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62(1 / 1)

必须顺天应时,故陈nfdd6 将“天时之宜篇”列为第四,强调“四序乱而不能生成万物”,《天时之宜篇第四》,第27页。要发挥从之主体能动性,“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天时之宜篇第四》,第28页。这种思想实际上是陈nfdd6将道教《阴符经》天、地、人三才互盗思想引入农学领域的结果,是道教农学思想的闪光之处。陈nfdd6还进一步引用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来说明农事必和天地之时宜,云:“故农事必知天地之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也。”《天时之宜篇第四》,第28页。

农时掌握后,就必须根据时宜,合理安排多种作物配合经营,以便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提高农业效率。所以陈nfdd6将“六种之宜篇”列为第六,指出:“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六种之宜篇第五》,第30页。

第四,农业生产的整地、播种都离不开劳动力。陈nfdd6引用古代农业谚语云:“近家无瘦田,摇田不富人。”《居处之宜篇第六》,第33页。他认为:“居民去田近,则色色利便,易以集事。”《居处之宜篇第六》,第33页。也就是说农家住址靠近田野,便于照顾农田作物。故陈nfdd6专列“居处之宜篇第六”来讨论农家住址选择与农事关系问题。

第五,农作物播种后,其生产状况与农田施肥与田间管理是否得当有密切关系。故陈nfdd 6接下来又专设“粪田之宜篇第七”和“薅耘之宜篇八”分别就施肥与中耕除草等田间管理问题作深入论述。陈nfdd6基于其“地力常新壮”的土壤学新思想(后文将论述),对施肥问题很重视,提出了新的见解和思想。一是提倡广开肥源,多积肥料,增进肥效,避免损失。书中记载了制造火粪、堆肥发酵、粪屋积肥、沤池积肥等,为以前农书所未载;二是在肥料的施用方面,提出“用肥得理”和多次追肥的思想,以前农书只重视基肥和种肥,很少提到追肥,陈nfdd6则认为“宜屡耘而屡肥”,发前人所未发。

第六,作物栽培成熟后,紧接着就面临收获、消费、贮备等问题。所以陈nfdd6又立“ 节用之宜篇第九”讨论节俭与来年农业再生产等问题。陈nfdd6指出:“古者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者,良有以也。”《节用之宜篇第九》,第36页。强调丰收之后必须节俭,做到“量入为出,丰年不奢,凶年不俭”。陈nfdd6还引老子防患于未然之语来阐述这一节用思想,云:“老子曰:能知其所不知者上也。不能知其所不知者疾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节用之宜篇第九》,第38页。并且指出:“夫能如此,孰有仓卒窘迫之患哉”。《节用之宜篇第九》,第38页。

以上陈nfdd6就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依次有条不紊地作了阐述。此外,陈nfdd6还认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与人力的发挥、农具的精良与否、务农者是否专心致志这三个基本问题紧密相关,故又分别立“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虑之宜篇第十二”依次论述之。

《农书》十二宜篇将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主要环节和要素纳入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并且提炼概括出其中所包含的农学规律和原理,从而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农学理论体系。农学之所以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学科之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农学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而这种农学体系的系统阐发和理论建构始自陈nfdd6《农书》。由此可见道教学者陈nfdd6农学体系思想在中国传统农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意义。

第七部分:农道合修——道教农学思想索隐土地利用规划思想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是搞好农业生产经营的关键。陈 nfdd6《农书》上卷“地势之宜篇”是我国农学史上讨论土地利用规划的专论,这在古农书中是前所未有的创举。陈nfdd6开篇即云:夫山川原隰,江湖薮泽,其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旱干。下地多肥饶,易以洽浸。故治之各有宜也。《地势之宜篇第二》,第24页。这段话简炼地概括了陈nfdd6的土地利用规划思想。首先,陈nfdd6明确指出土地的自然面貌和性质具有多样性,《尔雅》云:“广平曰原,下湿曰隰”山野平川、江湖大泽由于海拨地势相差很大,则必然造成各地的土地具有寒燠肥瘠不同,故须合理开发利用,扬长避短。其次,陈nfdd6不仅认识到地势对土地性质的巨大影响,而且还具体地科学总结了地形与温度、肥瘠、水旱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思想,陈nfdd6随后分别就高田、下田、坡地、葑田、湖田的五种具体土地利用规划作了分析。例如对高田,陈nfdd6指出:

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nfde1 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大其nfdf2,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nfdf2 之上,nfdf3植桑拓,可以系牛。《地势之宜篇第二》,第24~25页。意思是说,对高田应勘察地势,在高处来水会归的地点,凿为陂塘,贮蓄春夏之交的雨水。塘内必须足够的宽深,大小依据灌溉所需要的水量,大约十亩田划出二、三亩来凿塘蓄水。堤岸要高大,并种上桑拓,可以系牛。这样的做法有几个好处:“牛得凉荫而遂性,

nfdf2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早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 《地势之宜篇第二》,第25页。这种土地利用措施还有一大优点,即利用水面较高的陂塘放水自流灌溉,不必提水上升。大雨时有陂塘拦蓄雨水,可以避免水土流失,防止冲坏良田。这确实是一种设计合理而巧妙的高田土地利用系统工程。

4“地力常新壮”的土壤学思想。

种植业的基础是土壤。我国古代在土壤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是用地和养地相结合,以提高土地肥力。陈nfdd6在《农书》中对土壤问题也作了创新性论述。他在“粪田之宜篇”中云:“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nfdf4,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 《粪田之宜篇第七》,第33页。指出土地虽然有好坏不同,但只有治理得宜,都可用于栽培作物。陈nfdd6针对地力渐减论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一个土壤地力方面的重要思想,即土壤可以经常使它保持新壮。陈nfdd6指出:“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 《粪田之宜篇第七》,第34页。陈nfdd6反驳了地力随着耕种年限而衰减的观念,认为土壤可以通过施肥和其它相应措施使其变得肥沃,维持和提高地力。“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粪田之宜篇第七》,第34页。也就是说,如果能经常给农田添加新而肥沃的的土壤,施用肥料,就可以使土壤越来越“精熟肥美”,其地力“常新壮”。陈nfdd6还进一步指出,土壤虽然有好坏之别、肥瘠之差,但只要耕作得当,施用肥料,“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同样可以获得好的收成。陈nfdd6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是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传统科学思想,值得深入挖掘和借鉴。

第七部分:农道合修——道教农学思想索隐农业经营思想

陈nfdd6之前的古代农书,一般侧重于垦殖栽培技术的记述,较少涉及农业经营管理问题。而陈nfdd6则从农业生产的整体思想出发,不但在农书中详细记载了具体的农业垦殖栽培技术,而且专门论述了农业生产的经营与管理。这是陈nfdd6《农书》的一大特色。陈nfdd6本人长期“躬耕西山”、“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在农业经营上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管理原则和思想。

其一,从事农桑要有通盘规划。农业生产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因素很多,如果没有全局观念和经营计划,难免顾此失彼。他在《农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况稼穑在艰难之尤者,讵可不先度其财足以赡,……若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徒苟缴一时之幸哉!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诚哉是言也。”《财力之宜篇第一》,第23页。陈nfdd6已充分意识到农业经营的复杂性,故强调务农者必须事前深思熟虑,要有一个经营计划,“既善其始,又善其中”,自始至终,逐步进行,确保丰产获利。《农书》之“居处之宜篇”、“地势之宜篇”中所阐述的农舍安置、土地利用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其二,讲求通过农桑技术创新来促产增利,陈nfdd6十分重视农桑技术的作用。他在卷下“蚕桑叙”中指出:“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今一或幸焉,则曰是无法也。”《蚕桑叙》,第53页。这里所说之“法”系指农桑技术。农耕养蚕皆有其法,不可忽视。不知其法,就会造成农事失误。陈nfdd6在《农书》中对各种农耕养蚕牧牛之法下了很大功夫进行整理研究,希冀为务农者提供切实可行之法。这一思想与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是相吻合的。

其三,适度规模与多种经营的思想。陈nfdd6认为农桑经营规模要与自身财力相称,反对贪多广种,提倡集中有限力量、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开展多种经营,利用多种作物的生长期不同间种套种,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使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都达到最佳经济效果。

陈nfdd6《农书》中的农学思想远不止上述这些,其它诸如在肥料和施肥、南方水稻耕作技术等方面,陈nfdd6也有许多创新性论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借鉴。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一名道教农学家,陈nfdd6《农书》中也难免夹杂有一些道教神秘主义的东西。例如他在卷上十二宜篇之后专门又附加“祈报篇”,记述农业春祭、秋报的祭祀礼仪。“祈报篇”专言农事祈禳。声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农事有祈焉,有报焉。”《祈报篇》,第42页。宣扬通过“祈祷巫祝”可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弭灾兵、远罪疾”,《祈报篇》,第43~44 页。使耕牛作物免除疫疠虫害等等。这里可以看出道教鬼神观念对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无疑是陈nfdd6《农书》中不合时宜的内容,应加以摒弃。历代寓道于农的道教学者还有不少,生活于宋真宗、宗仁宗年间的陈翥(公元1009年~1061 年)也以《桐谱》一书彪炳农史。陈翥自称子翔,讳子四,号桐君竹君、咸聱子。北宋池州府铜陵(今安徽铜陵)人。陈翥出身于一个富有的乡绅家庭,早年热衷科举,但屡试不中,仕途渺茫,于是在四十岁以后便“退以治生”,隐居家乡,在村后西山南面垦地植桐种竹,躬耕之余,著书立说。撰有天文、地理、儒、释、道、农、医、卜算等方面的书籍达26部180卷,惜只有《桐谱》陈翥:《桐谱》,《丛书集成》一本。一书流传至今,对古代泡桐栽培经验作了总结。

第八部分:俯察地理——道教地理学思想稽考道教与地理的契合(1)

地理学思想稽考地理学是地学科学中一门研究地球表面,即人类生活在其中的地理环境的科学。简而言之,地理学是关于地理环境的系统知识。地理知识产生于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在观察、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的实践活动中逐渐积累发展起来。地理学作为中国古老的一门科学,与道教关系十分密切,以至形成了一门可称为道教地理学的学科分支。

从学科分类来看,道教地理学属于宗教地理学的范畴,是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相互交涉的产物。从历史上看,道教与地理相互结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有其内在的契机和契理。道教的堪舆之术与中国古代地理科学十分密切,实质上就是一种地理方术。关于道教堪舆与地理的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九章。道门认为,道士修炼应法天象地,以道经为宝。而作为记载道教之道的“道书”本身是天降神授的“天书”,与天文地理密切相关。“道经乱,则天文地理乱;天文地理乱则天地病矣。”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6页。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