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经历，我对死亡的研究十分关注。几年前，当我决定以临终关怀医院的题材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为了补充自己的学养，临时抱佛脚，到处搜寻有关死亡学的资料，也是遭遇到了显著的困难。我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必定完结的归宿，我们的文化忌讳深深。王骏的话，使我更加感到了陆幼青的勇敢和可贵。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在死亡的不归之路上疾行，留下串串脚印。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值得钦佩的。我们活着的人，难道不能和他一道走过一程吗？在这种关头，迟疑地斟酌自己的形象得失，不仅仅是怯懦，更是一种不仁慈。

这样将了自己一军之后，我答应了王骏，即日飞赴上海。

心立刻坠沉了起来。去美国的衣物还来不及购买和准备，外汇也没有换，还有诸多的事物也未梳理，统统放下了。先从网上荡下来陆幼青的日记，一篇篇细细阅读。然后把家中能找到的关于死亡学的资料，快速复习浏览。最后开始打点行装。

带什么样的衣服呢？让我费了心思。正是夏末秋初的日子，北京的早晚已有些微的冷。上海比这里南，该是热的。但是，若是赶上风雨，是不是也有凉意呢？旅途辛苦，回来后马上又要渡重洋，可不能感冒。再者，衣服的颜色非常重要。因为这次采访非同寻常，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聪明而特别的人，一栏视角独特氛围凝重的节目。我作为采访嘉宾，着装的色彩就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而应以符合整个情境为妥。

我为自己选了两件白色的长短衬衣带上，心想白色总是不会出大错的。又在衣橱里挑了一件淡荷粉色的短袖衫，压在旅行箱的最底层。我对这件衣服到底用的着用不着，没多少把握。衣衫的粉色虽然极淡，毕竟偏向暖和红，不知陆幼青的心境和这一份色彩系统是否吻合。有备无患吧。又找出一件米黄色夹杂黑纹路的旧短袖衫，留着自己路上穿。它柔软舒适，摸爬滚打都相宜，随身方便。

马东和王骏与我在电话里探讨如何将这期节目筹划的更有份量，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国内同样的节目几乎未曾有过，对观众的接受程度，也有几分不摸底。网上已经有人在嘀咕陆幼青作秀，节目的分寸感就更显凸出。既要充分显示出陆幼青思考的力度，肯定这一直面死亡的勇气，又不能光是空洞的赞扬，要更深地挖掘人性中的多个侧面。

电话打得很长，思绪还是未曾理清。关键是对陆幼青本人的状态不是很明晰。古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只是半知。从电话里听，马东是视野开阔思维敏捷的主持人，有一种从善如流的气度。王骏更是好学有为的青年。这使得我们之间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是坦率和富有建设性的。我说，在正式的节目录制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和陆幼青本人有一个接触。我虽然当过多年的医生，也接触过很多濒临死亡的人，但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陆幼青更是一个非凡的人。这是一期引人深思的节目，为了对广大的观众负责，咱们尽量把准备工作做的细致些。

马东说，他很理解我的想法。只是为了保持现场的新鲜感，这档节目的惯例，是在录制之前，嘉宾和主持人都只是研究书面的资料，并不同接受访谈者直接见面。

我坚持了一下自己的主张，主要是从医生的角度考虑。我说，我从陆幼青在网上发布的日记来看，他的身体已出现缺氧和短时间窒息的情况。拍摄过程是很辛苦的，光照很强，时间也很难控制。对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人道与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是从自己工作圆满的角度考虑，而忽视了陆幼青的权利。正因为他已视死如归，正因为他会强忍自己的痛苦，全力配合节目的录制，我们更要替他想得周到。况且，依我的经验，这种关于死亡的讨论，有时会深刻地搅动思维最底层的记忆，也需通盘设计。再者，我不知陆幼青对某些话题是否有特殊的爱好或是禁忌，准备工作多多益善。

马东思忖片刻说，这样吧，毕老师，咱们分头从长沙和北京动身。到达上海的当天，我们同陆幼青先生的夫人时牧言女士见个面。如此，我们就可比较详尽地了解到有关陆幼青方方面面的情况，又能保持正式拍摄时的新鲜感。

就这样约定了。

买机票的时候，我特地选了浦东机场。虽说下了飞机后的路途比较远，但因为知道了陆幼青所工作的单位，和浦东的开发有关，心想这样走一走，顺便也可对陆幼青工作时每日看到的景象，多一点感性的体验。

通常我上飞机，会穿着随体赋形的旧衣服朦胧入睡。这一次不行了，目光炯炯，心中有焦虑和不安。

见了马东和王骏，果然和预想的一样，是勤勉聪慧机警博识的年轻人。且有很好的教养，不瘟不燥。我们找了住处周围的一间很小的酒吧，坐下开始讨论。已是下午时分，马东还没有吃午饭，要了一点简单的食品，边吃便说。我在飞机上吃了少许东西，便点了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说。

我们谈的很投机，设想的很全面。提出了种种的假设，特别是把陆幼青的日记逐日逐段地阅读，探讨在这些文字后面的那颗灵魂，在怎样思索和表达。我敢说，在那时的中国，将陆幼青的文字读到如此细致深入的程度的人，不敢说绝无仅有，肯定是不多的。

我们的身体，被上海的八月末的下午潮热的暑气蒸腾着。我们的大脑，被生命行将终结的严峻的冷气凝滞着。当一个我们所尊敬的人，正在每分钟地远去，我们又需挖掘出他内心的隐秘甚至隐痛的时候，挑战的力度和选择的艰难是那样矛盾。

最后，我们统一在“真诚和真实”。我们要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陆幼青，展示他的现状和他的内心世界。马东希望我能就死亡学的研究和进展，谈一点学理上的东西，我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和整理。

讨论之后，稍事休息，我们赶往一处饭店，和陆幼青的夫人时牧言女士会面。

晶莹热闹的大堂，喧哗中弥漫着鼎沸的人气。我们到的比较早，枯坐在一张餐桌旁，静静地等待着。在这一瞬，时牧言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强烈地引发我们的想象。如果说，陆幼青的心脉还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摸到搏动，那他的妻子，在这样的生离死别面前，将是怎样的心态和举止，更令人猜测。因为餐桌位于餐厅中段，来客几乎可以从任一方向走过来，我不时地四处张望，期待着能在众多的客人中认出她来。

我甚至在想，她会穿着怎样的衣服呢？在这样的时刻，她的服装表达着她的愿望和信心，她会为自己和丈夫的心情而穿衣吧？

时牧言来了，沉稳而憔悴。她穿着橙色的衣服，鲜艳夺目。我悄悄环顾，因为这色彩太暖了，类乎海难时的救生衣，整个餐厅没有一个人着这个颜色的服装，她就显出特别的光彩，悲怆而明亮。

那天和时牧言的谈话，令我非常钦佩和感动。同为女人，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痛楚和坚韧，她的大度和勇气。我知道在这艰难的时刻，她竭尽全力，要协助自己的爱人，完成生命中最后的飞跃。

我们就第二天下午所要进行的采访，反复讨论，确定哪些话题深入讨论，哪些点到为止。我们还讨论了很多细节，比如提前在何时应用止痛剂，以便在药物疗效的峰值时进行采访，这样陆幼青感受到的痛苦较小。

将近尾声的时候，马东问道，陆先生可有什么禁忌吗？

没有。你们什么都可以问。时牧言坦然答道。

我说，在我们的衣服穿着颜色方面，你家有什么讲究吗？

时牧言迟疑了一下，还是很直率地说道，绿色。我们家喜欢绿色。那是生命的颜色。你们明天到我家去，就可以看到，到处是我种的花草，紫红的喇叭花，非常鲜艳美丽。黄色也好。黑色和白色，最好不用。

我们用力地点点头。

回饭店的路上，马东说，我平常最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此次到上海来，带的也是黑衣服。明天一大早，我到商店去买新衣服。

我这时又在心里埋怨自己那件粉色的衣服太淡了，在强光照耀之下，恐近乎白色。忙说，我也去吧。

第二天，我和马东直奔商店。进了店门，在标志牌下站住，马东说，男装在三楼，女装在四楼，咱们分头去买衣服，半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回合。

匆匆上楼。买过无数次衣服，都不似此次单刀直入。不在意款式质地，只求颜色。看到绿色的，特别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绿，简直就是扑上去，忙不叠地说，小姐，请拿一件我能穿的……

也许因为上海人多娇小玲珑，连连看中的衣服，都没有我能穿的型号。只得退其次，去买t恤衫。想这种衣服，弹性较大，也许能找到色彩和尺码都相宜的。改变战术之后，很快就见了效。我在一家专卖店里，找到了基本符合要求的衣服。只是那绿色不很纯粹，近乎青柏色，翠中有一份苍老，实为美中不足。我相中了一款黄色t恤衫，黄的振作而昂扬，仿佛葵花瓣揉出汁液染成的，欣欣向荣。想来想去，我买下这件黄色衣服，又对小姐说，也许我会来换，先和你打个招呼。小姐态度很好，说，没关系的，只要不弄脏，你随时可来换的。

果不其然，在汇合处，马东亮宝似的拿出的衣服，正是明亮的嫩黄色，他说，我从来没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好像是一把太阳伞。他说，你买的是什么颜色呢？我对他说，对不起，你还的等我一会儿。

我赶忙跑回刚才的柜台，对小姐说，不好意思啊，还要麻烦你。我要换成刚才的那件绿色。小姐说，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了呢？我看还是黄色的比较配合你的脸色的。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同伴，他已经买了黄色，我要和他配合，所以要调换。

换了绿t恤衫，我和马东回到住处。当我把自己买的衣服拿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说，唔，这个不好。我们看毕老师就穿你下飞机时那件黄色条纹的衣服好了。很亲切。

我就听从了年轻人们的建议。

那一天的采访，很成功。不单是制作了一档精彩的节目，我也从陆幼青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制花圈

我是特意用“制”花圈这个词，而不用通常的“做”花圈。因为“制”的规模大，有流水作业大生产的味道。

二十多年前，我在藏北高原当兵。高寒、缺氧、病痛……一把把利刃悬挂在半空，时不时地抚摸一下我们年轻的头颅。一般是用冷嗖嗖的刀背，偶尔也试试刀锋。

于是就常有生命骤然折断，滚烫的血沁入冰雪，高原的温度因此有微弱的升高。

凡有部队的地方就有陵园。每逢清明和突然牺牲将士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制花圈。因为我们是女兵，花圈就要扎得格外美丽。当我们最初扎花圈的时候，觉得像做手工一样有趣。

做花圈先要有架子。若在平原，竹子、藤条、木棍……都是上好的材料。但对于高原，这些平常物都是奢侈。男兵用钢筋焊出一人多高的巨环，中间用钢丝攀出蛛网似的细格。花圈的骨骼花有缘，殊不知这凄冷的花卉，令人黯然神伤。

有一天下午，我们为一位牺牲在边境线上的战友赶制花圈。因为第二天就要下葬，一直干到夜里三点。倦意袭来，绑花时钢丝不停地扎手，有鲜血像红豆似地渗出。马上就要完工时，桌上的电话铃猛然响了。我揉着眼睛问，什么事啊?

对方低沉着嗓音说，刚才夜间紧急集合时，一个战士翻身跃起，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了。请你们再赶制一副花圈。

那一瞬，我痛彻骨髓。那个不认识的男孩啊!当我们开始制那副花圈的时候，你还活着。当我们制完那副花圈的时候，就要为你制花圈了。

那一夜，女兵们彻夜无眠。当雪山上的朝阳莅临军营，大卡车把我们的产品运至墓地。

摄影干事们很忙。他们用最好的角度把墓前的花圈照下来，寄往内地的某处小村。那些牺牲了的士兵的父母，水远无法到达高原。他们会在无数个月夜，看着像片上的一丘黄土和伟岸辉煌的花圈，潸然泪下。

大雁落脚的地方

小时候，妈妈偶尔说，你生在新疆巴岩岱。只听音，不知是哪几个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为是“八烟袋”，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

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城墙里长大，再哪儿也没去过。人只道乡下的孩子孤陋寡闻，其实京城的少年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样模糊。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几十年前，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那八个烟袋，谁知在那个犄角旮旯冒烟呢？

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童年的记忆，像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

参军学了医，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数学者望洋兴叹，终生寻觅，不得其解。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若从医学角度来说，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她行走的地方，吃下的食物，饮入的清水，看过的流云，听到的小调……这些物质精神的元素，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一秒秒一天天地结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叶子和花，不是猪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这其中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