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个孩子，最大的鸿生方只虚七岁，刘夫人没有被困倒，而是强抑悲痛，挺直身子，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儿女养大，并供长子刘鸿生上了大学，其困难情形可想而知。正如时人所说：家里的银箱只存当票，不藏银洋。而刘鸿生又因意外的不幸，中途辍学，从此，一个一无所有的尚不到二十岁的缀学青年，走上社会。他全靠自身的精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了百万富翁，三十岁时便名声鹊起，震动了上海滩，成了中外瞩目的大富商；再经十年，他已拥有资金折白银数千万两，直接投资或参与投资的企业达七十多家，仅总投资额即达五百多万元，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几乎成了大托拉斯，先后享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的称号，名动全国，成了全国少数的几大资本家之一。
刘鸿生惟一优于他人的是他的自身条件：生得高大健壮，为人沉稳有礼，聪敏好学。他极善于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做什么，就全副精力地投入，只要与事有益，不计巨细，不辞劳苦；于事无补，或不相关的，绝不靡费一丝一毫，于金钱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精力与金钱都用在刀刃上，绝不做无益无谓的支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刘鸿生的主要特点，那就是认准人际的彀要与经营的彀，要相应地投准良机。
巧授谢培德
刘鸿生是一九0六年秋，在读大学二年时缀学的，此时，正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政治上，清廷已在搞“预备立宪”，并于前一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因而，经济上也更受制于外国了。这在上海这个开放得最早、外商最多、租界最广、号称十里洋场的大埠，自是反映得最敏锐，也最典型。刚刚年满十八岁，初离校门的刘鸿生直接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把谋生的着眼点，放在了租界。初时，不得已暂就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教员，教授巡捕的上海官话，月薪四十元，骑马找马，他很快打听到了一个新缺：由洋人控制的租界司法机关“会审公廨”（相当于现代的法庭）要用一名翻译，月薪八十元。不但薪水可翻番，更重要的是有了接触商界的机会，刘鸿生决定把它做为第二块跳板，谋取到手，可谈何容易？这样的位置，说不定有多少专学英语的人在谋求咧。善察彀要的刘鸿声，很快就掌握了个中彀要：能否被录用，关键在一个叫谢培德的总翻译身上。他也就很快地掌握了谢培德的特点：这个人只有三十六七岁，鹰眼、尖腮，奸狡、诡诈而又阴沉，手段灵活，社交广泛。刘鸿生专等了一个单独相对的时机，求见了这个总翻译，恭谨有度，使用英语，未求职先求人，投中谢培德所好，果被录用。又经过短短几个月，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承继祖业经商发家的宿愿，最有效的途径是借助于外商企业。可自己两手空空，两眼茫茫，怎样才得入此捷径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灵彀大开。
巧借周仰山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旧案重题，说起当年“会审公廨”于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两次“四明公所案”的旧话，使刘鸿生心里一亮：门路来了！原来，宁波人重乡情，凡是宁波人聚集谋生的地方，几乎都组办有“四明公所”或“宁波同乡会”，是同乡相关照的帮会。宁波府所属的几个县，如鄞县、慈溪、奉化、定海、镇海、宁海、象山等在上海聚集的最多，实力也最强，旅沪宁波人同乡会居全国乡帮之首，而成大气候，发大财的人也最多，如叶澄衷、周仰山、朱葆三、虞洽卿等著名大资本家皆是。如蒋介石所说“善贾的阿拉甬人”。善贾而又十分重乡情的宁波人，在前面提到的两次“四明公所案”中，凭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团结起来与法租界展开了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弄得法国人焦头烂额，虽是在由洋人控制、偏袒法国人的“公堂”上，据理不让，多方斗争，两次均以法国人无奈妥协，宁波人胜利而结案，传为一时佳话。宁波帮声望与势力日隆，也就愈重乡情了。
对于这两次公案，刘鸿生虽未身经，却也有耳闻。如今，一经提起，当即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原来，此时担任旅沪宁波人同乡会会长的，正是周仰山。这周仰山可谓财大气粗，声名显要，且与洋商关系非凡，正是借重的好人选。周仰山与刘鸿生的父亲刘贤喜，一来是同乡，二来刘贤喜为人精明、恭谨，相交也算不薄，刘鸿生幼时也曾见过周仰山一面，此时相求，多半会有所帮助的。想虽如此想，但刘鸿生却没有草率地急欲求成，而是先弄清底细，再订实施计划。因为其父刘贤喜是靠乡情和人缘与周仰山结识的，论经济地位，那是项背难望的。而且，刘贤喜生时两家尚算不得通家之好，如今已死去十多年，更断了十多年往来。本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不知还有无那点儿旧情？写信去求吗，也很可能出于同乡之谊，为他略作安置，但“略”而已，绝不会符合刘鸿生的愿望；登门造访吗，一来是没钱置办相应的礼物，二来是如此显贵的忙人，知几时才会得个单独召见的机会、又怎赶得巧正是心平气和之机？于是，刘鸿生便当即下功夫深入了解周仰山的为人与现状。刘鸿生只要一下功夫，便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而且把握得准的。很快，能通过的各种途径都通过了，再经综合分析，认定周仰山是个有胆有识、宽和大量的人，如今财气一大，地位一高，更是重声誉，讲体面，喜欢奖掖后辈中有出息的人。这就再好不过了。经过一天的准备，刘鸿生给周仰山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是叩安问好，执通家子侄之礼，说幼时良好印象，谈父亲在日无时不由衷赞叹周伯的为人，要鸿生终身视为表率，如今父逝虽久，言犹在耳之类，概不及请其提携之语。这头一封信，不是寄出，是托一地位不低、声誉颇好的同乡入周府办事，面呈的。刘鸿生自信，那同乡对他的印象颇佳，会代他说的，起码引起周仰山对此信的重视，不致于因为忙或无关紧要而不及时看或不细看。
果然，效果很好，不久，周仰山回了信，虽短，却也有情，夸奖并约请了刘鸿生。刘鸿生紧接着写了第二封信，除礼节问候外，又提说乃父生时曾一再听嘱以周伯为至亲；临终又嘱咐要于为人方面多听周伯教诲。这些都真挚而又恰当地投合了周仰山的性情，没有几天，周仰山便乘便偷闲亲自到刘家来了。凭对周仰山的了解和自信，这是在刘鸿生的意料之中的，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已。
据有关文章记述，他们见面的情景是这样的。
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刘家提前用罢了晚饭，精心地整理了室容，刘鸿生便早早地恭候在门外了。
来了，周仰山乘坐是当时首先在上海刚刚兴起的四轮马车，铜饰彩绘，很是考究，却高车简从，只随了个跟班。待车停后，帷子一掀，刘鸿生便轻快地抢前一步，满面殷切与喜悦地深鞠一躬，恭肃地说：
“小侄恭问周老伯安好！”
周仰山身材虽然不高，却很健朗，跨步有力地来到刘鸿生面前，拉住刘鸿生的手，令其直起身来。这一直身，反令中等身材的周仰山须仰视了。对此，刘鸿生早在所备，在直身时，双膝顺势向下屈去。周仰山扳着他的肩膀，仔细端详，喜色溢于言表，连声道：
“好！好！高高大大，英英伟伟，好相貌，好气度，克安有后，克安有后哇！”
刘鸿生垂手端肃地说：
“多谢夸奖！周伯挂念小侄已是感谢，今又屈尊光降……”
周仰山一挥手，呵呵地笑着说：
“自家人嘛，莫客气！……来得迟了许久了嘛！”
待入室坐定，刘鸿生却仍垂手站立，做得如前般甚为得体，显得不卑不拘，出于至诚。看到刘鸿生如此仪表堂堂，执礼如仪，本已甚有好感的周仰山更为高兴，亲切地笑着，以手示意：
“坐嘛！坐嘛！我跟你们父亲交同莫逆，不是外人，何必拘礼？”
刘鸿生恭谨地回说：
“多谢老伯！多谢老伯！”
却不就坐。
周仰山也不相强，却益喜欢，亲切地问起了刘鸿生的近况，刘鸿生知时机已然成熟，便微微一皱眉，回答说：
“小侄有失老伯厚爱，在会审公廨当了一名翻译，虽说银钿不算少，可那种地方……
话至此，有意顿了下来，同时面呈难色。
周仰山听了，连连点头说：
“是呀！是呀！这碗饭终究是呒啥事呷头的。你该晓得伐？那个啥子会审公廨是专门坑整我泥华人的！哼，倒是我伲宁波人不好欺侮得，单说光绪三十二年那桩子事，不是我伲宁波人硬朗，史晓得要呷多大的亏哟！”
刘鸿生面现敬佩与向往地说：
“小侄晓得！小怪晓得！我伲宁波人这大的事，小侄怎会？铭记在心？如今实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暂时栖身罢了，岂能在彼久混？”
周仰山益发满意，拈须笑道：
“好办！好办！听说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出了个跑街的缺，差事虽算不得上等，却体面，清雅，凭你的才智，是大有可为的！这跑街的月薪是一百元，额外呐，还有佣金，提法是每卖出一吨煤，就可以得到八钱四分银子，挣多挣少，就看你的本事了。我看是不错的，你以为如何？”
刘鸿生越听心头越是欢喜，面上却不显露，只是毕恭毕敬地微一点头。
周仰山又接着说道；
“那煤矿是英国人的买卖，上海办事处的经理也是个英国人，叫考尔德，讲一口流利的、略带些苏州味的上海话，和我是很熟的，你既愿意，明朝我就引你去，亲自为你求取这分差事。”
刘鸿生见事已成熟，目的已达，真是喜出望外，端肃地倒身下拜，口中感激地说道
“多谢老伯如此提携与栽培！小侄先代亡父谢过！老伯大德，小侄终身铭于五内，也一定不负老伯厚望！”
至此，刘鸿生巧握起周仰山这块得力的敲门砖，敲开了通往发财致富的大门。后来也一直不忘此恩，年年探望并送一份厚礼给周仰山。
巧顺考尔德
当时，周仰山的名头很响，加以与英商经理考尔德颇熟，而刘鸿生又仪表不俗，英语流利，善投人意，谈吐得体，是以事情一说即成。话间，考尔德数度唤着刘鸿生在教会大学取的英文名字“o.s”叫好，对刘鸿生印象极佳，临分手时，更拍着刘鸿生的肩膀说：
“阿拉喜欢依，阿拉喜欢依！依若喜欢，明朝上班好啦！”
“跑街”，是商业行业的“外事人员”，要推销，要催帐，要兼做对外联络，实际上就接近于现代的推销员与公关人员。这样的一分差事，对于年仅二十岁的刘鸿生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则，凭他的才智，机变，灵活，善于迅速察查机彀，是完全胜任的；反过来，是一种对他锻炼与增长才干的机遇。二则，这正是实现他那借助外商以求发达的最适宜的阶梯。一接手的几宗买卖，就显出了他非凡的公关本领。没过多久，经理考尔德不只充分信任了他，而且完全依赖了他。除了真实本事之外，刘鸿生还靠的是一“顺”，二“驾”。
对考尔德的基本特点，刘鸿生在上工前，即从周仰山处摸了个清楚，见面后，特别是办了一两件事，刘鸿生凭锐敏的洞察力更进一步地得到了证实，那就是这个因一头黄发被私下里称做“黄毛子”的考尔德是个十足的洋纨绔，自是骄横自恃，淫逸挥霍，嗜酒如命，好色无度，对职务只是敷衍了事。掌握了这个特点，刘鸿生就处处顺着他，不露痕迹却又恰到好处，恰值其需地为他送上些他正需要、正喜欢的酒，或假托，或“代买”些时新名酒。花钱不多（因为公平地说起来，考尔德在钱财上并不贪，而且往往很慷慨）效果却很好。在“酒”上，刘鸿生可以说“顺”得十分得体；在“色”上，初时却使刘鸿生感到十分为难。上工没几天，就发生了这种事。
一天，已是下班了，室内只剩下了刘鸿生与考尔德两个人。考尔德一边理着他那漂亮的西服，一面走近刘鸿生诡秘地微笑着，轻轻地叫着刘鸿生的英文名字说：
“o.s，陪我到会乐里去白相白相好伐？”
刘鸿生听了，心下一突，会乐里？这地方很陌生，但听说是听说过的，与长三堂子等处，是上海出了名的烟花场。虽说，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特别是在上海，有闲人逛逛妓院是不足为怪的，可刘鸿生出身于正经人家，自幼受母亲良好教育，读书时又一向以品学兼优称著，这刚一踏进社会，就去那种场所，莫说传闻出去有失身价与风雅，就是心理上也无法接受。刚欲婉言拒绝，又当即联想到考尔德的为人，强自顺从地点了点头。
刘鸿生是向不为无谓之事的，可事关大计，他只好权从，接着，又陪黄毛去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