去看望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关心，邵华才走进了育英小学的大门。

1950年的时候，岸英哥哥还没有去抗美援朝之前，周六、周日的时候，他和我姐姐经常利用节假日，周六、周日回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有这个机会，只要我在场，我总是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见毛主席，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们有时也开玩笑，叫我小跟屁虫，拖尾巴虫，就带我去了。每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亲切，有时候毛主席就问岸英哥哥的情况，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我总是在旁边听着。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我当时听了以后，很羡慕，因为那时候北京刚刚解放不久，我一直是跟着母亲南北转战，几乎就没有上学的机会。我听见毛主席对我姐姐的学习是那么关怀，后来我有一次就忍不住在旁边说了一句，我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主席当时很吃惊，问，孩子，你怎么还没有上学呀，我就简单地给他讲了一下。主席听了以后就对我说，好，你放心，孩子你放心，这件事情我替你来办。我当时听了心里头特别感动，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替我办，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交给了我一封信，叶子龙同志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直育英小学报到，找韩校长，你就可以上学了。后来就让我当了育英的插班生。

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邵华备加珍惜。她要以优良的学习成绩报答毛泽东。当邵华满心欢喜地给毛泽东看考试成绩单时，毛泽东的一番话为现在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当时，我们在学校都要争当三好生。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在学习上采用的是苏联的5分制，3分是及格，4分是良，5分是优秀，得了5分以后，就会在你的计分册上用红笔写一个5。有一次我的期中考试成绩，看上去几乎是满篇红，满堂红，唯独体育是一个3分。我很高兴地拿去给主席看，好像沾沾自喜，因为我拿了个满堂红嘛。毛主席看了之后，对我说在体育方面要加强，要增强体质，要进行锻炼。另外，他还教导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能把精力平均地用在每一门功课上，说你应该钻一门你最喜欢的，你认为是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在这一门学科上，你要去有所突破，有所理解，更深一点，不一定认为满堂红就是好的。

我听了主席的这番教导，我就觉得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门门都想得5分。但是从主席教导我以后，后来我就注意在学习上有所侧重了。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比较喜欢的文学上。最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邵华上了中文系之后，和毛泽东之间就有了更多的话题。毛泽东有关曹操的话，引起了邵华的思考。

我在上北大期间，还是有很多机会和他沟通。比方说主席就问过我：你喜欢曹操还是喜欢曹丕、曹植？我当时顺口就出来了，我说我喜欢曹植的诗，尤其喜欢他的七步诗，我说你看他哥哥曹丕逼得他没有办法了，七步之内要做不出诗来就要杀掉他。所以我说曹植才华横溢，当时我的印象很深。后来主席说，我更喜欢曹操的诗，从这以后我就比较注意去读曹操的诗了，我觉得他的一些东西的含义、境界确实比曹植、曹丕要高。

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说烂熟于心，似乎对于外国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邵华的感受则不同。

我当时正在学西方文学，我很痴迷地在读一本书，名字叫《简·爱》。后来，我就告诉主席说我在读《简·爱》，主席说这本书怎么样，我就把我当时的心情讲得很多，对女主人翁，对男主人翁，我是多么喜欢，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好像是平等的，是纯真的，反正就是根据我当时的感想胡吹了一通。后来主席让我把书和作者写下来，我当时还不明白，就写在一张纸上。过了不多久，我又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就发现在他的桌子案头上放了一本《简·爱》，我看到他已经看了五分之四了。

通过这件事情，说明主席对子女的读书、学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也是非常关注的，也看我们喜欢一些什么书，应该怎样来引导我们，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主席不像别人说的，不看外国小说，这就是一个实例。我还记得这件事是我姐姐刘松林告诉我的。那还是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有一次主席告诉她，你去给我借一本《茶花女》来，后来我姐姐想办法到她认识的同学那儿借到了一本《茶花女》，给主席送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又把这本书还给我姐姐，说你还给人家吧，我已经看完了。我姐姐拿到这本书以后顺手翻开一看，里头圈圈点点，甚至还有眉批，把我姐姐吓坏了，她就觉得我从人家那儿借来的几乎是一本新的书，现在被主席都看成这样，我怎么还给人家，人家要问我，我怎么回答，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后来我姐姐给我讲，她把这本书后来还人家的时候，赶快合上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还给你，然后扭头就跑了。后来大家都说你真傻，如果你要是告诉那位同学这本书是主席圈点过的，那将是珍宝，可是我姐姐吓得没敢说，就跑了。那位同志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本书是主席看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我觉得非常遗憾。

第四部分访问 邵华 下

1957年10月，毛岸青在苏联修完学业后，从北京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开始与毛岸青通信，甚至在闲暇的时候陪姐姐一同到大连去看望他。毛泽东知道他们交往的消息后，便写信给毛岸青问他的想法。

岸青后来身体不好，从苏联回来就在大连休养。休养的时候我们经常通信，我和姐姐也去看望过他。我并不知道主席怎么知道的，可能是通过岸青那边了解到我们之间在通信，后来父亲也问过我，是不是你们常写信，是不是互相在鼓励，互相在安慰，我也说是的。所以直到最后，主席后来给岸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谈到听说你们俩经常通信，对我还进行了一个评价，说邵华是个好孩子，你们是不是有做朋友的意思，那个时候确实我们也是有进一步感情升华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作为主席来讲，作为父亲来讲，他对自己的孩子，不光是学习，另外，生活、感情世界他还都是给予关怀和指导的。

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婚礼，毕竟生活条件比刚建国的时候要好，不再像毛岸英结婚时，只送了件旧大衣。毛泽东送给邵华一块手表，还为儿子的小家送了个大件，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姻，这不仅因为邵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更因为有了这个婚姻，两家再次亲上加亲。

1960年，我们是在大连结婚的，是由大连市委、市政府给我们主持的婚礼。父亲送给我的一块表，直到走不动了，我才收藏起来。送给我们的还有一台国产的、南京出的熊猫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摆着，虽然不能用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珍贵的。

邵华和岸青在大连度过了一段新婚岁月之后，于1962年回到北京看望父亲毛泽东。毛泽东嘱咐他们，不要忘了去看一下已故的妈妈杨开慧。

到1962年，岸青和我就从大连回到北京了，我就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我们结婚后，第一次见父亲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新媳妇应该回去，回韶山去见见韶山的父老乡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婆也还健在，说你们应该回去看望外婆，应该去给你们的妈妈杨开慧扫墓。所以，后来我就和岸青遵照父亲的指示，我第一次到了板仓看望了外婆，就到了韶山。所以我当时回去以后，看到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有很多乡亲的辈分我还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对我们确实也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爱护，也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所以那一趟湖南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湖南之行，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去给开慧妈妈扫墓，也照了照片，现在这些照片我都珍藏着，这次用在杨开慧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之中了。也去看望了外婆、舅舅，也都照了相片，包括韶山。现在翻开这些照片看看，都感到确实是非常珍贵的。

……

毛泽东对夫妻之情和战友之爱，有着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杨开慧是李淑一的中学同学，而毛泽东则是柳直荀的早年战友，20世纪30年代初，在战争中杨开慧和柳直荀先后牺牲。《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便寄托了毛泽东对爱妻和好友的深刻缅怀之情。1962年9月1日，当毛岸青和邵华再次请求父亲抄录这首词以作留念时，毛泽东又把诗句里的“骄杨”改写为“杨花”，以此来寄托他对杨开慧的怀念之情。

有一次，我和岸青一块回去看望父亲，那天父亲工作也比较轻松，情绪也很饱满。在谈到开慧妈妈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写的《答李淑一》，给我和岸青写一份。爸爸当时说可以，他就坐在案头前把纸铺开了，然后他提笔就写了“我失杨花君失柳”。我当时一看就有点误会，我说不是骄杨吗，怎么这个地方写成了杨花了呢？父亲提了一句，称杨花也很贴切。后来我回到家里去领悟父亲的这句话，他给李淑一同志写信，给柳直荀烈士和杨开慧烈士一块题这首词，这是战友之情，所以他称之骄杨。他给子女写信，给我们的母亲写信，所以他觉得是很亲切，应该是充分地表达亲情这方面，也表达他对开慧的另一个方面，很亲切的方面，所以他就提了“杨花”两个字，这是我后来的理解。

毛岸英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部“捷夫”牌相机，邵华开始用这部相机记录下家人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宝贵镜头。毛泽东同意她拍照，不过他给邵华来了个约法三章。

那时的相机不像现在的傻瓜相机，从对焦距，从速度一直到它的曝光，全部要用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