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中，尽管人们

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封建住道德之种种弊病，但其变革仍只能停留在“乌托邦”的境

地。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正在逐步创造着两性关系“真正革新的基础”，

一场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的性伦理巨大变革已成为大趋势。

众所周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十余年来，中国径历着从封闭向开放的

伟大转变，经历着从僵化的经济体制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伟大转变，经历着

从长期“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向人民思想获得解放的伟大转变。历史

的巨变，实实在在地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和开放，

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

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

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另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

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

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时间的推移。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清楚地看到，十年

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是亿万人民群众汇集起来的伟大

历史洪流；也是亿万人民思维方式、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伟大变革。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层次更深的问题。这其

中，即包括性关系和性伦理的变革。

首先，在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

化、现代化，绝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必将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产生

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新秩序，这在我国意味着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所谓实践方式的改变，

是实践目的、要素、手段、方法的根本变革，是整个实践观念的变革，而绝不仅仅

是实践的某一局部的转变。这一点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所具有的革命

性意义。在此基础上，又必然引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有着几千年自然经济传统

的小生产所固有的崇拜意识、依赖意识、封闭意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等等，必将

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平等意

识等等所取代。正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严

酷斗争，又必不可免地冲击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两性关系及其性伦理。社

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并

从根本上为之建立和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

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还意味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变革。从50年

代起，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善”，资本主义则是绝

对的“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

实生活的需要。明乎此，越来越多的人进而反思：传统的性伦理是绝对的“善”吗？

商品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所奉行的生活方式和性道德难道没有值得借鉴的内容吗？

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性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这种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群众性的

思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尝试，是不以某些思想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只

可疏不可堵。

其次，科学技术应该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

要使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逐步实现，就不能不下大气力去破除人们头脑

中存在的旧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这里，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素质。而人的素质普遍的大幅度的提高，

又会顺理成章地引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性伦理的变化和升华。至于与两性关系有

着直接联系的科学技术，诸如性生物学、性生理学、性解剖学、性医学、性心理学

以及试管婴儿等等，对性伦理变革的影响就更大了。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1929年在。

婚姻革命。（原名《婚姻与道德》）一书中深刻指出：“目前，性道德之所以有改

变的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避孕法的发明；第二，妇女的解放。”[注]关

于前一个原因，他这样写道：“避孕法改变了性和婚姻的整个面貌，使性和婚姻区

别开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人们的结合，或是单纯为了性，如卖淫时的情形，

或是为了包括性成份的伴侣关系，如林赛法官所说的试婚，或是为了建立家庭的目

的。这些是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没有一种道德能够适应现代的环境，它们把环境

搅得混乱不堪。”[注]人们可以不同意罗素所提出的性道德，但难以否认避孕法等

技术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性关系和设道德这个事实。

再次，在改革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必然引起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调整，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本

质要求。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们所重视。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妇女解放与民主

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1919年10月，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妇女解放

与democracr》[注]一文中写道：“妇女解放与demoe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

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x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

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解放。”“我们若想真正的aemocra－cy在

中国的社会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和平美爱的精神，在

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

的社会为democracy的社会。”[注]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

社会主义》一书中则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上述有关内容。这部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世

界名著，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存在一个每天不断进展的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

精神的不安和动摇日甚一日，显著地表现在社会所有的阶级之间，要求着彻底的改

造。每个人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摇动。发生了许多问题，日益为广大范围的人们所

注意，而关于这些问题之能否解决都是从各自的立场来议论。其中最重要问题之一，

而且日益显著的，便是妇女问题。一切妇女，不问其社会的身分如何，在“性”的

方面向来在社会的发展途径上始终为男子所压制、所统治、所污辱，所以必须改变

现在的国家政体和社会组织以及法律的制度，以消除这种状态，这是妇女全体共通

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当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期望只欣赏在它的沃土上开出的鲜花，品尝它所酿造出的美酒，来免过于浪漫。期

望常常是单纯的，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因之，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性伦理的

大变革，既有积极的主流，也有其消极的支流，乃至一些沉滓的泛起。这里仅举两

例。其一：据合众国际社北京1988年11月28日报道：卫生部官员今天说，对6.72万

人进行血液检查的结果发现18位居民——7名大陆中国人和11名外国人——带有艾滋

病毒，另有3名外国人已得了这种使身体失去抵抗力的致命疾病。卫生部的这一宣布

是官方首次承认艾滋病在中国居民中间的扩散比原来认为的要严重。妓女、婚前性

关系以及离婚的增加促使性病发病率的上升。人们一度认为共产党政府在1949年掌

权后已消灭了性病。卫生部的一位性病专家说，社会性病正在中国卷土重来，卫生

专家却缺乏检查这种疾病传染情况所必要的法律手段。性病的年增加率为300％，尤

其是在对外国人开放的沿海城市。其二，据《光明日报》报道。1990年8月初，世界

卫生组织举办了“艾滋病在亚太地区”国际会议。30余国的代表聚首研讨防治艾滋

病蔓延的对策。艾滋病正在世界各地肆虐，中国不能高枕无忧。目前，我国已成立

了艾滋病委员会，并制订了3年规划。当前重要的是加强关于艾滋病的科学宣传。只

有当全社会对艾滋病有了广泛的正确认识时，各种防治措施才能效地贯彻。

《中国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

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

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

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

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在迎接势在必行的性伦理大变革之际，这段

话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之，在本世纪，中国性伦理的发展有两次大的变革。五四时期的性道德的大

变革没有切实完成。其主要原因，就是虽然具备了性道德变革的一些必要条件，但

缺乏变革所需要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充分条件。然而，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性道德的

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五

四时期作为中国性道德观念大变革的起跑点。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

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复兴中，我们又

一次面临着性伦理的巨大变革，我们需要并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道

德价值观，我们也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伦理学。

结束语 性关系的伦理展望

不管人类对自己记得多少，了解多少，他总是力图看到把现在和将来隔开的幕

布后面。这种愿望在两性关系领域表现得尤其强烈，其原因是每个人都与特定的性

关系发生着直接的联系。

人类性文明的进步，也要求我们善于大大地向前看，向前看好几十年乃至数百

年。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不仅要善于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敢于

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注]如果再能充分考虑到性道德本身就具有“超越性”

的重要特点（参见本书第一章），那么，研究性伦理发展的未来前景，便顺理成章

地成为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

回顾性文明的思想发展史，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十分关注性关系的发展趋向。

其中，为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普遍肯定的以下三位思想家的有关论述特别值得重视。

一位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这位出色地描绘了人类婚姻家庭发展史图的学者，

相当关注一夫一妻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

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

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

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

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

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

况。既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

别显著，那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

平等为止。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

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注]

摩尔根在1877年所做的上述预测无疑是大胆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人

类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

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

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

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