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称赞为“大声镗，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他继承和发扬了苏词豪放的风格。周密在评论苏轼和辛弃疾时退苏进辛，理由是“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把不同时代的古人放在一起来比长短，未免勉强。苏词首创豪放的风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苏词的豪放表现为超逸。辛词继承并发扬了苏词的传统，其豪放则表现为激励风发；在内容上则紧密联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是南宋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确是苏词所不能及。辛词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词体格律的束缚，自由恣肆，语言也丰富生动，“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但过多用典，即有所谓“掉书袋”的缺点。他在词中往往议论纵横，也时有议论过甚的毛病，致有“词论”之讥（陈模《怀古录》引潘牥语：“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但是，内容与形式并盛，仍是辛词的一大特色。
和辛词风格相同的词人还有陈亮、刘过和韩元吉等。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坚持抗战，并因此而受到压抑和排斥。与之相反，姜夔、吴文英、张炎、周密这一派人则极力回避现实，沉浸于词本身的艺术追求。这种词风的产生也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屈辱的对金和约使南宋小朝廷终于稳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时也腐蚀了恢复旧疆的积极精神。举朝上下都沉醉在苟安旦夕，纵情享乐的风气之中。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统治腐败靡烂的写照。在达官贵人的酒宴席上，出现了一批吟风弄月的帮闲文人。姜夔、吴文英就是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长于音律。他自制谱曲，无不协律，很讲究形式、音律和词藻的美，上承周邦彦而发展为后来以音律为主的格律派。过去评论姜词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王国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戈载）。“南渡一人，千秋论定”（冯煦）。这主要是指他长于音律说的。他的词句，造语奇警。如“波心荡，冷月无声”。“冷香飞上诗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也得到人们的赞赏。最负盛名的《暗香》《疏影》，其中说：“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又《同潘德久作明妃诗》：“虽为胡中妇，只著汉家衣”。也还是有所寄托的，比起吴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人们批评吴文英的词说：“梦窗（吴文英号）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张炎）。“用事下语太晦”（沈义父）。说明他的作品象一个漂亮的肥皂泡，就外表的音律和词藻看，五光十色，瑰丽非常，思想内容却十分空虚。为了强求形式，甚至可以不顾辞义。张炎的父亲张枢，“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有一次，他发现自己同中有“琐窗深”一句中的“深”字不协，便改为“幽”；还是不协，最后改为“明”，才算协律。“深”与“明”在意义上是相反的，但为了协律，便可以任意换置。晚宋的词家对一个字严格到要求辨四声、五音，分别阴阳，而思想内容则可以置之不顾。在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追求下，词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结了。
在诗的领域里，南宋后期江西诗派进一步风行，诗风颓靡，形式上生硬拗捩，一派衰败的气象。永嘉四灵（徐照字灵辉、徐玑字灵渊、翁舒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对江西派，但因为思想内容与艺术功力都比较浅狭，不足以矫正时风。四灵派的推广，成为所谓江湖派（陈起能辑诸家诗，题为《江湖小集·后集》）。这些人都是江湖游士，品类复杂。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刘克庄在词上继承辛派词人的豪放风格，是南宋后期能独树一格的重要词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关头，文天祥毅然奋起，高举抵抗的旗帜。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兵败被俘后，在《过零丁洋》诗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同时的文人如谢妨得、谢翱、汪元量、郑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天祥有共同处。他们的诗，悲愤苍凉，表现了诗人们的气节。
三、金元的诗词和散曲
金元的诗词，从风格上讲，大体上是两宋诗词的延续。金初的诗人，多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虚中、高士谈和吴激等。他们被迫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国；不满忍辱事仇，但又无所作为，只是抒发哀思，很少有积极的情绪。
金世宗、章宗时期，党怀英、赵讽、王庭筠等活跃在诗坛。他们的作品很少触及社会矛盾，在形式上则大都模仿苏轼和黄庭坚。刘祁说：“明昌间，作诗尚尖新”。金中叶的诗风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诗派。当时，金和南宋都崇江西诗派，但表现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换句话说：金人着重于以俗为雅，而南宋人则以故为新，各执江西诗派的一技。章宗明昌以后，作家益趋于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现一种多华而少实的风气。科举考试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陈腐。赵秉文、杨云翼出，思有以矫正，于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赵秉文在省试时录取李献能。李献能所作的赋“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于是举子大哗，以为“大坏文格”。这种文风是与金朝的衰败相一致的。
金宣宗南迁以后，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时期，北方处在战乱之中，沦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元好问的“丧乱诗”就是这一时期的记录。元好问（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他的创作生活，前半是随金室南迁汴梁，后半是在蒙古统治下度过。他的诗，“奇崛而绝雕判，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金史》本传）。他力矫前一时期金诗的形式主义颓风，成为金元之际北方文坛的一代宗师。他不满意于江西诗派“奇外无奇更出奇”的风气，没有生拗粗犷的毛病，但也没有完全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他的诗作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描绘蒙古军的肆意俘掠，《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记载了战火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雁门道中书所见》、《寄赵宜之》反映了兵乱后人民的灾难。这些诗暴露社会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以浑厚深沉的艺术风格而达到一定的成就，但总的基调仍是消沉的。元好问在汴京被围时曾为叛臣崔立撰颂德碑，后来又同张德辉到漠北觐见忽必烈，投降蒙古。金亡之后，山西地方诗人集结在元好问周围，形成所谓河汾诗派。他们的诗摹仿中晚唐。对金的亡国，怀抱淡淡的留恋，有些诗也表现了对人民痛苦的同情。他们的风景诗，刚健清新，多有佳作。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诗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北方的作者如刘因、王磐、王恽、鲜于枢等沿着元好问所开辟的道路，学苏、黄而小变其调，清澹古朴，意尽言尽。南方作家如刘辰翁、方回、戴表元、仇远、赵孟覜等略变江湖诗派的风格而崇尚晚唐，清丽婉约。他们对蒙古贵族统治下的人民的痛苦有过一些揭露，也隐约地流露出悲凉的故国之思。但总的来说，思想性是薄弱的。成宗元贞、大德以后，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马祖常，南方的袁桷相继而起，作古诗模仿魏晋，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猷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风。稍后的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傒斯，号为元代四大家，是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虞集（一二七○——一三四六年），字伯生，蜀郡人，宋亡，留寓在抚州路崇仁。他的诗优裕闲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颇工，而且运用搁熟。所以他自称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杨载（一二七一——一三二三年），字仲弘，福建浦城人。他认为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他的特点是含蓄委婉。范椁（一二七一——一三三○年），字享父，一字德机，临江路清江人。揭溪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年），字曼硕，龙兴路富州人。他们二人都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主要倾向是崇尚晚唐。他们的写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杨载，但内容题材广泛，触及到社会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学习汉文化，也涌现出不少运用汉文进行写作的诗人。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刺、丁鹤年、高彦敬、康里子山、达兼善、雅正卿、斡克庄、鲁至道等都颇有时名。回回人萨都刺（一二七二年——？），字天锡，世居雁门。他以写宫词著称，清婉流丽。他的词也很出色，《满江红》“金陵怀古”，沉郁苍凉，继承了苏词豪放派的风格。
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夕，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朱德润、廼贤等的作品中，对时政的黑暗进行了某些揭露。在大起义战争中，文士多采远居避祸的态度。他们虽然对元朝政府有某些不满，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一时期中比较著名的诗人有王冕、杨维祯等。王冕的诗，自然质朴，气骨高奇，风格有时颇似李贺。杨维祯喜作乐府诗，“大率秾丽妖冶，佳处不过长吉、文昌，平处便是传奇、史断”。一般来说，他的诗，技巧纯熟，内容贫乏。
元代诗坛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散曲”。散曲是文士作家基于民间的“俗谣俚曲”，又吸收词的某些特点而形成的文学体裁。元代散曲极为流行，取得与诗、词同样重要的地位。散曲有小令与套数两种。小令是一个曲牌的小曲，套数是不同曲牌而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联缀成套。明人朱权所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不少人是达官显宦。他们在纵情诗酒之余，作曲取乐。曲子可由妓女歌唱，内容多是男女私情。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发抒心中的郁结。如张小山（名可久）、乔梦符（名吉）等人的作品，虽然思绪消沉，但写物状景，造语清新，在艺术上取得了不同于诗词的新成就。一些弃官隐退的文人，饱经仕途的险恶，深知名利场中的丑恶。归隐之后，在曲中寄寓感慨，也偶有几句同情人民疾苦的呼声。如卢疏斋（名挚）、张养浩的某些作品即属于此类。元末作家刘时中，有《上高监司》套数《端正好》两套流传。曲中极其犀利地揭露了吏治黑暗，钞法败坏，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生动具体地描写了人民生活的贫困，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曲套数是杂剧唱词的基础。元代的著名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人（见后节），也都是杰出的散曲作家。流传至今的这些剧作家的套数和小令，是元代散曲中的优秀作品。
畏兀儿族作家贯云石（小云石海涯），自号酸斋，曾在两淮任达鲁花赤，精通汉文化，尤长于同曲。归隐后，作曲甚多，有《酸斋乐府》传世。一般说来，散曲较诗词更为通俗易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调，声腔也更为丰富新颖。元人杨朝英选录较好的散曲作品，编成《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等曲集。明初人也续有编选。入选的作者，包括一批象贯云石这样以汉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如阿鲁威、杨景贤是蒙古人，李直夫、奥敦周卿、蒲察善长等是女真人，阿鲁丁、阿里西瑛、赛景初等是色目人。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个特点。
（二）散 文
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五代，宋初，文风又一度发生逆转。宋初承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当时的所谓“时文”，即四六骈体文，又在文坛上占居统治地位。西昆派文士杨亿、刘筠倡为繁缛的辞藻，“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一时文士专意于《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这种僵死浮华的文体当然是令人厌恶的。林逋隐居西湖，皇帝派人去找他。他给来访者写信，用的是“俪偶声律之式”。有人评论说：“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枯古；功名之子，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之矣！”当时官府的公文程式用的是俪偶声律之式，而民间通行的则是“枯古散文”，也就是所谓“平文”。但这种散文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
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开。其后，王禹偁、苏舜钦、穆修、石介等相继而起。穆修一生潦倒，但搜集韩、柳文不遗余力。在《答乔适书》中，说：“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前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在这种风气面前，他敢于逆流而进，见识和毅力都是超出时人。石介著《怪说》，猛烈攻击杨亿、刘筠的文风是“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石介是著名的经学家，他在文风上是倡导韩愈“文以载道”的传统。
要改革文体，必须改革科举考试，提倡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