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他说“非敢贪天之功”，实把“克奏斯绩”之战功，归诸于己。其实湘、鄂之战，战功属李宗仁、唐生智，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蒋仅具总司令之名，并无直接关系，而他亲自指挥的南昌之战与徐州一役，却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最惨败的两次。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丧师的后遗症，竟以“克奏斯绩”来掩饰。此时武汉已分共，他仍以反共来转移视听。他痛骂鲍罗廷，但若非鲍助孙中山改组、若无俄援，广州革命根据地何从建立？北伐何从开始？若非中共大搞群众运动，何能四处响应，不数月而达京沪？他为了掩盖“兔死狗烹”之事实，竟反咬共党一口，予其清党以合理化，并以“打倒中正”与“打倒国民革命”混为一谈，且故意颠倒“打倒中正”之因果关系。至于其“个人独裁之倾向”，在当时即未彰著，亦为其后来行事所证实，还不止是“倾向”而已，日益见诸具体行动矣。

他最后要求“武汉同志克期联袂迁移来宁，共同集合于南京，而谋党国大政之进行”(同上，页五十六)，则不得不承认武汉中央为正统，由汉迁宁，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须撤销后并入。他于发表此宣言之后，又于八月十九日发电辞总司令职权。但他并非真正归隐乡里，实继续在幕后策动，并于离宁前便已安排亲信姚琮的警卫师与孙星环的宪兵团，驻守南京城，以及密令何应钦掌握其嫡系部队，其伺机再起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既欲再起，时局不能搞得太糜烂，否则覆巢之下无完卵。李宗仁终于八月底九月初赢得栖霞龙潭之役，击溃孙传芳意图南渡之师。但龙潭之战是险胜。若失败，南京固不守，整个江南亦难保，就可到全局溃败的地步。李宗仁指出，紧要关头偶然发现何应钦想收兵保存实力，幸及时制止。(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三五至三三六)何若无蒋命，何能出此？但同时蒋亦雅不欲时局太稳定，让汪精卫迁都成功，统一党权，否则将扼杀再出之身价。总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下野以金蝉脱壳，然后见机效“哪吒闹海”，于政潮迭起中脱颖而出，造成“斯人不出奈天下何”的局面，以达到集大权于一身的目标。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于翌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宣称：

迁都南京是中央四月初旬就决定了的议案，何况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据今天所收的报告，也说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那么我们应决定到南京去的方式。(见该次会议速记录)

遂复电李宗仁，决定迁宁。于此可见双方议定迁都南京，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经撤销，以武汉中央为惟一的国民党中央，亦为宁汉由分裂而合流的主要前提。汪乃于九月五日率领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中央委员，乘舰抵达南京。汪一到就力述，要宁汉合作、党内统一，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承续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亦借此显明武汉中央的正统与合法。但汪到之后，发现宁方中央委员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已经避居上海，很可能受蒋之嗾使，不与汪合作筹开四中全会。汪为了表现合作精神，派谭延闿、孙科两人赴沪沟通。但为胡等所拒。汪遂偕谭、孙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钧、程潜、于右任等要员联袂去上海劝驾。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党也来搅局。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党籍，密谈统一党务，早已合流。故沪宁沆瀣一气，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做文章，抵制汪坚持召开的四中全会。如张静江竟声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也属非法，故根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以衔接二届二中。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若以联共为非法，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根本要重起炉灶。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后来蒋再出夺权成功，径自召开四中全会，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见张之目的，就在捣蛋，使话谈不下去，无从沟通。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下野为晋身之本 3

国民党各方人马再于九月十一日聚会，汪精卫再度提出四中全会召开之必要，然续遭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反对，西山会议派分子更在旁鼓噪。在此情况下，原在武汉中央的孙科提出折中办法，由沪、宁、汉三方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暂时行使中央职权，以筹备召开三大，得到大部分人赞同(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原件)，汪孤掌难鸣，只好默认，但心中极不以为然，为了不使谈判决裂，仅表示消极，遂于十三日夜离开上海，前往九江，通电引退。汪之坚持召开四中全会，自有其原则立场，自谓：“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也。”(汪精卫《复法总支部函》)李云汉以此指责“汪兆铭反复”(见氏著《从容共到清党》，页七七二)，殊失公正。特委会虽于九月十五日正式在南京成立，汪亦被选为国府常委之一，但由于汪之消极引退。所谓合流，全无实质意义，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流，欲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十月二十日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流产，汪愤然取道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十一月十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并请汪赴沪晤商，并参与预备会。两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十一月十五日偕李济深在广州启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十六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竑。因而汪于十八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辩。吴稚晖更于十二月五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处境下，汪乃顺水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阅《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页一七九)，冀求稍缓攻击。然十二月十一日又发生广州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精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巨变”。汪虽辩解，但南京国府仍于十六日决议讨伐张、黄之外，并通缉汪、陈、顾三人。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汪精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怀着郁愤心情，再度登轮赴法。我们不能不怀疑，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子，引汪离粤，俟汪抵沪后，借故攻击，不遗余力，不容置辩，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出国门。汪精卫此次离国，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出国，虽属“异曲”，但对蒋介石而言，却是“同工”。

汪出国门后，特委会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告结束，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党部，厉行清党，重新登记党员外(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页六)，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蒋介石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二八年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二月二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汪坚持而做不到的，蒋于一退一进之余做成功了，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一时之间身边没有了汪精卫的阴影，没有了共产党的阴影，也没有了唐生智的阴影。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党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主席，进而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削减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蒋宋政治婚姻 1

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追忆，信誓旦旦爱她的蒋介石如何在江西九江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在江轮上做了二十四小时会谈之后，向她摊牌：

孔夫人就径自返回汉口。介石回家后，将经过情形一五一十告诉我，他说：“我从未将我的任何秘密隐瞒于你，当然现在也不会，尤其如今我需要你的协助。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要让共产党人按照他们共党的奸诈阴谋把你扫地出门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责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矣。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做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俾得继续北伐。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获得任何经费或支援。而作为交换条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阁揆，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介石看着我说：“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围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

“你要我做什么呢？”我问。

“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页三四四至三四五)

陈洁如作为一个女人，这应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时刻，不太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更不会说谎，但仍难免高度的天真、一厢情愿，认为蒋介石所说的都是肺腑真言，没有感觉到夫君早已移情别恋，于是恨宋氏姊妹夺夫，远甚于怨自己丈夫的薄情。她忘了早先在广州时，蒋介石一再要她讨好孙家与宋家的人，忘了孔夫人请吃饭，蒋介石是如何地紧张与兴奋，忘了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回信是怎样地欢喜溢于言表，更忘了蒋介石叮咛她的话：“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的连接起来，要愈来愈紧密。”(见《陈洁如回忆录》下册，页二六七至二六八)娶了宋美龄，蒋介石立即成为孙中山的姻亲，宋庆龄的妹夫，在武汉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就是小舅子。孙、宋、蒋三家关系不是马上就紧密起来了吗？蒋介石会不梦寐以求吗？尚需宋蔼龄以此作为条件来强迫他接受吗？陈洁如一脑袋想着宋美龄对她丈夫有情，竟忽略了自己丈夫“使君有意”!

再看当时的情况。蒋介石在南昌抗命中央，所谓“明日之星”，尚是一个未知数，而目前的燃眉之急则是因其抗命，武汉中央政府的财神爷宋子文扣押他的军火与军饷。如果不把宋家拉过来，根本无法与武汉抗衡，更不要说谋取长江下游的意图，以遂自己的野心了。是以蒋有求于宋，远过于宋有求于蒋。蒋介石说宋蔼龄“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条件，宋家“怂恿宋子文脱离汉口政府”、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替他买军火、把妹妹美龄嫁给他，只换得孔祥熙当阁揆、宋子文当财政部长两张空头支票，且不论宋子文当时已经是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竟会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蔼龄把黄金与美人都送上门来，以换取蒋介石的两张空头支票，天下哪有这般美事？更何况宋蔼龄是一有名的精明妇人，蒋介石还说这些条件“凶狠”，显系谎言。他向陈洁如转述宋蔼龄的话，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个人的权位与野心，他极力追求宋美龄，无情地要陈洁如“避开”。最有趣的是，他对陈洁如说：“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他自己的“牺牲”在哪里呢？

史学家唐德刚在《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长序中指出，从“转型期”历史观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