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反宗教书籍的态度惹人注目，他直言不讳地称其为“废纸”。不管怎么说，宗教教育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斯大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中经常流露出宗教的成分。让我们回忆一下1941年7月3日他在电台发表的动人演说，当时他用“兄弟姐妹们！”这样一句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不寻常的词句来称呼人民。1929年在庆祝完自己的50大寿之后，斯大林亲笔给《真理报》写了一个便条，以《圣经》中的口吻对祝贺表示感谢：“我把你们的祝贺和问候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和问候，因为是党按照自己的模式（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生育和培养了我。”紓紦矠1942年8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谈论时谈到劳合-乔治——国内战争时期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的倡议者之一。斯大林沉思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对目前来说已遥远的年代的回忆作总结，他说：“所有这些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是属于上帝的。”純紛矠

当然，我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宗教成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智力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有其宗教根源，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是公式和僵化定义的辩护士。他能花费数小时在经典作家那儿寻找需要的词句和说法，以便像他打算的那样，来“不容辩驳地训斥”并战胜自己的论敌。例如，在192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全会上，斯大林揭穿布哈林“不了解列宁”。这样做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声望是众所周知的。

布哈林在全会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合理意见：把资金过多地从农业投向工业，这对农民来说，将是“一项负担不了的贡款”。斯大林马上暗暗记下了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关于“贡款”的话，晚上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的图书馆翻了很长时间列宁著作。翻了一阵，找到了。他马上觉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于死命”的论据。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言时声明：“……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环顾一下大厅，“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后，以胜利者的口吻补充道：“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

斯大林在这里援引了列宁的著作《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其实，列宁完全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贡款”一词的。当下边有人喊“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时，斯大林立即进行反驳：

“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純紜矠

斯大林并不在意他已经把争论变得无内容了：只争论列宁是否讲过“贡款”一词，至于问题的实质方面，他已经认为是次要的了。

斯大林通过参加大量辩论，“磨炼”了自己的论战头脑。是的，他总是采用同一种办法，即总要把对手置于窘境，而他总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宁的“捍卫者”；他武断地认为，只有他能够正确地、准确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几乎针对对手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宁的引文、语录，有时这些话完全是针对别的问题讲的。斯大林早就发现，用列宁引文作的铠甲可以使他实际上无懈可击。季诺维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讨论共产国际问题（这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在争论中他对斯大林说：

“对于您来说，列宁的引文是您绝对正确的护身符。但是应该看到引文的实质！”

“难道作社会主义的‘护身符’的想法不好吗？”斯大林立刻应付过去了。

斯大林的直率、攻势、好战、粗暴终于帮助他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时甚至精彩的论据得不到听众的支持！而斯大林那些密切与“捍卫列宁”、党的总方针、中央的统一等等相联系的有点粗暴的、浮浅的、常常是非常简单的指责性演说却会迅速被人们理解。他的头脑是实用主义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关心体裁的“优美”，也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爱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样善于作知识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样注重科学的论据。斯大林在无数次争论和辩论中所以能战胜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想“修正列宁主义”，而他是“捍卫”列宁主义的。这种解释从30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释了。

斯大林的思维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欢把一切都摆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喜欢“反复咀嚼”，解释得非常通俗。如果论敌以不同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会非常严厉地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烦琐哲学”。他的报告、讲话、决定总是严格限制在列举现象、讲明特点、划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确任务的范围。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而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点”和“界限”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实现，但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斯大林的这种简单化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深入地分析、揭示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自己写的《十二恺撒传》中指出，虽然尼禄童年时就学过“贵族科学”，但他拒绝掌握哲学，认为“这对未来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障碍”。斯大林未必这样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无法在哲学方面达到哪怕是相对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他不能掌握辩证法，“领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想扩大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根据红色教授学院领导的推荐，斯大林邀请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老布尔什维克扬·斯泰恩来给他讲授“辩证法课”。斯泰恩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后来是中央机关的一位负责干部，多次当选党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独到的见解。斯泰恩成了斯大林的“哲学老师”，制定了专门的学习计划，包括研究德国经典作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拉德莱的著作。斯泰恩每周两次按规定时间到斯大林住处，耐心地给身居高位的学生讲解黑格尔关于实体、异化、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观念的表现——等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恼火，但他克制自己，继续听着斯泰恩单调的嗓音，时而用不满的反问打断他：“这对搞阶级斗争有什么用？”“谁在实践中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斯泰恩提醒，同其他德国思想家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平静地继续讲道：“黑格尔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头脚颠倒了的’唯物主义，因此，有很深的矛盾。哲学家的天才就在于，他把一些唯物主义原理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但这实质上从总体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天才地研究了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着地的，应该让它用脚着地，以便看清它的合理的内核……”斯大林已经开始急躁了，他严厉地问道：“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意义？”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3)

斯泰恩又继续耐心地加以解释，力图把“领袖”理解不了的哲学的深奥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斯大林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一点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但是没能掌握辩证否定、对立统一的实质。尽管斯泰恩想尽一切办法，斯大林还是不能掌握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论点，对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进行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学生”对“老师”只有一种恶感。斯泰恩同卡列夫、卢波尔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德波林的学生们一样，被宣布为理论上是“托洛茨基的走卒”，于1937年被捕并死去了。看来，等待着20年代末同布哈林关系非常密切的德波林的，会是同样的命运。但是，斯大林只是长期让这位大学者戴一顶“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孟什维克”的帽子，不让他从事积极的社会和科研工作。

1930年10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哲学战线的分歧”问题。会议实质上是批德波林，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主义阶段的估计不足”。德波林拼命为自己辩护，但是米柳亭、米丁、麦罗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出来“揭发”他，同时也“揭发”斯泰恩、卡列夫、卢波尔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估计不足”。主席团会议结束后，风波并未平息。科学家们不能容忍把警察方式运用到科学中来。看来，哲学是斯大林“科学学”的第一个牺牲品。斯大林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同年12月，总书记作了一个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报告。形式上这是已经提到的在德波林任院长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斯大林发言是很严厉、很坚决的。这个发言非常雄辩地证明斯大林哲学思维水平、他的智力合理性水平以及起码的分寸：

“必须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必须摧毁德波林集团所写的全部著作。可以把斯泰恩、卡列夫驱逐出去。斯泰恩神气得很，可他是卡列夫的学生。斯泰恩是一个十足的懒汉。他只会讲话。卡列夫装腔作势，徒有虚名。我认为，德波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但必须把他留在编辑部（这里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本书作者注），以便有人供我们攻击。编辑部内部将有两条战线，但我们将是多数……”

发言结束后，接二连三地向报告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是否可以把理论界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斯大林教导说。

“‘左派’是怎么回事？‘右派’已经谈到了……”

“在左倾的掩护下搞形式主义，”总书记评论说，“把自己的材料浇上些左的调味汁。青年人喜欢左倾。而这些先生们都是好厨师。”

“学院在哲学方面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又一个新问题。

“主要问题是打击。四处出击，向没有出击过的地方出击。对德波林分子来说，黑格尔是一尊圣像。应该揭露普列汉诺夫。他一直藐视列宁。恩格斯并非全都正确。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就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么地方触犯了恩格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純紝矠

这就是斯大林对哲学家的“教导”，可是他对哲学几乎分辨不清。主要是“打击”……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专门章节中作了阐述。他用简略的、零碎的语句把全部哲学分成几个基本特征，就像士兵排队一样，如此而已！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斯大林却把它叫作辩证法。如果用来扫盲，在有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个《哲学基础知识课本》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斯大林的著作出版后，谁也不敢写这个题目了。哲学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只能进行注释、解释、吹捧……斯大林时代是哲学思想停滞的时代。难道仅仅是哲学吗？斯大林参加“哲学辩论”这一举动是对他智力的合理性程度的写照。

众所周知，智力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特别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力。斯大林的头脑对世界、现实的反映当然不是明净如镜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的”反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斯大林根据政治观点、自己的“指示”和“命令”的阶级性来研究、分析所有社会过程。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他对哲学家们的讲话。斯大林作完报告回答问题时，就已经想好了：必须将自己的指示用特别决议的形式迫使这些哲学家们接受。下一个月，中央果然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专门决议。联合在出版物周围的德波林的拥护者们被说成“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

斯大林的头脑、他的思维可以说逐渐具有一种“命令”性质。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头脑不会因“磨损”而衰老，只会因思想懒惰、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