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员中，还有秘书乔治·斯当东爵士（兼代缺席时的全权特使）、使团卫队司令官本松上校以及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画家等；另有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使团全体人员共一百三十五人。分乘装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兵船和“印度斯坦”号、“豺狼”号海船，配备水手、官兵六百五十人。使团带有精心选购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器用、图象、毯氈、车辆、军器、船只模型等礼品。使团的开支和礼品费用都由东印度公司负担。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绕过南美洲，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大沽口。清廷派长芦盐政瑞征接待，直隶总督梁肯堂亲自迎接。使团于八月二十一日到北京，九月二日去热河行宫，十四日乾隆帝在万树园御帷接见特使和秘书，并设宴招待。随后由大学士和珅、福康安等陪同游览万树园，为乾隆帝祝寿，观剧，二十一日起程回京。十月三日，清朝颁赐国书和礼品，示意使团回国。马戛尔尼匆忙开具说帖，提出六条要求：“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之税律，从宽减税；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卷）乾隆帝颁发国书，对这些无理要求逐条驳斥，并对英国提出在舟（珠）山划一海岛及广州附近之地归英商使用等节，严肃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帝看到英国有侵占领土的企图，随即通令沿海督抚戒备，说“今该国有欲拨给近海地方贸易之语，则海疆一带营汛，不特整饬军容，并宜预筹防备。即如宁波之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澳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广东海防汇览》卷二十二）又在给英王国书中警告说：“若经此次详谕之后，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当立时驱逐出洋。”

十月七日，马戛尔尼使团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再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于一七九四年一月十日自广州回国。

马戛尔尼使团此行，虽然未能实现对清朝的各项要求，却由此探察了中国军事、政治和社会情况。他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各方面的资料，并认为中国停滞不前，对世界民族知识贫乏，宽衣大袖的军队未受过军事教育，武器也还是刀枪弓箭。预言英国将能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获得利益。作为英国侵华先驱的使团，为英国以后武装侵略中国提供了依据。

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帝时，曾因朝见礼仪发生交涉。清廷坚持要英使行跪拜礼以维护“天朝尊严”，马戛尔尼作为英国特使，拒不跪拜。最后，许以单膝下跪的见英皇礼觐见。乾隆帝在接待英国使团和对英使无理要求的批驳中，表现了昧于世界形势，以“天朝”自居的保守性，也表现了对英国侵略企图的必要的警惕性。他已模糊地感到，力求侵入中国领土的这个海上之邦，已不同于他所谓的“蕞尔小夷”，而将是难于应付的对手。

（二）西藏制度的改订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雍正帝封颇罗鼐为郡王，兼管前后藏政务，留驻川陕兵两千人（后减为五百人）。颇罗鼐执政二十年间，西藏在清廷统治下，大体保持着稳定的局势。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颇罗鼐去世，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与七世达赖不和，并反对驻藏大臣纪山，奏请撤出驻藏军队，又刺杀在阿里地区的长兄策布登，以防清廷倚任分权。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侦知珠尔默特与准噶尔部联络，任命傅清和拉布敦为驻藏大臣进藏，伺机除珠尔默特。傅清等召珠尔默特至驻藏大臣衙门，乘其不备，将他杀死。随侍珠尔默特的藏军焚烧衙门，傅清自杀，拉布敦被乱军打死。清廷派川督策楞与提督岳钟琪领兵进藏平乱，七世达赖与西藏僧俗官员已将叛乱平定。乾隆帝嘉奖七世达赖，并随即改革了西藏的政治体制。此后，不再封授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官爵。在西藏设立“噶厦”作为地方政府。噶厦设噶布伦四人，管理西藏事务。“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清廷由此提高了达赖的政治权力，并确定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派兵一千五百名长期驻藏，三年一换。此后约四十年间，七世、八世达赖和摄政第穆诺门（八世达赖年幼，设摄政代行），与驻藏大臣协同执政，西藏的政局又趋稳定。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清王朝对廓尔喀的战争，以反击廓尔喀的入侵开始，以侵入廓尔喀的失败告终。战争暴露出西藏地方制度的许多弱点。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派工部恃郎和琳为钦命西藏办事大臣去藏，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查询西藏情势。又命吏部尚书摄四川总督孙士毅驻前藏，与大将军福康安等会商西藏善后事宜。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至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间，清王朝对西藏的各项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订。

金瓶的颁授——达赖、班禅的转世，例由吹忠（护法巫师）作法，指示转世活佛呼毕勒罕所在之地。其间不免产生弊端，前辈达赖、班禅家族有如世袭。乾隆帝认为，廓尔喀之战，即由班禅家族兄弟之争所招致，是“族属传袭之流弊”。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制作金瓶，颁发给西藏。此后达赖、班禅转世时，命四吹忠将所指灵童的姓名及生年月日，各以藏、满、汉文写在牙签上，置于瓶内。在驻藏大臣主持下，当众抽签决定。乾隆帝确定此项制度，以防止西藏贵族从中作弊，同时也是在保存西藏宗教传统的形式下，加强了清朝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时的监督和任授的权力。达赖、班禅的坐床典礼，也由驻藏大臣主持。

藏军的建立——西藏原有藏兵，系作为居民的差役。平时很少训练。廓尔喀军侵入藏境时，藏兵并无防御能力，甚至“乘间即逃，遇敌即退”。战争之后，清廷在西藏建立正规的藏军，定额三千名，拉萨及日喀则各驻一千名，南部边地定日与江孜各驻五百名。藏兵每年给予粮饷青稞二石五斗，遇有征调，再增加支给。军官设戴琫五名，下设如琫十二名，各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设甲琫、定琫。兵丁发给军器军火，认真操练，按时检阅。各级军官由驻藏大臣与达赖会同选任。驻藏大臣定期到各地巡视军防。

货币与贸易——廓尔喀与西藏贸易，购买食盐、酥油等物，例用廓尔喀所铸银钱，往往因折价不公，发生纠纷。战争之后，清廷在西藏铸造银币行用，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背面铸藏文。又对周邻各国商人到西藏贸易，规定了登记造册、纳税等制度。外国来往人员并须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

赋税差役——西藏民众负担繁重的赋税差役。富户及官员、活佛家属均领有执照兔役。清廷规定，此后将执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只有新建的藏军兵员，可予免役。经历战争的地区，分别免去一年至两年的差徭。前后藏所有人民以前积欠的税收，予以捐免。又规定僧俗官员向人民催收赋税，不得提前预收来年赋税及逃亡民税。达赖及班禅的收入支出，需报驻藏大臣审核。

以上各种改革，均由福康安等与达赖、班禅会商后，逐条开列实施细则，呈报乾隆帝核准。战后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间，前后共奏报一百另二条，称为西藏“善后章程”。福康安等又将历次呈奏的主要内容合并为二十九条，奏报乾隆帝，并将藏文本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由西藏官民遵照执行。（原件现存两寺，汉译文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由于章程经乾隆帝钦定，又称“钦定章程”。

廓尔喀战争之后，清廷对西藏实行的改革，加强了清廷和驻藏大臣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也加强了驻藏大臣对西藏地区的军事、财政、经济的管理。“钦定章程”进而对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行政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是：

——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掸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至扎什伦布诸务，亦俱一体享知驻藏大臣办理，仍于巡办之便，就近稽察管柬。

——前后藏遇有噶布伦、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人等，概不准干预公事。

——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

——达赖喇嘛所管大小庙字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噶布伦所管卫藏地方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以备稽查。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礼塔者，由驻藏大臣给与照票，限以往还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缴销，不得逗留边外，如有潜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来藏布施瞻礼者，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

——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卫藏通志》卷十二）

清廷的这些规定，极大地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涉外事务的权力，使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强化，西藏内部的统治秩序，也因而进一步巩固。英国自建立东印度公司以来，蓄意插手西藏内部事务。西藏章程的制订和制度的改订，也抵制了英国的觊觎，巩固了边疆，是乾隆帝退位前对清王朝做出的最后的一个贡献。

（三）吏治的腐败与人民的反抗

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间，清王朝已经日益陷入了衰败的境地。连年的战争和皇室贵族的靡费，使朝廷财富日益虚耗。满族八旗兵丁生计日困，军力日弱。满汉官员的贪默腐败，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各省以督抚为首的贪污大案，不断彼揭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以后，朝廷上和珅专权聚敛，上下串通，贪贿公行。乾隆帝耽于游乐，朝臣弄权，朝政日益昏暗。自朝廷至地方的各级官员，贪污腐败，象蛀虫一样在腐蚀着清王朝的大厦。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已在兴起。

一、各地官员贪污案的迭起

两淮盐引案——早在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的被揭露，震动了朝野。两淮盐政尤拔世向盐商索贿不果，上奏说：“上年普福（前任两淮盐政）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乾隆帝以历任盐政并未奏闻有此项收入，检阅户部档案，亦无造报派用文册，显系盐政私行支用。自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提引以来，二十余年，数额巨大，密令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彰宝、尤拔世清查后上奏说：“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高宗实录》卷八一三），“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零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又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盐商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项亦乾没不交，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交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乾隆帝命将原任盐政普福、高恒，盐运使卢见曾革职，解赴扬州交彰宝等按款查究。

七月，彰宝等奏称：查出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又查出和前任监掣同知杨重英名下，“隐寄累累”，尚有余引无著银三百九十六万余两。乾隆帝以查抄高恒家产，“几值数十万，一应精粗什物俱存，且平昔费用奢侈，核其见存货产，不甚相悬。”而“普福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