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有妻子和住所，他们就能如此做。我曾见过他们常常穿着皮裤而裸着身子在炙热的阳光下工作，在冬天则忍受着极度的严寒。我见到过有人因严寒而冻掉手指和脚指，我也听说过因同样原因一些人死去或是毁坏其全身器官。”

官工匠

蒙古灭金后，曾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几次“籍民”，把各地的手工业者调集京师，分类置局，编为匠户，属于与民户不同的匠籍。匠户要世代承袭为工匠，“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官府把工匠编为什伍，设官管领。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原在和林及弘州等处的匠局陆续迁来大都和上都。灭宋后，又多次在江南签发匠户。一二七九年，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一二八一年又在江南拨签的匠户三十万中汰选十万九千余户，其余纵令为民户。元朝在大都的工部、宣徽、大都留守司等机构下分设有各种匠局；全国各州县也依其土产设局，从事各种手工业劳作。

官工匠由官府直接管理，子女世袭其业，婚姻不能自主。这种制度显然是由工奴演变而来。官工匠由官府按月支给口粮。一般匠人每户以四口为限，正身每月给米三斗、盐半斤，其家属大口月支米二斗五升，小口并驱大口月支米一斗五升，驱小口月支米七升五合。官府在匠户中扣发口粮、私增工课等敲诈勒索经常发生，匠户遭受着官府的多方剥夺。但一丁入局，全家可免除丝钞，有田四顷以内者免征税粮，不当差徭杂泛。匠人在应役之暇，还可在家工作。少数有较高手艺的匠户可因而致富，自开铺席买卖甚至蓄买驱奴。因此，一些民户宁愿投属匠籍。

散处在地方州县特别是江南地方匠局的工匠，情况又有所不同。这些工匠绝大多数原来是散居乡村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从数十百里外被强征入局，所得衣粮又多为匠局官吏所中饱。一家生活，常无着落。官府强征工匠入局往往并非本业，如抄纸、作木、杂色工人被强征去织造局。这些手工业者无法应役，只好出资雇人代替。不少人因而倾家破产，被迫逃亡。

江南地区，南宋时手工业较为发达。元朝强征工匠，破坏了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佣 工

南宋时，江南地区的某些行业中，已存在拥有数人甚至十数人的手工作坊，雇佣匠人进行生产。这种情况，在元朝一代依然继续存在。元末徐一夔记杭州城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他记述手工作坊的情形：“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二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又说这些佣工每日得佣钱二百，有技艺较高者，要求加倍的工值，别家便果真出加倍的工值雇佣他（《始丰稿·织工对》）。这些佣工的社会、法律地位与佃户约略相当。宋律有佣雇的“人力”“女使”，与“作匠”“佃客”并列。元代法律规定：“诸佣雇者，主家或犯恶逆及侵损己身，许诉官；余非干己，不许告讦，著为制。”这同佃户告地主的处治基本相同。元律中又有所谓“雇身人”、“雇身奴婢”的称呼。他们原来的身分是良民，在受雇期限内，根据契约与主人发生主雇关系；当限满赎身后，与主人的主雇关系即不再存在。明律中的“雇工人”就是自元律的“雇身人”、“雇身奴婢”沿袭而来。

（二）赋役制度

元朝建国以前，金、宋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异。蒙古灭金时，北方地区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元朝灭宋，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各项制度。这就更为加深了北方与江南的差别。《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的赋税制度说：“其取于内郡（北方）者，曰丁税，曰地税。”“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北方和江南，明确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赋税制。

元朝沿袭唐、宋以来的户等制度，根据居民的财产多寡，划分为三等，每等又区分为三级，即所谓三等九甲，政府置为鼠尾文簿。“除军户、人匠各另攒造，其余站户、医卜、打捕鹰房、种田、金银铣冶、乐人等一切诸色户计，与民户一体推定，鼠尾类攒将来。科征差发，据站户马钱祗应，打捕鹰房合纳皮货、鹰隼，金银铁冶合办本色，及诸色户所纳物货，并验定到鼠尾合该钞数，折算送纳。”（《通制条格》卷十七）

一、北方的丁税、地税与科差

北方的赋税包括丁税、地税和科差。

丁税和地税窝阔台八年（一二三六年），规定民户成丁每年纳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驱丁减半，老幼免征。民户从事耕种，或根据牛具的数字，或根据土地的等级而征税。一般说来，“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则验地，官吏、商贾则验丁。以后科取的数量迭有增加。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年）定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纳五斗，递年增加，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税粮入仓，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如输纳远仓则每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元朝在北方地区实行丁、地税并行的制度。丁税三石，亩税三升，是丁税十倍于亩税。这对于仅有小块土地的数口之家的农民说来，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但田连阡陌的地主豪富，却因而获益。驱丁只纳丁税的三分之一，也是有利于拥有驱奴的主人。

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大项。窝阔台八年行“五户丝”制，投下户每两户出丝一斤输官；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投下本位。忽必烈建国后，改行“二五户丝法”。民户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户纳丝一斤。丝料负担大为增加。包银在蒙哥统治时期便正式定为税目。每户征银四两（原为六两）并听以他物输纳。忽必烈即位后，规定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凡当差户为包银钞四两（钞二两合银一两），较前减轻了一半。投下户的包银原由本投下与官府分取，至元初年整顿后，包银全归朝廷。各种户计的负担也有不同。在元管户中有只纳丝而不课包银的“只纳系官丝户”、“只纳系官五户丝户”和“减半科户”（每户只纳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包银二两）等等，丝料、包银之外，官吏的俸钞也依户等高下分摊，全科户一两，减半户五钱。

养马和拘刷养马是北方人民的一项特殊负担。元朝官府在两都附近饲养着大批马驼，供皇帝贵族取乳和乘骑，每年向人民征收马草饲料。成宗时，行盐折草之法。每年五月官运河间盐，计口俵食京畿郡县之民，秋成验数输草，以供饲马之用。每盐二斤，折草一束，重十斤。所征草料如仍有不足，则分别驱马就食于河北郡县；再不足则并征刍于陕西等地。为了便利于牧马，大部的邻近郡县禁止秋后翻地。官府还禁止用马拽车、拽碾、耕地。元朝还以征戍和边地缺马为名，进行无偿拘括。忽必烈一朝大规模的刷马，就有五次，其中一次多达十万匹。成宗以后又屡次进行拘刷，造成民间马匹缺乏，严重影响生产。

二、江南的两税制

两税 元朝在江南基本上沿用南宋依地亩征税的夏秋两税制。忽必烈灭宋时，曾规定“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并且规定除江东、浙西外，其余地区只征秋税。斗斜也沿用宋文思院的旧斗（宋斗一石约当元七斗）。成宗元贞以后，始征江南夏税，并规定秋税只令输租，夏税则据税粮输钞。每税粮一石，视不同地区，输钞三贯、二贯、一贯，一贯七百文、一贯五百文不等，折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折输之物，各随时价的高下以定值。只有湖广地区在阿里海牙任行省时罢行夏税，依中原例改课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所收总额超过夏税五万余锭。但到成宗大德初，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每税粮一石输三贯四钱以上，因之较江浙、江西稍重。此外，政府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分赐给诸投下，谓之“江南户钞”。

经理与助役 元朝在江南行两税，以地亩为赋税的主要依据，就必须对田亩的数字和产权的转移不断查核。忽必烈时曾在个别地区经理田亩。仁宗时又在江浙、江西、河南三地区大规模进行经理，遭到占田隐税的地主势力的梗阻，而被迫作罢。在田赋上诡名寄户、飞隐走贴、虚增张并等种种弊端，纷纭杂出，官府无法制止。

税粮不均自然也造成役法的紊乱。泰定初，江西地区创行所谓助役粮。其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赵琏在浙东，建议以八郡属县坊正为雇役，里正用田赋以均之。余姚、婺州、上虞也都在属内丈实田亩，编行“鱼鳞册”。按民户财产和税额多少编制的“鼠尾册”，作为服役的依据。

三、徭役和差役

元朝把大部分徭役作为专业，分拨一部分人户世代担负，如站户（负担驿站铺马）、猎户、盐户、窑户、矿冶户、运粮船户等等，这些人户与民户异籍。民户不负担这些专业性的徭役，但这些专业户计负担的其他徭役则由民户按户等分担。

徭役 民户所负担的徭役，名目繁多，如筑城、排河、运粮、采打、木植、造作船只器甲、马草等等，都自民间征发。元初修建大都，每年都征发成千上万的民夫来采运木石。一二八六年河决开封、祥符等十五处，调南京民夫二十万余分筑堤防。元朝侵略日本，在江南拘刷水手，打造战船。行省官依各道户计，敷派船数。被征发的丁夫离家五六百里应役，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诸如此类的摇役，由官府依据一时的需要而任意征发，民众的负担是无限止的。

元朝还继承前代的“和雇”制，由官府出价，向民间强迫雇佣劳力、车辆。官府所出工价往往不足十之二三，而且多被官员中饱。名为“和雇”，其实是变相的徭役。

职役 职役包括里正、主首、社长、库子等名目。里正秉承官府的指令，管理里社居民；主首催办赋税；社长功课农桑，纠监非违；库子管理仓库，主要由上等户计承充。担负职役的人可以免服本身其他差徭。富有者在里社任职役，可以假仗官势，侵渔百姓。贫弱者任职役则被官吏敲榨，穷于应付，赔累而无法偿清。因此，“富者三岁一役，曾不以为多；贫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王忠文公集》卷九）平民任职役既无法应付官吏之勒索，又无以责豪绅之拖欠，往往因此而倾家荡产。

里社制度里社制度是继承前代的村社制而又有所强化。元朝法令规定：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选择年高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社内居民中，“或不务本业，或出入不时，或服用非常，或饮食过分，或费用无节，或原贫暴富，或安下生人，或交结游情”（《通制条格》卷十六）等情况，社长都严加监视。对于“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先由社长进行教训。如不改正，便籍记姓名，等候提点官到来时，在社众前审问是实，于门前粉壁，大字书写不务本业，游情、凶恶等名目。如本人知耻改过，则可由社长保明，报告官府，毁去粉壁。对所谓终是不改之人，但遇本社应派夫役，即遣使替民应役，直至悔过自新，方许除籍。社长对于上述人等如有失觉察，致有人户违犯者，则验轻重责罚。元朝又规定：“诸经商及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究治。”“诸关厢店户，居停客旅，非所知识，必问其所奉官府文引，但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通过里社和这一系列的规定，元朝官府对各地居民进行着严密的控制。

四、课 程

元朝所谓课程，主要是指工商税课，包括岁课、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抽分、额外课等名目。

岁课 岁课包括山林川泽之产，如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硝、碱、竹木之类。这些大都是在产地拨出民户，设官开采；或就令认包采炼，因其呈献而定为岁入之课。元朝初期，课额各有一定，“多者不尽收，少者不强取”。后来，官吏以增课为能，因缘为奸，至于横征暴取，无所底止。如无为矾课，初岁课钞一百六锭多，续增至二千四百锭。这个数目大多是敛剥富民、刻夺吏俸，甚至停给灶户工本凑足。结果是迫使冶户流亡、生产停闭。甚至有的地方，事实上并无该种产品，但官府徇私作伪，百姓却凭空增负赔累。如宁国路民六百户凿山冶银，岁额二千四百两，实际上却是市银以输官，根本不是从山中开采。富州本不产金，奸民勾结官府，募淘金户三百，散住他郡采金以献。岁课从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到后来三百户所存不足十一，又贫不聊生，官府于是责民代输。

盐课 盐是官府的专卖品。在产盐的地区，设立场官，役使灶户煎煮，劳作十分沉重。每盐一引，重四百斤，窝阔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