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你下来！”他冲罗瑞卿说：“你不会游泳，就不知道游泳的好处。”机要员、秘书等一些女孩子下来以后，主席鼓励她们说，江水淹不死你，只能淹个半死。虽然这么说，但主席还是关照说，你们要好好照顾她们。

游了有两个多小时，到了长江中间，水温比较低了嘛。有些人就到船上休息，上来以后浑身打哆嗦，拿杯子喝水，水都要洒出来。可主席年龄那么大，却不怕冷。五月份的时候，江水确实很凉。船上的人都向主席招手，主席，你上来吧。主席说，还没到岸边，怎么能上去呢？主席边游边说，你们不是说长江不能游吗？你看我不游得很好吗？总之，游起来相当轻松。他有时候就躺在水面不动了，让水漂着他。看起来，我们围成的保卫主席的圈子只能是摆设了。

曾文陪同毛泽东游过许多大江大河，他发现风浪越大，毛泽东就越高兴。

有一次，在北戴河风浪特别大。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风浪，真是白浪滔天。可主席非要游泳，当时在北戴河的中央领导，包括总理在内，都不同意他游。你越是不同意，他越是要游。主席要游，我们就得先下去。我们就推船下海，可是船怎么也推不下去。刚推下去一点，一个浪头打来，船就到了岸上。主席可不管那么多，我们只好弃船而下，用我们的身体多少为主席挡些风浪。但有时候，实在顶不住，哗地一声，浪头就把我打到主席身边。主席反而把我抱起来，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主席就高兴地指着高高的浪头让我看，我一回头，巨浪鼓动着，把我像小舢板一样，推上浪尖。主席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到了浪的下面。等他冒出来，浪头就已经过去了。他就是这样，很有诗意地与大风大浪搏斗。他以亲身体会告诉我们，只要你掌握了风浪的规律，浪来了你根本不用怕。浪来了，你扎个猛子头一低，浪过去了你就起来了。实际上，主席并不是蛮干，他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就是特别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身体和意志，任何风浪都阻挡不了他。

毛泽东很尊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连称呼一类的细节都特别注意。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广东同志有好几个，就我和李连庆岁数最小，他年纪还比我小呢，可李连庆的个子比我高。江青就叫我小广东，大多数工作人员就叫开了。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见了我，还叫我小广东，可主席从来不叫我小广东，都是叫我名字曾文。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曾文除了工作、生活、学习之外，毛泽东又给他布置了一个新任务。

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从各方面给予关心。1956年，我刚刚二十岁，他就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说，你在我这里工作，可以在农村找个对象，你们可以相互鼓励。你在这里好好工作，她在那里努力生产。

我搞调查回来以后，看到我他就问，你的对象找着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主席就说，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啊。再后来,我每次从家里回来他都问这个问题，我说，来来回回只有七天的时间，光在路上就要花三四天，除去了解情况的时间，哪有空去找对象。主席就说，以后多给你一些时间吧。他不只是问一问，他还动员护士长吴旭君帮我介绍对象。吴旭君说，他是军官，要求高。其实哪是要求高，是因为在中南海工作，不仅接触的人有限，而且以前的朋友也都断了联系。到了1960年，我还没有对象。他说，我要给你布置一个新任务，那就是找对象。1961年，主席最后一次问我，我回答说找到了，他挺吃惊的，问我在哪找的？我说在北京。他说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是科技大学的。他说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科技大学的老师。主席说，你本事不小啊，还找个大学老师呢。主席就拍手叫好，说好好好啊，和知识分子相结合好啊。主席挺高兴的，他说你替我向她问好。

1964年6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曾文调离了警卫一中队，到军委办公厅，给一个首长当秘书。为了不打扰毛泽东的工作，曾文临别时没有去向他当面道别，可是这十一年的经历，曾文终生难忘。每当毛泽东的生日和祭日，曾文都去毛主席纪念堂悼念毛泽东。

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上

1948年3月，张木奇在河北曲阳老家参军，入伍到了石家庄的华北步军兵团。1949年，中共中央从华北部队抽调了三十六名战士到中央警卫团警卫连工作。张木奇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一年他只有十六岁。进了中南海之后，他问排长能不能到春藕斋去看毛泽东跳舞？

我记得是1949年8月24日，那个时候，我虽然能看见主席，可总是隔得较远，看不清楚。那天晚上，我听到舞曲响起来，就问我们排长杜福同志：“排长，能不能让我看看主席跳舞？”他回答说：“小声点，别惊动别人，我再给你看看去。”然后，他跑出去一趟，回来就叫我去了：“小鬼，慢一点，慢一点。”我就去了，高兴得不得了。去了以后，排长已经通过现场值班的同志把帘子拉开了一道缝，我就在那看。哎哟，这就是主席呀，和一个女伴舞着就过来了。那个女同志梳着两条长辫子，穿的是列宁装，主席穿的是黄呢子中山装。主席一面跳，还不断地跟舞伴说两句。主席跳的那个舞步很稳重，那个形象呀，很魁梧，很大方，那个面孔又很慈祥。我没参军，还在老家村子里的时候，就是1943年前后的春天，有一次我跟我爹、我弟弟，我们推碾子，压苞米，也叫棒子，碾那个玉米面。那时候，我就想着毛主席，在那些书本上和报刊上不是有一些主席的头像嘛，我就是在脑子里有那么一个大概的印象，就在碾房的后墙上画了一个主席的像。画了以后，当时我还很满意的，眼睛很大，很明亮。嘴唇呢，画得也很厚道。老百姓就讲究嘛，厚嘴唇的人就是比较厚道的，当时，我觉得画得还是很像的，符合自己心里想象的那个毛主席。可这时候一对比，毛主席那么生动，红光满面的，个儿又那么高，有一米八吧，那么魁梧，唉呀，我的那个感受，真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回去以后，我真的就睡不着了。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那个时候，毛泽东住在玉泉山，开会就下山去中南海的居仁堂，开完会再回来。张木奇那时是连里的一名通讯员，每天都要到山上去打泉水。一天下午，张木奇第一次直接面对毛泽东。

主席开完会，回到玉泉山，和江青、警卫科长李树槐、卫士孙勇几个人正沿着鹅卵石山道向主峰玉泉塔攀登。我在山腰，拿着水壶，打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我看到主席，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他的上额很光滑，有一种反光。他身材那么魁梧，穿着白衬衣。主席一见了我以后，马上就向我走来了。可我光顾着激动了，只是直直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我才十七岁嘛。主席问我：“小鬼呀，你要去做什么？”说着，就走到我跟前，跟我握手了。我愣头愣脑地上去，两只手就把主席的手给握住了，他那个手特别大，很软乎的。“叫什么名字啊？”又问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李树槐同志，他是警卫科长，就说：“小张，主席问你了，叫什么名字？”我这才说，俺叫张木奇。“哦，张木奇，哪几个字？写一写。”我就站着，主席把左手伸到了我跟前，让我写在他的手心里边，我的手当时也可能有点颤抖。我写一个，主席就说：“弓长张，树木的木。”我又看看主席，写那个奇字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奇怪的奇吗？我赶快点头认可，就说是这几个字。这个时候，主席就问，你今年多大岁数？我说，俺今年十七岁了。“十七岁嘛，还是个娃娃，你讨没讨老婆？”我对讨老婆这个说法不是很清楚，我们家乡河北曲阳说娶媳妇。李树槐同志马上就给我解释：“主席问你结婚了没有？”一问到结婚这个题目，我年龄还小嘛，就感到很害羞，低着脑袋跟主席说：“俺还没有娶媳妇呢。”一听我用曲阳的乡土乡音说没娶媳妇，主席、江青和孙勇，还有李树槐同志，他们都乐了。他们一乐，我也就不那么紧张了，也乐了。

然后，主席就继续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哪？我就说，家里有俺爹、俺娘，还有俺兄弟，兄弟就是弟弟的意思。我说的时候，主席就捏着手指头给我数，我说一个，他就伸一个指头，他说加上你这个解放军，就是一个四口之家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说的意思了。江青还插进来问了一句，看你挺老实、挺聪明的，是个机灵鬼，哪个地方的人呢？我说河北曲阳。主席又说，曲阳，我们从那里走过嘛。我估计是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路过，但我没敢问。主席好像意犹未尽，问我：“你现在干什么去呀？”我说给连里打泉水，他点点头，再次和我握手，还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好啦，再见！”我忙说再见再见，心情已经放松下来了。

1951年元月上旬，中南海成立了主席的内卫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卫排，总共二十个人左右。可随着当时的需要，这个警卫排很快就撤销了。我们警卫连的一班加上警卫班的几个同志，十二个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内卫班。

……

毛泽东一直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他都有哪些考虑呢？

建国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合格的干部，而我们中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太多。我们作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原来在西柏坡的一些同志，在进北平以前，主席就把他们送去学习文化，进行深造。到了北京以后，在没有成立干部大队一中队以前，主席晚上跟我出来散步的时候，就几次问我上没上过学，认多少字。他知道我家里穷，没钱上学以后，就说你们都应该学习学习。

这些话他并不是随便说说，他是真着急。他就想怎么办呢，应该搞一个学校，有助于我们的学习。

主席让我们学文化，还考虑到国家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必须有可靠的又懂文化的人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派你下去，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开展工作呢？很快，在主席的主持下，就成立起了一个干部队。全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每一个省区，还包括沈阳、上海、重庆、武汉、西安、广州等几大城市，一个城市调来一个人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的移动队。这些同志来了之后，第一个是担负警卫工作；第二个是要学习文化，边工作边学习；第三个任务就是回家做调查。主席由此掌握全国的基本情况。

主席在1954年的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的院子里接待移动队的同志。当时，移动队还没有完全调齐，有的同志还没来。主席专门进行了布置，调查农村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干部的反应，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应等等，即正面的调查；如果遇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也要调查，特别是反映党的干部工作，政策方针方面的东西，要搞清楚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中

在我们成立这个移动队之后，接着就成立了一个文化学校。主席说我兼任你们的名誉校长，另外再请一位教导主任和几位教员，也就是老师，给你们讲课。让你们学习几年之后，取得一些文化知识，打下一些基础。你们不可能在我身边工作一辈子，将来离开我，也好为党工作。在汪东兴的具体操作下，文化学校很快就成立起来了。第一批的学习用品，练习本、铅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主席用他的稿费给大家买的。学校成立以后，总政批了，有关学习的开支就有了着落。

文化学校办起来了，我们要跟主席外出怎么办呢？这个情况主席也考虑到了，他说，现在全国的治安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你们学习文化，跟我外出的同志就要耽误学习。这样好了，我每年四至六次外出，每一次你们给我四至五个人就行了。这样你们三十几个人可以每年只跟我出来一次，要不然老是你们几个人跟着我出来，你们的学习会受影响。

我记得是1957年的3月20日，我们跟主席住在南京西康路三十四号，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美国大使，叫司徒雷登，住的一个别墅。那一天，太阳刚出来，主席就起来了。我正在值班，就陪着他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散步。主席问我，南京好，还是北京好啊。我说南京鸟语花香的，南京比较好，北京老刮大风，尘土飞扬的，难受。主席就说，哦，对嘛，对嘛。又问我们，你们学习的东西带没带来，我说课本、作业本都带来了。这次领导强调外出不要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差距太大了，外出也要把学习抓好。除了工作期间，陈守信老师就给我们讲课。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就能够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基本持平了。主席听了之后，很感满意，哦，这就好，这就好。

除了身教，主席也不忘言教。我们住在广州一个小岛上的时候，主席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