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

在程朱理学再次被提倡而风靡于士林之际，河北地区出现了力斥程朱的颜、李学派。他们的学说仍尊孔孟，但力倡实用，与理学处于对立的地位。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年），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终生教学、行医，著《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

颜元早年信重程朱，中年之后一改初衷，以尊孔学反理学为使命，宣称“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学不力，何以辞程朱之鬼责哉”（李塨《习斋先生年谱》）。作《朱子语类评》，指责朱熹之失误，“自欺欺世”，“把人引上述途”。痛斥周敦颐的主静之说：空谈性命诚静，不讲事功。他说，如果“杨墨道行，无君无父”，那么“程朱道行，无臣无子”（同上），因为信仰理学的人不能致君主于安全，致国家于富强。

颜元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实践，因号“习斋”。他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率为天下造实绩”（《四存编·存学编》卷一）。他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他认为行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均田，否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七）。均田，富民不乐意，颜氏认为不应顾卹富民，因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应顺彼富民之心，尽万人之产给一人所不厌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四存编·存学编》）颜氏具体提出均田的方案，设某甲有田一千亩，分给十九家农夫，各五十亩，这十九家向甲交租，甲死而止，若某甲之子贤而仕，仍收地租。这当然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但反映了他已模糊地看到土地占有关系和地主与佃农的剥削关系是当时社会的症结。

颜元的学生李塨（一六五九———七三三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著有《周易传注》、《大学辨业》、《恕谷后集》。师承颜元的观点，反对理学、心学，重视实用，讥刺理学家：“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恕谷后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还批驳朱熹“理在事先”之说，指出“离事物何所为理”，反映了朴素的唯物思想。

（三）汉学的昌盛

程朱理学由于清初诸帝的提倡而成为官方哲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理学的伦常观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与宋学对立的汉学，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蔚为显学。汉代的经学，原有古今文之分。清人所谓汉学，主要是指以考订辨释经书本义为指归的古文经学。广义的汉学，则包括了历史、音韵、文字、训诂、金石等等领域中的考据之学。汉学注重实证，因而又被称为朴学。本节所述，主要是经学中的汉学，其他学术，将在另节论述。

清人阮元编辑《皇清经解》，收集清初至嘉庆时的经学家著述，凡一百五十六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乾隆、嘉庆时人。经学中的汉学在乾嘉时臻于极盛，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一）清初倡导程朱理学，宣扬伦常以巩固统治。但程朱性理之学已经走到了绝路。顺康时代诸儒，只能祖述旧说，陈陈相因。如从性理上与程朱立异，在政治上为清廷所不容，在学术上也难于再有所创新。康熙帝也说：“读书人少读性理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性理之学已然日暮途穷，令人生厌。经学要求得发展，势须另辟新径。（二）明末以来，一些学者“弃宋复汉”的倾向，为汉学的复兴开拓了新路。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已开始从事实证之学。事实越来越表明，以考据辨伪的方法对经书重加订证，据音韵文字学的研究对经义重加解说，是一条足以纵横驰骋的广阔的新途。（三）清初不断兴起文字狱，雍正时对文士的镇压，愈益严厉。学者为避免文字之祸而不敢多谈时政。考据经义的汉学正好适应了学者避世治学的需要。汉学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得到了发展。

一、清初汉学

清初顺康之际，油尊程朱，但仍有一些学人继承梅、陈步、黄宗羲等人的辨伪考异之学，成为乾嘉时期汉学的先驱。著名的学者有万斯大、阎若璩、胡渭等人。

万斯大（一六三三——一六八三年），浙江鄞县人，字充宗，学者称褐夫先生。与弟万斯同受学于黄宗羲。万斯同传史学，万斯大传经学。黄学主张穷经必先明礼。万斯大精研三礼，著《周官辨非》、《仪礼商》，指出《周礼》、《仪礼》多有疑问，怀疑是后人伪托。黄宗羲称赞他治学“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万充宗墓志铭》）。万斯大博通诸经，订正了历来传注中的许多失误。他的治学方法对汉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阎若璩（一六三六——一七○四年），字百诗，山西太原人，出身于盐商之家。自幼研习经史。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曾应博学鸿儒科试，不第。自二十岁时读《尚书》，即怀疑古文尚书的真伪。积三十年之力，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从古文尚书的篇数、篇名、字数、书法、文例等方面，证明东晋梅所献是后人伪造。列举书中矛盾错俟一百二十八条，均确凿有据。古文尚书是宋代理学家信奉的经典。阎若璩继梅之后，推翻了古文尚书，也就推倒了理学家据以著论的根基。阎若璩曾参与撰修《一统志》，并撰《四书释地》，对四书中的地理名物典制，多有考释。顾炎武曾以所撰《日知录》求正于阎氏，阎氏改定数条，又成《日知录补正》一书。平日所撰考论文字，有《潜邱札记》六卷传世。

胡渭（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浙江德清人。他继朱谋玮之后，著《易图明辨》，试图揭示“河图”、“洛书”的真象。朱熹作《周易本义》，采取宋初道士陈持之说，列出“河图”、“洛书”，认为龙马、神龟驮出“河图”（《周易》）、“洛书”（《尚书·洪范》），宋儒所讲的理、气、数、命、心、性，都由此衍化而来。胡氏说：“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从拟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他认为《诗经》、《尚书》、《礼记》、 《春秋》不可以没有图，而《周易》本身就有六十四卦、二体、六驳之画，这就是图，那里还再要什么图。他经过考证，指出宋代的“河图”、“洛书”之说与唐代以前的记载全不相合，是陈抟、邵雍所编造，从而否定了程朱理学家关于《周易》的理论基础。胡渭又著《洪范正论》，驳斥五行灾异之说。著《禹贡锥指》，经过详密的考订，画出四十七幅地图，使水道山脉分明。又因汉唐以来河道不断变化，与《禹贡》所载大不相同，曾考察历代黄河冲决改流的历史，并提出治黄的设想。可见，他也留意经世致用，并非全然埋头考据。

二、吴派汉学

乾隆时期，经学研究正式形成以“复汉弃宋”为宗旨的汉学。学者辈出，著述繁富。由于治学方法有异有同，又形成为以江苏元和人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安徽休宁人戴震为首的皖派两大流派。

惠栋（一六七七——一七五八年），字定字，祖父惠周惕、父惠上奇（一六七一——一七四一年），都是经学名家。惠栋研究《易经》三十年，撰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及《九经古义》等书。惠氏认为，汉朝人对经书的理解接近原义，魏晋以降，诸家的解释都不免背离经义，明确主张恢复汉学。《周易述》是汇集汉儒虞翻、荀爽、孟喜、郑玄诸说，以反对晋人工弼、邹湛的说解。又撰《明堂大道录》和《禘说》，认为汉人卢植《礼记注》明堂即是太庙，与灵台、辟雍在一起，是对的，晋人袁准的说解，是根本不懂古制。惠氏继胡渭之后，在所著《古文尚书考》中，再次指出东晋梅的《古文尚书》为伪作，应相信汉人的《尚书》。惠氏在所撰《左传补注》一书中认为，汉人郑玄关于《周礼》、韦宏嗣关于《国语》的著作，是采取了先儒旧说，并有自身的见解，而晋人杜预《春秋集解》的一些说法，与前儒相去甚远。

惠栋的著述多是收集汉儒旧说，经过考订以论证其可信，不在哲学义理方面抒发己见。这种学风，逐渐成为吴派不同于皖派的最显著的特点。吴派传人有惠栋弟子江声、余萧客以及名儒钱大听、王鸣盛等人。

江声（一七二一——一七九九年），号艮庭，元和人。广泛搜集汉儒关于《尚书》的解说，为《古文尚书》二十九篇作注，撰成《尚书集注音疏》，“利正经文，疏明古注”（《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成为阎若璩、惠栋以后，《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江声也致力于古文字之学，辑录汉儒佚说，以图恢复古义。

余萧客（一七二九——一七七七年），长洲人。与江声同时受学于惠栋。经惠栋指点，自诸家经解及史传类书中广泛辑录唐以前解释经书的古说，虽片语单词，均加收录，成《古经解钩沈》三十卷，使吴派学风得到进一步发扬。

王鸣盛（一七二二———七八八年），嘉定人，字凤喈，号西庆。早年从惠栋习经学。一甲二名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晚年家居著述。著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力图恢复汉儒郑玄注古义，以马融等注文补充，自谓有存古之功。研治《周礼》，也尊郑玄。又以汉学家考经的方法考订史籍，成《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一代史学名著。

钱大听（一七三八——一八○四年），字竹汀，也为嘉定人，与王鸣盛同乡，并是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入直南书房，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晚年在家讲学著书。钱氏是乾嘉时期最称博学的名儒，研治经学但不限于经学，承袭吴派并不拘于吴派。戴震自诩经学第一，称钱氏为当代第二人。江藩著《汉学师承记》称钱氏“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学以外，历史学、地理学、音韵、文字、金石，以至天文历算，均有较深的造诣，著述宏富。他曾从数学家梅文鼎研习历算及西方弧三角之学，用以校正汉三统历，撰《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等书，在考订中包含着科学的成分，为流辈所不及。又据金石文字校订经文，著《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等，在经学研究中别树一帜。他也把吴派汉学治经的方法援以治史，撰著大量史学著作。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超过了经学（参见下节）。吴派汉学由经入史，至钱大听而达到了高峰。

钱大听曾传学于江苏阳湖人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年）。孙星衍沿袭吴派汉学的学风治《尚书》，成《尚书古今文注疏》三十九卷，综合汉魏古注，不采宋儒的解说而吸收王鸣盛、段玉裁诸人的考订，于今古文源流详加辨析，是吴派汉学关于《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孙星衍齐名的阳湖人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年），也治经学，曾与皖派戴震等人交游。但受孙星衍影响，治经仍遵吴派的学风。撰成《春秋左传诂》二十卷，训诂以东汉贾逵、许慎、郑玄、服虔等人为主，并参据汉庸石经校误字，是春秋左传学的重要著述。

三、皖派汉学

吴派汉学家以考据学辨伪辑伏的方法，恢复汉代经解，避而不谈义理。因而一些学者渐入于史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则注重审订经书的音韵训诂，在此基础上申明己见，反驳宋学的性理。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以为只有吴派才是“纯粹的汉学”。但在经学研究中作为与宋学对立的清代汉学，却是由于皖派的阐发，才在完整的意义上正式形成。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东原，早年就学于安徽婺源的学者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年）。江永研治三礼，精于典章制度，并兼通音韵文字之学和天文历算。戴震全面继承了江永的学术。以历算之学考释古历，纠正了汉以来的许多误解。以音韵文字之学，研治经书的训诂，开辟了一条由训诂治经义的新路。他曾说讲义理必须求之于古经，求古经必先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圣人、贤人之义理明”。他认为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皖派学人或讥吴派只是淹博而无识见。戴震本人则在淹博的基础上，着力于识断和精审，代表作是《盂子字义疏证》三卷。他痛斥“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疏证》一书从审订字义人手，从哲理上批驳理学。“灭人欲，存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中心经韵楼刊本《戴东原集》思想。《疏证》指出：“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人的欲、情、知，都是自然现象。“凡事物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儒家所谓仁，就是顺乎人们的情欲。“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孔于所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克私，宋儒解释为“克欲”，完全背离了本意。孟子说人无不善，程子说人无不恶，是“离人而空论乎理”。他指责程朱否定人欲是象佛教一样否定人生，又提出与人欲不并立的“理”，所谓“理欲之辨”，成了杀人害人的工具。《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