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理角度对《道德经》进行诠释的还有许多，如关于“知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则借“肾藏精，在五行属水，色黑”的医理来说明，云：“精白与元nfda1同，同色，黑，太阴中也，于人在贤（肾）精藏之。安如不用为守黑，天下常法式也。”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上述所征引的注文充分表明，《老子想尔注》的作者非常善于运用医理来阐发其宗教思想。

同样，在早期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太平经》中也可看到传统医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太平经》从“治身安国致太平”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0页。的宗旨出发，“援医入道”，对治身之法作了多方面的阐述。

首先，《太平经》强调道人要习医，要掌握治邪除病之法。云：“人者，乃想天地，四时五行六合八方相随，而壹兴壹衰，无有解已也。故当豫备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乱，则可长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大多。假令一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万人除万病。一人之身，安得有万病乎？故能悉治决愈之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4页。显然这是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预防医学思想说明道人习医对于防病治病的重要意义。而且《太平经》本着治国与理身相统一的思想，认为习医理身也是“致太平”的一个重要措施和内容，乃“救吉凶之源”。正因为如此，所以以《太平经》一书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到医药知识，如第五十卷中就载有“草木方诀第七十”、“生物方诀第七十一”、“灸刺诀第七十五”这类纯粹本草学、针灸学内容，以及符咒治病的“神祝文诀第七十五”等等。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教“尚医”考析（3）

其次，《太平经》一书中常常借医理来弘扬道法。例如在阐述进行斋戒存神的必要性时，《太平经》云：“故肝神去，出游不时还，目无明也；心神去不在，其唇青白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悬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不斋不戒，精神不肯还返人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页。这里运用了传统医学脏腑理论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的医理来论述斋戒思神能使“百病消亡”的重要意义。《太平经》卷九十六《忍辱象天地至诚与神相应大戒第二百五十三》也是一个例证，云：“人之至诚，有所可念，心中为其疾痛，故乃发心腹不而食也。念之者，心也，意也。心意不忘肝最仁，故目为其主出涕泣，是其精思之至诚也……脾者，阴家在地，故下入地报地。故天地乃为其移，凡神为其动也。子欲知其大效，吾不欺真人也。真人但安坐深幽室闲处，念心思神，神悉自来。”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6～427页。从上述所引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平经》在阐述其宗教修行理法时，传统医学理论是其一个有力的论说武器。《太平经》借医理明道法还突出表现在它运用传统医学五运六气思维模式建构“以自防却不祥法”思神术上，声言顺用四时五行之气，悬象而思守，就可以达到“内可治身，外可治邪”之目的。限于篇幅，兹不细述详见拙著：《道教医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经》中还有反对恶人乱穿凿地、保护生态的思想，同样也是套用传统医学理论思维模式进行论说。《太平经》指出“恶人穿凿地太深，皆为创伤，或得地骨，或得地血，泉是地之血也，石为地之骨也。地是人之母，妄凿其母，母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寿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0页。《太平经》将大地视为人之母亲，山脉河流比作为人体筋骨血脉，反对“妄凿其母”破坏生态的恶行，强调“守道不妄穿凿其母，母无病也；妄穿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凡凿地动土，入地不过三尺为法”，否则就会“伤地形，皆为凶地。”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0页。这种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极为形象而深刻，是难能可贵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经》擅长运用医理来弘扬道法。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老子想尔注》、《太平经》所开创的借医理来弘扬道法的传统为后世道门所尊奉和沿用，无论是魏晋时期的道教上清派、灵宝派还是金元时期的全真道、金丹派南宗以及净明道都无一例外地重视医术，惯常运用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思维模式来建构其宗教修仙理法和养生术。

(2)汉代道教“以医传道”的立宗创教模式为道门崇尚医药开启了先河。关于早期道教的形成，学术界一般认为，首先是由一些“好道者”制作“神书”创造经典开始，然后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神学信仰，即有形的宗教团派。也就是说，早期道教的创教活动实际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创造宗教经典即宗教教义、教理的建构方面；另一部分是教团组织发展方面。在这两方面的创教活动中，传统医学思想和医疗技术都曾发挥过助道宣教的积极作用。关于前一方面的内容前文已论述，下面我们着重讨论后一个方面，即“五斗米道”、“太平道”以医传教问题。

早期道教的创立，为什么会走上以医传教、借医弘道这条“医学创教”的途径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战乱不断，灾害频繁，疫病大为流行。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疫病横行时的惨烈景象：“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面殪，或复族而丧。” 《全三国文》卷十八《说疫气》。面对如此悲惨情景，以“去乱世、致太平”救世面目应运而生的早期道教，自然十分重视具有济世活人之功效的医术，把医药知识视为其救世、救已和度人的一种必备知识，并将其作为传教弘道、广纳徒众和扩大教势的一个有力手段和工具。据史料记载，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在初创时期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采用了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治病方法。《三天内解经》记载，五斗米道祖师张陵除了用符水为人治病外，还敷行正一章符，领户化民，用“首过”方法来“救疗久病困疾”。具体做法是：“疾病者，但令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诡仪章符，救疗久病困疾，医所不能治者，归首则差。” 《三天内解经》卷上，《道藏》第28册，第414页。这种以医传教的方法，后来为张修、张鲁等人所承袭，并加以进一步完善。《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云：“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理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264页。。从这段记载来分析，张修作为早期五斗米道一派的首领，在汉中传教的手段与太平道的张角相似，“师持九节杖为符祝”，以符水为人治病，教病人叩头思过，借为病人医疾来吸纳百姓入道。只不过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创新，如为病人首过专门增设“静室”；设鬼吏一职，主司为病人请祷；作“三官手书”，以此来消灾去病。整个“治疗”过程由专职鬼吏施行，显然，此时鬼吏相当于原始社会巫医的角色。关于“五斗米道”名称之来历，虽有不同的的说法，可能也与道教崇尚北斗星辰有某种关系。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与早期道教以医传教的创教活动关系最为直接，“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注引“刘艾纪日”，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3 49页。。因此，“五斗米”最初是作为病愈者向教内回报的医资而已。当然，这也不排除后来又有引申之义。

由于张陵、张修等人采用了以医传教的创教模式，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下层贫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理需要。“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竞共事之”，纷纷入道。张鲁在张陵、张修以医传教的基础上，在教团组织制度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至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不设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并实行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政策，因而深得教民拥护，“民、夷便乐之”，从此“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教“尚医”考析（4）

太平道的创教模式与五斗米道极为相似，也是采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以此为手段吸纳道众。史称：“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良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卷七十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册，第2299页。从《后汉书·皇甫嵩传》、《后汉书·灵帝记》等史书记载来分析，张角信奉黄老道，自称“大贤良师”，按李贤注谓“良”或作“郎”即郎中医生之意。其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张角三兄弟同在河北一带以医传教。他们利用东汉末期社会政治、经济、信仰等方面的空前危机，尤其是抓住当时疾病流行，大为肆虐的时机，广大下层百姓为贫病为困挠，急需救助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借行医之便在民间秘密传教。张角兄弟在疫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以医传教取得成功后，便因势利导，“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积极扩大教派势力。十余年间徒众已达数十万，遍布北方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以医传教获得巨大成功。

当然，早期道教在采用“符水”、“咒说”、“祝文”等宗教精神和心理疗法来治病的同时，还大量地应用了各种汤药、民间验方及针刺、熨烙等疗法。这恐怕也是五斗米道、太平道在东汉末瘟疫等传染性病大规模流行时能广治百病，使“百姓信向”，纷纷入道“竞共事之 ”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创教活动并非只是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早期道教的各个道派之中。魏晋时期流传的李家道、杜子恭道、清水道的创教人也是采用了以医传教的方式来立宗创派的。这种带有普遍性特征的医学创教模式的形成，密切了道教与传统医学的联系，开启了后世道门崇尚医药方技的先河。二〓道教“尚医”的内在逻辑道教之所以尚医，除了上述论述的历史和思想渊源的原因外，还有其内在的逻辑因素。

从宗教与医学关系的内在逻辑上分析，生与死是道教和医学所共同关心的一个课题，是医道两家必须正视且要努力解决和超越的基本问题。关于医学的概念，中世纪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在《医典》中曾指出：医学就是如何维护健康的技艺和健康丧失后恢复健康的技艺。我国出版的权威性工具书《辞海》则对医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尽管学术界在医学定义的具体概述上不尽一致，但都一致认为医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生命”和“延长生命”，是一门以“延生”为首要任务的科学体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长生信仰”为特征的道教与医学在追求目标上有共同通之处。

诚然，以人体为研究中心的医学，有许多重要的课题和任务。它不仅要着重探讨生命机体生、长、壮、老、已的基本规律，而且要研究其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疾病防治的措施等。但这些课题的研究与解决，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围绕着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即维护生命与延长生命而展开。对生命的重视及其延生的希冀，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黄帝内经》中就有《宝命全形论》专篇，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黄帝内经素问校释》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346页。《灵枢·本神》亦云：“智者之养生也，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第八》，《灵枢经校释》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175页。 从引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长生久视”不仅仅是道教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医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在生死观上，传统医学与道教是相通的。道教乐生恶死，有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