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元以后，南戏仍很流行，据记载当时有一百六十八种剧本，现存的仍有十六种左右。南戏早期的唱词据宋词和俚谣巷曲杂凑而成，结构疏散，科诨较多，艺术形式比较自由而粗糙。北方杂剧南传之后，南戏吸收了北剧的某些优点，唱词采用联套的办法，减少了科诨，以便集中刻画人物。同时出现了南北腔合调的新唱腔，沈和、范居中都能作“南北腔”。北杂剧与南曲戏文的逐渐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最后导致明人“传奇”的产生。这是中国戏剧史的一大进步。

一般说来：南戏的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个剧本没有固定的出数，可长可短，不象北杂剧那样通例作四折（少数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北杂剧那样通押一韵，更不机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宫调中的曲牌。至于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剧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互唱，甚至数人合唱。这些改进使南戏较之北杂剧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便于表达故事和抒写感情，增强了戏剧的效果。

现存的南戏中比较著名的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等。北方杂剧题材广泛，为甫戏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据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改编而成。剧中描写蒙古侵金时期，金朝的青年男女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悲欢离合。曲词优美动人，人物性格的描写比关剧细腻，内容也较丰满。这个剧本在南戏的发展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戏作家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顺帝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举进士，在处州、杭州等地任过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后隐居庆元南乡的栎社，以词曲自娱。他的名著《琵琶记》可能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琵琶记》写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离合，是南宋民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故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徐渭《南词叙录》里列举的宋元南戏剧目中，有《蔡伯喈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二本，并注明“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高明把原来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颂扬纲常节义，充满程朱理学的说教。这显然是理学长期在江南传播的产物。但《琵琶记》中人物性格刻画细致，语言丰富多采。这些都标志着南戏已发展成熟，也标志着这个剧种已达到了顶点。明王朝建立后，“南戏”传入北方、乃由杂剧和“传奇”取代了。

（五）绘画与书法

一、绘 画

宋承唐、五代之后，绘画艺术呈现新的发展。郭若虚比较宋和唐、五代的差别，说：“近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释道画经过了魏晋隋唐以来的发展，题材已经陈旧。理学家以反佛道相标榜，影响所及，也造成释道画的衰落。山水花鸟则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南宋以后，山水画又代替花鸟画占踞画坛，成为一时风尚。这种变化，经元代而影响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视绘画，有的本人便是优秀的绘画家或鉴赏家。北宋继承西蜀和南唐的画院制度，而扩大其规模，朝廷设立翰林图画院，罗致全国的画家，优予俸值，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当时的画家多以能进入画院为荣。徽宗时，规定画院按太学考试的办法招收画家，入院后除学习绘画外，又兼修经、律、《说文》、《尔雅》等辅助学科，分三舍考试升降。院画在风气上，“一时所尚，专以形似”，“往往以人物为先”。粉本（画稿）必须先呈皇帝审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可见画院制度虽然为画家提供了条件，但精神统治是很严厉的。讲究“形似”和“格法”成为院画的特征。这对于画家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一种束缚。于是，在院外出现了所谓墨戏的文人画，他们要求脱略“形似”的束缚，信笔草写，以抒发个人的意趣。这种风气到了元代大为盛行。

山水画——唐王维创水墨山水（破墨），发展到后梁的荆浩、失仝，已超出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一派，占居统治地位。水墨画通过皴擦的变化和墨色的渲染，描绘出苍劲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苍茫的山岚烟雨，气韵泱然，富于表现能力。李成、董源、范宽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画的大家。李成善于以直擦的皴法，写齐鲁地区的“平远寒林”。《宣和画谱》说：“于时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笔，状写江南秀丽的景色。《画鉴》说他的画“得山之神气，足为百代师法”。他们都是由五代而入宋的画家。

稍后的范宽，初学李成，进而认识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他旅居终南、太华，“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雾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图画见闻志》把他与李成、关金并列，认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熙宁年间的郭熙，不仅是独步一时的优秀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所著的山水画论（见《林泉高致集》），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米芾、米友仁父子创水墨淋漓的所谓米点山水，世评小米的画，“点滴云烟，不失天真”。

南宋初年，青绿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刘松年、赵伯驹等。以后，著名的画家马远、夏珪，师法李唐，他们在格局上脱胎于青绿，而参用水墨，调和两派，笔法苍劲，水墨淋漓，具有独特的风格。

花鸟画——北宋的花鸟画承五代黄筌、徐熙两派之后，黄筌的儿子居睬，徐熙的孙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树门户。郭若虚在论黄、徐同异说：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他们的环境和地位所决定的。黄氏父子一直给事宫中，多写宫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富丽精致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处士，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不华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发展成为黄居睬的钩勒填彩，被奉为院体的标准；徐崇嗣以丹铅叠色渍染（没骨法），为在野派的领袖。但后来在发展中两派日趋融合。神宗时，赵昌、崔白都以写生擅长，风格一变。此后的著名画家是宋徽宗赵佶。徽宗是北宋亡国之君，昏于政事，却寄情书画，用力甚勤。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备。所画的鸟，多用黑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于缣素，晶莹欲动。

他对花鸟的习性，也观察入微。南宋的花鸟画，仍然沿袭工整细润的画院风气，不过，简淡纤细的趣向也日渐明显了。

风俗画——以广大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的出现，是宋代画史上一个有意义的创举。北宋未年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在长达五百余公分的画卷里，作家以墨骨淡彩设色，运用朴实的写实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开封都城汴河两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鳞次栉比的商店，街道上车马负贩的人流，以及运河上穿梭往来的船只，都再现在卷上。它不单是艺术的珍品，同时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宝贵资料。

诗余墨戏的文人画——北宋由于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大夫在诗酒之余，以游戏的态度，纯任天真，率意作画。画面是由简笔水墨写成的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以及简笔的山水人物。于是形成一种词人墨客，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时遣兴寄意的墨戏画。苏轼所写的竹子，从根到梢，一笔而出。其兴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画的工整细润之风正好相反，开后世写意派的先声。

元代绘画——元代文人处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往往以笔墨发抒胸中的郁结。这就使宋以来的文人写意画益趋兴盛。所谓“元人尚意”，求意趣而不重形似，是元代画风的特点。元朝著名的画家是赵孟。他自称刻意学唐人，提倡复古，对人物、山水、花鸟、鞍马和竹石，无不精工。作品以妩媚、工整和细润著称。他是院画“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的文人画的大家。盛大士说：“赵吴兴集唐宋之成，开明人之径”（《溪山卧游录》）。但作为元画的代表则当推元末的四大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和倪瓒。他们把水墨山水画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给明、清两代以巨大影响。元以前画山水多用绢素，使用湿笔，谓之“水晕墨章”。元后期诸家则纯用生纸，使用于笔皱擦，以水墨为主或加浅绛淡彩。这些手法成为后来画坛的专尚。明陈继儒在评元人画风时说：“元之能者虽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珪（镇）大有神气，黄子久（公望）特妙风格，王叔明（蒙）奄有前规。而三家未洗纵横习气。独云林（倪瓒）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妮古录》）倪瓒的画风，据他自己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神似，聊以自娱耳！”陈继儒所欣赏的正是这种逸笔草草的文人画风。同时的王冕，善作役骨花卉，又善画墨梅，万蕊千花，自成一家。

二、书法

宋太宗命侍书王著选集古先帝王名臣墨迹，编成《淳化阁帖》。其中真伪杂揉，缺乏鉴别，但帖法却从此大盛。帖学兴而导致古人笔法的消亡。所以，欧阳修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又说：“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

宋人学步，多以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为归依，而上追右军。到苏、黄、米、蔡出，才正式确定宋代书法的局面。苏轼刻意创新，笔圆而韵胜。黄庭坚英俊挺秀，书得笔外意。苏、黄的书法都是以神韵见重的。米芾学古人笔法最勤，技巧为当时第一，用笔俊迈，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蔡襄以楷书见长，字体娇娆，有如多饰繁华的贵族少妇。宋徽宗也擅长书法，以所谓“瘦金体”自成一格。

元人书法崇尚复古，而以赵孟为巨擘。他的书法超迈唐人而直接晋人。

对于古篆、隶书、章草，也无不勤苦学习。因此，被誉为“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他主张书画同法，“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他的书，也同他的画一样，具有一种特有的妩媚而以韵胜。此外，康里子山善真行草书，得晋人笔意。鲜于枢善行草，与赵孟齐名。书法到宋季日趋衰敝，元代重得振兴，主要是得力于赵孟与鲜于枢二人。

三、雕塑

宋、元的雕塑，在风格上沿袭晚唐的传统，而趋于纤弱。

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侍女塑像，建造于北宋元祐时期，体态修长，娴雅纤秀，和唐人仕女的健美丰满形成明显的对比，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风格。塑像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

元代崇尚喇嘛教，密教的雕塑艺术因此一度盛行，形成为元朝雕塑艺术的典型风格。居庸关过街塔的浮雕是其代表。元世祖忽必烈时，尼泊尔人阿尼哥入仕元廷，他长于画塑，又铸金人为像，两都寺观的神像，多出其手。刘元曾从阿尼哥学塑西天梵像，也称绝艺。这种作品都是以腰细、肉髻高为其特征。

第三节 学术著作

哲学与文艺呈现新发展的同时，宋代的文史学术研究也出现繁荣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陆续完成了一批卷帐浩繁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这显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也由于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和理学的空谈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实际与求完备的观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后编成文史四大类书，成为大规模学术工作的开端。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是最为发达的部门。宋元时代建立了纪述当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陆续完成了纪传体的前代史《新唐书》和五代、宋、辽、金诸史。在后来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种之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文献通考》等规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历史编写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新创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综合条贯的专史体等体裁。取材繁富、纪述求实、体制创新，成为宋元历史学的显著的特点。

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古学和目录学这两个新学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编修和地图的绘制刊刻，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经学和历史学、金石考古学的发展，使音韵学和训沽学开拓了领域。

下面简略介绍各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总汇

宋太宗灭北汉，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注意提倡学术，聚集南北文士，编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时先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类书，真宗时又编纂《册府元龟》，总称为宋代“四大书”。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齐祖孝征《修文殿御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唐高士廉、房玄龄《文思博要》等古代的类书和其他文籍，“参详条次，分定门目”，编为类书。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全书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