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不准霍韬乞假，下诏说：杨一清位居内阁辅臣之首，乃大肆纳贿，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体。命法司会官议奏处置。刑部尚书许讚会同官员议奏杨一清“大肆纳贿”，但系耆旧重臣，请予罢官归里或令休致。世宗览奏，谕内阁：杨一清“不顾晚节，贪婪无耻，赃迹显著”，“今当正法，而使知警。”命翟銮拟旨。张璁连上三疏，历叙杨一清议礼之功，说，当群议喧腾之时，得老成大臣赞与一词，所助不少，请予宽容。第三疏中并说：“况臣复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韬所奏，中外臣工不能无疑。保全一清，实所以保全臣等也。”（《世宗实录》卷一○五）情词极为恳切。世宗慰谕，说已从宽区处。杨一清自陈：“罪状既著，诛窜何辞，请予矜贷，削职放还。”世宗诏准致仕，驰驿以归，并赐金、布、纻丝等物，让他较为体面地退任。杨一清历仕四朝，功业昭著，但长期处在前朝贪贿成风的官场，似亦不免沾染积习。《世宗实录》所载有关奏疏及诏书表明，杨一清贪赃受贿，确实有据，并非他人诬指。杨一清曾自称与张璁“虽间有异同，旋即如故”，“盖终始未尝失欢”（《世宗实录》卷一○四）。旧史家或囿于偏见，指张璁力排一清以求晋任，不免有违史实，持论也有失公允。不过，左顺门事件后，世宗有意冉行新政，杨一清趋于保守，因而与张璁等每有不合，则是事实。早在张璁敕罢之前，杨一清即曾上疏说：“今之持论者，多尚（原作‘尚多’）纷更，臣独劝以安静。多尚刻削，臣独矫以宽平。欲变法，臣谓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谓不如省事”。（《世宗实录》卷一○三）杨一清致仕后，世宗倚任张璁等人，继续实施消除积弊的新政。
永嘉人张璁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四十七岁，才考中进士。世宗即位后，作为新科进士，尚无官职，在大礼议中力排众议，独持尊父之论，因而获得世宗的赏识和杨一清等人的赞许。但在议礼之争中，也因而受到杨廷和为首的守旧群臣的攻击，请求严处张璁的奏疏纷至沓来。张璁入阁后，荐用新人，革除弊政，于是又成为旧臣与新臣、北人与南人、守旧与革新诸矛盾的焦点。因荐引新人而被指为私植亲党，甚至“不三、四年，位至极品”以及“干进”“骤贵”等等也都成为言官们攻击的口实。守旧者自诩为“守正”的君子，指革新者为“干进”“好事”的小人，是历代保守派攻击革新派的故技。旧史家沿袭其说，多欠公允。事实上，正由于张璁是新进的官员，才不曾沾染前朝官场的腐败积习，具有革除弊政的足够的勇气。谈迁《国榷》称他“学博才赡，有廊庙之用”。《明史·张璁传》对他多所指摘，但也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又说他“持身特廉，痛恶脏吏”当是事实。张璁以进士而入居内阁，始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又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有明一代少见的阁臣。杨一清罢后，张璁被擢任为首辅。后因避世宗厚熜讳，改名孚敬。一五三一年七月曾一度致仕，翟銮任首辅，十一月被召还。一五三二年三月，再请致仕，方献夫继任首辅。次年正月，张璁又奉召复任，一五三五年四月致仕，阁臣李时继任首辅。在此期间，张璁、方献夫与主张革新的官员辅佐世宗继续推行了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新政。
革镇守中官——宦官出镇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领兵镇守，掌握兵权，多施横暴，又往往牵制主帅，延误军机，甚至与内宦结纳，酿成乱事。一五二九年三月，御史毛凤韶建言裁革各地镇守官及补差内臣，兵部议复，只在部分地区各裁一员。张璁任首辅后，世宗制准兵部尚书李承励等人的建言，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官五百人，并以腾骧四卫（京师亲军）改属兵部。内宦或称四卫有功，隶兵部不便。李承勖举出王振、曹吉祥事为证，说往年正是因为兵归阉寺，才酿成祸乱。李承勖曾被弹劾为张璁亲党。他力主裁革宦官，得到张璁的支持。云南镇守太监杜唐扰害地方，诏命调回，并采巡按云南御史毛凤韶之议，从此裁革，不再续差。一五三一年，又以次裁革镇守浙江、两广、湖广、福建及分守独石、万全，守备永宁城等处的内臣。《明史·宦官·张永传》说：“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世宗裁革镇守中官，事在张璁任首辅时。故明人多将此事归美于张璁。万历时名士王世贞论张璁说：“公相而中涓（宦官）之势绌，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寝于里者，谁力也。”（引自《国榷》卷五十七）世宗任杨廷和剪除内宦势力，又进而倚张璁内阁革罢镇守中官，对宦官势力严加抑制，影响是深远的。
清勋戚庄田——一五二九年，霍韬奉命编修《会典》，上疏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明史·食货志》）额田大量减少，是因为地主豪民的欺隐和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扩展庄田。《明史·张璁传》说清勋戚庄田“皆其力也”。大约张璁入阁后，即已开始清理勋戚扩占的庄田，一五二九年四月，户部左侍郎王（音月yuè）上言“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干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世宗实录》卷一○○）世宗敕谕“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今后不准妄行。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闰六月，采御史张心奏议，诏南京兵部查牧马草场，内外守备衙门有占种者悉令退出，召民回纳。又采户部议，查革王府以山场湖坡为名强占的民田，断自宣德以后。山东德王府上疏，自称所受庄田与山场湖坡不同。世宗命山东都御史邵锡复勘。邵锡勘报：“王府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谓之荒地，既得请为庄田，则纵〔官〕校等为虐，征敛过于税粮，地方骚然，民不堪命”。（《世宗实录》卷一三○）户部议复，王府有封国之初原请庄田，听留用。立国以后，即系庄田，也不得议留。世宗采户部议，诏谕各王府务遵处断。世宗处置此事，在张璁致仕期间。但清勋戚庄田，张璁在任时已经实行。史书不见清理庄田的详细纪录，但此举旨在清查诸王贵戚强占的民田，用意是清楚的。
改赋役制度——嘉靖时的额田已不到明初的一半，朝廷的赋税收入减少，民间的赋役也因田地被兼并而负担不均。一五三○年四月，桂萼再次被召至京师入阁办事。十月间，他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与编审徭役，世宗准予施行。次年正月，桂萼因病乞休，归里后病死。三月间，御史傅汉臣把编审徭役的改革称为“一条编法”，奏报施行情况说：“顷行一条编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各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财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世宗实录》卷一二三）这种“一条编法”，不拘限于原定的里甲，而在省府州县的大范围内通融科派，以求符合实际占田的状况，粮税与丁役各审定交银若干，一体征收，以求均平。但施行中又有田地肥瘠不同、人丁贫富不同等复杂情况，因此傅汉臣建策“取殷厚之产，补砂薄之地”，但并未能实施。这次赋役改制似仅在局部地区试行，但影响是深远的。
抑制外戚——明初以来，后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并许世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以为“戚里如此恩泽，近古所无”。历朝外戚，世为权贵豪门，以至亲戚家人也可依仗权势，暴虐乡里，聚敛营私。孝宗张皇后父张峦及后弟鹤龄、延龄，爵至侯伯，占田经商，恣为不法，朝廷不能制（见前）。世宗继位，张鹤龄因定策有功，进封昌国公。张氏兄弟得张后纵容，权势显赫一时。大礼之议，杨廷和等力主世宗继嗣孝宗，张太后及后家势大，也是原因之一。张延龄在武宗时曾被人指告谋为不轨。一五三三年，张延龄杀死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人告发。世宗将张延龄下狱，欲以谋反罪，处以族诛。张璁上疏说，张延龄是个守财奴，怎能谋反？如坐谋反罪，恐伤皇太后。法司审讯，又揭出张延龄占买官田、私杀奴婢等事，遂以违制杀人罪处死刑，系狱，后被处决。张太后曾请见世宗说情，世宗不见。张鹤龄被削去公爵，三年后也被告发，死于狱中。外戚世袭封爵，是形成豪门的重要原因。英宗钱后家，世封安昌伯。因嫡系绝嗣，请以庶子袭封。世宗交廷臣议。一五二九年十月，吏部尚书方献夫等议奏：旧制非军功不封，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三、四世不已。建策“现封爵宜终其身，勿得请袭。自今皇亲驸马，并如祖宗旧制，勿得夤缘请封”（《世宗实录》卷一○六）。世宗敕准：“及今已封，姑与终身，于孙俱不准承袭，著为令”。世宗生母蒋太后家及皇后陈后家，均不准承袭封爵。万历时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论此事说：“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尽革之”，又说：“盖自世宗裁定恩泽，立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外戚与宦官历来是拥有特权并往往能以左右皇室的两大势力。世宗在裁革宦官权力之后，又严格抑制外戚，影响也是深远的。
以上几件大事都是在大礼议后至嘉靖中叶，陆续推行的一些新政。这些新政实际施行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在抑制宦官外戚诸王贵族和民间豪富势力，作用是积极的。新政的继续推行，消除了前朝的某些积弊，也使世宗的皇权统治更为巩固了。
四、内阁的演变
明太祖废中书丞相制，选任文官兼殿阁大学士，备侍从顾问。成祖简选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渊阁，参预机要咨议，草拟制诰，但仍为兼职，不设专官。殿阁大学士号为阁臣，受到礼重，但无权统属六部朝臣政务，只备皇帝顾问。这种特殊的建置，使阁臣的作用可大可小，因人因事而不同。明太祖、成祖亲驭军政，高度集权，阁臣只是处于侍从的地位。洪熙以后，当皇帝锐意求治倚重阁臣，或怠于政事倚付阁臣时，阁臣权位渐重。但如皇帝倚任外戚中官，内阁诸臣不被倚重，也就难于有所作为。武宗倚用内官刘瑾，游乐荒淫，内阁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武宗死后，张太后倚用杨廷和等阁臣定策立世宗，阁臣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世宗在后来的诏书中，一再提到他初即位时，内阁老臣欺他年幼。他有意独立处事，不为内阁所左右，对阁臣多所限制。大礼议后，他任用新人，重建内阁，称杨一清、张璁等为“辅臣”“丞弼”。在新政的推行中，内阁又显示出决策性的重大作用。此后，世宗皇位巩固，崇信道术以求长生，阁臣由咨议渐成辅弼，权位日重了。
崇道修玄——明朝自开国以来，即礼重佛、道。宪宗宠信僧继晓，广封僧道官。武宗、刘瑾也大兴佛寺，番僧入于禁苑，僧道传升官充斥于朝。世宗初即位，即采工部侍郎赵璜议，没收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毁除佛像，又查禁京师淫祠，革罢僧道传升官。但听信太监崔文，信奉道教斋醮（道场）祷祀。明太祖曾封授龙虎山张道陵的后裔张正常为真人。宪宗、孝宗两朝多次封授他姓道士为真人。一五二四年，世宗召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祷祀雨雪，有验，封授为致一真人，总领道教。宫中设醮，世宗亲自祷祝。一五三四年，世宗见禁中佛殿的佛像有淫亵之状（当是密宗神像），命废除佛殿改建内宫，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开焚毁。从此宫中不见佛殿，只有道场。这年，世宗杜贵妃生皇子载垕（穆宗），世宗认为是邵真人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一五三九年八月，邵元节病死。次年，世宗封授他生前所荐引的道士陶仲文（原名典真）为秉一真人，领道教事。
嘉靖时文士何良俊说，当时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盖剑术、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月精华、导引、辟谷、搬运、飞精补脑、墨子服气之类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二）。大抵世宗初年奉道，还是在于求雨祈年，以巩固皇位。中年以后，自称多病，服食丹药以求长生。道士段朝用进献自炼的金器，说是作为饮食器皿用，可以长生不死。又自称可以点化金银，补助国用，世宗信以为真，召他入朝。后来证明都是谎言，被人揭发下狱，死于狱中。宫中斋醮祭天，例需撰写“青词”，是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常命文臣代撰，后来竟由内阁大学士撰写供奉。世宗此举，似在向臣下表明，他确是受命于天，可以上与天通，但由大学士撰写诞妄的青词，自是有失体统，不免传为笑柄。一五四二年十月，世宗宿于曹妃宫中，宫婢杨金英等十余人乘世宗熟睡，企图用绳索把他勒死。方后闻讯赶到，世宗得救，宫婢被擒处死。此事原委，史书记载甚简，但似无重大的政治背景。世宗采邵元节主静之说，以静摄修玄求长生，据史事记事，也并不象武宗那样淫乐无度。朝鲜《李朝实录》载归国使臣的书状记此事说：“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又记得自明人的传闻：“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