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闲老阔少们，“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还不足以让你惊魂使你省悟吗?

眼见一天又快要过去了，我只好求助于佟华：“天快晚了，这附近恐怕也没有能让我住上一宿的旅馆什么的……要是方便的话，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成啊!只要你不嫌乡下床铺脏，住几晚都成。”佟华笑着说，“正好今晚我做蒿子粑粑，你有口福，算是赶上了。”“晚饭后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几个因打工致残的邻居?”“好，我带你去见他们就是了，喊他们来我家也行——只是千万千万……”我接了过来：“别问他们受伤致残的事，更不能照相。”我和佟华都笑了，撵三赶四又挖了些蒿子，回家去了。佟华的家是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这在乡下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居住了。我问佟华：“这都是你打工挣来的?”佟华答道：“不打工哪能盖得起房子!光种地只能糊住一家几口人的嘴，像上缴啦，孩子上学啦，人情往复啦，买种子化肥啦……这些开销就没出处了，要是遇上个天灾人祸——打嘴打嘴，唉，乡下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走近打工妹回头不见来时路（2）

佟华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看得出来，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瘦，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佟华没说，我也没好问。佟华忙着洗蒿烫蒿、蒸面。她的丈夫在一边帮忙，我也插不上手，便一个人转到正房这里看看那里瞅瞅。典型的农家住房布局，中间堂屋，两头两间卧室。东头的卧室里放着一张老式的架子床，看样子是佟华夫妇睡的。西头的一间里紧挨着放了两张床，一张大，一张小，床单和被子都打了补丁，但洗叠得非常整洁。小床的上方挂了一只鼓鼓囊囊的旧书包。书包的旁边全是港台影星们的画片，画片的旁边一溜条贴了六张奖状，四张写的是袁玲玲的名字，两张写的是袁二方的名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佟华孩子的情况，看了奖状，我想她有两个孩子无疑。这时，孩子们放学了，先来家是一个长相一般但样子挺可爱的小女孩，两只羊角辫上扎了两对傻乎乎的蝴蝶结。一会儿，另一个孩子也回来了，这可是一个长相非常秀美的小姑娘，见了我，腼腆一笑，两只酒窝儿浅浅一闪便进屋去了。先来家的小女孩还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看着我。我笑着对她说：“想知道我是谁吗?那么先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说：“错了，刚进去的才叫袁二方哩!瞎猜。”“那你呢?”“我叫佟三儿。”“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还没放学?”“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心里好一阵发酸。问三儿：“那是玲玲的书包吗?”“是的。”“怎么还挂在这儿?”“大姐临走时交代的，不要我们动她的书包……大姐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完呐，就让爸妈叫出去打工了。”我让袁二方和佟三儿站到玲玲的书包下，给她们合了个影。又跑到厨房里向佟华夫妇寻问袁玲玲打工的事。先问玲玲多大了，他们说虚岁16。我又问玲玲什么时候走的，他们说是正月初五。我说我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看到玲玲有那么多的奖状，说明她是个很用功而且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们说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师们经常表扬她，听说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过节的，一天家访了两趟，想让玲玲回到学校里。

“玲玲她自己愿意吗——我是说书不念了去打工?”夫妇俩都重重地叹了声气，好半天没搭话。“你们是不是认为女孩子迟早都是人家的人，念那么多书没有用?”

佟华将脸扭到了一边。袁厚地吧嗒了一下嘴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家穷……你帮我的家算算账，5口人的上缴，5口人的吃喝开销，三个孩子的上学花费……眼下我又做不了田里的重活，佟华让农活拖住腿出不了门。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华转过脸来，一脸的眼水，说：“玲玲听她爸跟她说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马上就哭了，哭着求我……哭了一天没吃没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业来做，做着、哭着，做了一半，想想收起来了，把自个念的书都装进了书包里，整整好，挂到墙上，又对两个妹妹讲了一阵子话，跟我们招呼也没打就出门去了……生我们的气呀!”佟华哽咽着，“自年初五走后，到今天也没来家。过后捎过一次信来，说她就在六安麻纺厂里干活，让我们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挣的钱够不够两个妹妹读书用的了?”我问。“哪够?”佟华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说：“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总得买点药治，一个月都得好几十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眼看着，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实在没办法。我们做父母的无能，对不起孩子们……”

佟华说到这，一直往粑粑锅里洒水的手停下了。灶下的柴火正旺，一时三刻，溢着清香的荠头蒿粑粑挨柴火炕煳了。佟华赶忙车了半碗水朝大锅的周围一浇，剌啦一声，一股含着煳味挟着蒿香的雾气腾锅而起，将整个厨房以及佟华夫妇都罩在了浓浓的雾气之中。佟华说：“粑粑煳了。”袁厚地说：“煳了脆些。”我说：“脆的才好吃。”

吃过晚饭，不知是因为粑粑煳了的缘故，还是提到孩子她心里不好受的缘故，或者是干脆给忙忘了的缘故，佟华早早地给我打了洗脸水，硬把我劝上了床，提也不提让我再见见其他的打工人的事。毕竟是一面之交陌生人家，我也只好客随主便，上床坐着听她唠叨丈夫袁厚地如何重男轻女，她自个因没为袁家生出个儿子而如何心屈理亏的枝枝叶叶。后来又说到了孩子们。提到玲玲她又流了泪。临睡时我答应她：待我一回到六安，就去麻纺厂看她的玲玲。

早上起来，天阴得很重，想我几天来听到的看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辛郢也找到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要走。佟华听了却当门拦住说：“你看你看，这雨滴拎着头哩(多生动的语言)，说要下就要下了，现在可不能走。”袁厚地也过来劝阻。我告诉他们：“出来时跟家人只说当晚就回去，没想到走岔了路，耽误了两三天，幸好辛郢找到了，几天来跑得不冤……”

袁厚地突然打断我的话问：“你是说……你还得去辛郢?”我让他的话问怔了：“辛郢我不是来过了吗?这，不是辛郢?”“这是袁圩村民组，属辛郢村委会——去辛郢还得往前走三里多路。”“啊呀!”我一听哈哈大笑，费了老鼻子劲，竟然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辛郢。想想这也是天意。这一路惊心动魄地走来，走错了还是走对了?如何界分这错与对?它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要在于它的过程。反正，真正的辛郢我可以不用去了。想到这我笑着对佟华夫妇说：“我不去辛郢了，马上回家，你们也别留我了。我丈夫这时辰说不定已在电视台里打寻人启事了。”

佟华这才松了拉扯，待我出门时，她递上了两包东西。一包是两边炕得焦黄的荠头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岗镇时在街头买的预备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给了佟华的一斤蛋糕。

佟华见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赶忙解释：“噢——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重做的，这次没煳了，带回去给家人尝个味儿。这鸡蛋糕不是给你的——你不是讲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吗?她可是从小到大根本就没吃过这样的好蛋糕……”佟华说着说着眼睛湿了。

我赶紧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里最好最好的蛋糕。”

走近打工妹代失语者语

总感到有一份带泪的托付，在冥冥之中固执地牵引着我。我该为众多命运悲惨的打工妹做点什么?为此我该如何去做?扪心自问，没得出任何答案。

那天故乡来人，说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死。这个女孩子18岁去南方打工，22岁在外遭到了谋杀。当我听到“她娘天天站在村口的大坝上朝南来的路上望，见到她叔怀里抱了一只骨灰盒就一头栽到了坝下，扶起来再也不能说话成哑巴了”的时候，我像是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该要做些什么了。我虽然离开农村来城里工作已有些年头，但我与故乡人的联系一直未断，他们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可以决定我思维的走向与心情的好坏。如此密切的相关相与，不仅仅是因为乡下还有我的一个同胞三姐及其他许多亲戚，更重要的是我汲取生命营养的根始终深扎在乡下。乡下，那片贫瘠而又厚重美丽的土地上，长眠着我锥心思念的母亲，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着我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和淡不去的记忆。

记得那年我刚上小学。过中秋时，四个姐姐都回来了，加上妹妹和我，母亲的六个孩子都到齐了。尽管在邻里的眼里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我们六人全是女孩，然而，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也极令人开心的欢聚。大姐、三姐已经出嫁并有了孩子，二姐尚未结婚但在城里有了份工作，四姐在离家30里地的中学里读书，她们不约而同的归来，使得母亲亲手垒就的三间草屋和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大姐和二姐之间有着怎么也说不完的悄悄话；我和四姐的脾气最合，你问我答也是话语不断；小妹还小，趁乱早跑到外边玩打阵去了。单单落下了三姐，因为她是个哑巴。母亲说，三姐是在四岁多时突然的一场高烧夺去了说话能力，促狭的上苍竟让不能再说话的三组变得无比的聪慧和灵巧，无论是描花绣朵，还是烹饪稼穑，她都做得远比别人好，正因为如此，三姐的痛苦也就远在别人之上。如果她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如果她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那样她会活得稍微轻松一些。然而，她不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她不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她渴望说话远比渴望活着更甚，她曾为自己与别人之间难以解释的误会和无法向别人申诉的委屈寻死不成而撞墙大哭。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三姐始终都留着长发。她用手语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的，四岁前能唱会跳的她总在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到来了，她就去当一个长发飘飘口齿伶俐的演员……

当三姐知道自己的梦想不可能再实现了的时候，便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懂她手语的忠厚男人。那天晚上，姐妹们围着母亲坐在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里赏月，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笑话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就在我捂着肚子扭腰曲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三姐慢慢地转过头去，将颏儿仰向月亮，我知道，她这是在将盈眶的泪水往心里倒沥。母亲走过去，拍拍她的手，三姐笑了，母亲也笑了，但迎着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和三姐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童年的开怀戛然而止——那一轮浸透了失语之痛的月亮，从此便如铅砣般坠在了我的心上，每当我抬头望天时，每当我开心说话时。

我于前年秋季回故乡看望三姐时，顺道去看望了那个在外遭到谋杀的打工妹的母亲。去时，这位柔肠寸断的母亲，正躺在自家黑黢黢的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伸出干柴根似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紧紧地抓着，煞白的双唇翕张颤抖着，嗓子里却发不出一丝儿声音来。那只死死抓住我不放的手分明是在告诉我，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向别人哭诉一场或向苍天大喊几声，可医生说，她已不可能再说话了。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如我三姐一样的哑巴!

那次我在故乡多盘桓了几日，归来时，又带回了另外几个随劳务输出的打工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身遭横祸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后，又撞上了和我刚认识不久的青苇的葬礼。青苇是一个自小生长在乡下后随父母进城因为父母离异无家可归、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骗而吸毒而卖淫而自杀的年轻女孩。死去的永远沉默了，活着的可不能完全失语!于是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了。背起行囊，戴上草帽，从地垅田埂到车站码头，从闹市大街到农家小院，从头年的秋季开始到次年的冬季还未结束，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不能去的地方有的我也去了，容易接近的人我接近了，不容接近的人我也访问了。和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交流，倾听和记录你只能用自己的心。当他们把你当作亲人当作知己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什么局外人了，真的成了他们的知己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驾驭，你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伤痛，比一直沉浸在伤痛中业已变得麻木业已完全失语的他们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的内心世界无数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挞和责任的撞击。这么多的乡下姐妹这么多年来仍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如此艰难而又无助地挣扎着，又有谁去真正地关心过她们，体恤过她们，设身处地地想过她们?她们自生自灭也便罢了，我们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尽可能地利用她们的贫穷，利用她们的善良，利用她们的勤劳去榨取她们的生命或牺牲她们的青春以维系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自以为是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妇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