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地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废除，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明朝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

终明一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设立内阁的作用只是作为皇帝的个人顾问，并且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是想要做到集国家所有权力于一身，大到国家政事，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纳入皇帝的操控范围内。我们需要了解，在洪武和永乐两朝，这个严酷的制度对于整饬国家事务，是颇有效果的。但是，那样的高压政治毕竟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

但是，到了仁宗、宣宗统治的时候，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那事必躬亲的无上权力开始逐渐萎缩。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而是符合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稳定之后的官员们的诉求，并不是因为皇帝昏庸、懒惰才导致的。在这一时期，明朝的文官体制开始逐渐成型。

在这种体制下，首先，明朝的官员敢于犯颜直谏，敢于用礼仪道德的大义束缚皇帝，以近代学者辜鸿铭所说的“道德宪法”来约束皇帝，对皇权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至于皇帝，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执行政治决定，皇帝也确实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

到了弘治年间，文官体制更趋成熟，这种情况就已经是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虽然是国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作主张了。比如说，明武宗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其实就是想去富庶的江南玩一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表示反对，说那样太浪费了，而且会扰民。任性的正德皇帝也无可奈何。至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则更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两大事件，对整个王朝统治的走势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制度的力量在官员们前仆后继的苦谏下显得巨大无比。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大臣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退居深宫，避开大臣们来做最高的决议人。当然，这两个皇帝动辄十数年不上朝，则不是大臣们希望看到的事。不过，在这样的时期，整个国家名臣辈出，学术思想也空前繁荣。君王无能或者懒惰的时候，国家往往人才辈出，这是历史跟人们开的大玩笑。

说远一点，我们再看看后来的清朝。同样，皇帝一个人不足以全理国家事务，但是他们死守着手中的权力，不信任大臣，尤其是汉族大臣。但是，清朝的皇帝普遍给人勤政的印象，而明朝的皇帝呢？除了昏庸、懒惰，一般人大概找不出别的好词了。我们拿为很多人喜欢的乾隆皇帝和明朝的正德皇帝比，根据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看，这两个人非常相像，但是二人的历史名声则有着云泥之差！其实，两个人都是好玩好色、宠幸奸佞的皇帝，而乾隆的南巡次数远多于正德，他的宠臣和珅搜刮的钱财远胜于正德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即便可以说乾隆比正德在执政能力上有高明的地方，但是明清的体制不同，正德皇帝手下有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帮他，因此正德在治国方面不比乾隆差，他身后的嘉靖、隆庆皇帝统治期间，明朝的国势到达巅峰。

也许，乾隆帝和正德帝的区别仅在于，正德南巡的时候，百官谏止，大臣们以死相逼，搞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区区一件南巡的“小事”就演变成皇帝和大臣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在乾隆统治的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历史上，乾隆南巡的时候，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们（其实是“奴才”们）想的是怎么样争取做个皇帝南巡的随从，以接近皇上，讨得欢心，遑论进谏了。乾隆驾崩后，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起，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朝的国力可谓是江河日下，扼杀人才的制度使得整个神州大地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坏制度的巨大负面力量不幸地得到了证明。

总之，由于制度的原因，明末在各项政治规定上已经接近于近代，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后萎缩到那么小的范围，连立太子都身不由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到了满清时期，异族统治下皇权的畸形强大是中国在满清时代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在晚年对于他统治下的朝廷有个评价，就是“本朝无名臣”，他的意思是，朝廷能取得那么大的政绩，身为“十全老人”的他自然居功至伟，他手下的大臣不过是给他跑腿办事的。其实，清朝大臣的能力并不见得比以往的朝代差，但是由于体制不同，一旦“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那么有多少人才也都会被制度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现代的领导者，必须要注意审视、反思自己单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否则，不仅招不来人才，即使人才来了，也会被浪费掉，最终导致本单位的事业与利益受损。

卷二 帝王修身术

第20节：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1)

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称“黄帝”。颛顼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茔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ku）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也显得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像神明一样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像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那时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揭露，他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

韩信曾经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第21节：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2)

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刘（备）抗曹（操）的时候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领导，往往是杰出的“心理学大师”。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那样也可以达到美好而无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一样，绕了一个历史的大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国的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过商量，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帅，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他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一个叫做“原”的小国，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现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直到这时，晋文公才开始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晋文公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听从子犯的教导，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统治，从而导致国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这个标准，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个就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总之，统治的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了最后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

第22节：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3)

所以，唐太宗时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