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见吴蕴初并未拒绝，只是犹豫，便极力鼓吹，一再鼓动。吴蕴初便索性大杀起价来，将杜邦公司的十八万亮价一斧砍去一半，变成了九万。杜邦公司急于脱手，居然答应了下来。十八万已是“处理价”了，再只花九万岂不是便宜到家的拣了个厂子？吴纽初便筹起了一百万元，在天原厂附近苏州河畔购了块地皮兴建起了厂房，甚顾信誉的杜邦公司更依约派了位责任心很强的工程师来负责安装。一九三五年试车生产并继之投产运行。果然难度不小：虽说日产量很低，不过四吨，可全上海由于当时对液氨尚无认识与采用，需求量也只在五百斤左右。但吴蕴初并不悔，他早知其不可为，可为了救国强本，开拓化学工业，他必欲为之，这就是他常说的，特别是办硝酸厂时一再重复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他又再赴欧洲考察并选购法国的成套设备，又认真地参观学习了一段，才回国亲手安装了新设备，一改往昔市场“黄色”面貌的大量的白色硝酸源源而出。竟是幸亏一位日商帮忙，才打开了销路。

这个日商经营的是青岛的“维新工业社”，需用硝酸配伍做染料，他试用之下，觉得甚为“约西”，便不但大量购买，而且到处宣传，甘做义务广告，使销路大开，一天强似一天。因硝酸厂所使用的原料除取自“天原”，便是取自天然：水、空气。故吴蕴初将其厂名也顺应其初取做“天利”。于是，在天厨——天原——天盛的连锁反应的分子结构式上又多了一个反应链——天利。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条，吴蕴初又于1936年送子志超赴美留学时以篆体刻在汉白玉章上，再传给儿子为座右铭。

天字第五号：请登天山望天下

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这笔历史重债，绝非其无条件投降能偿还得万一的。唯有化做严重的历史教训铭记于中、日子孙的心中，并用真正的友善来化解。

八一三以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吴蕴初这位高尚的爱国者，怎肯与敌合污？他忍痛弃了四大厂房，拆卸了设备，冒着巨大的危险迁往了内地，并请夫人戴懿往香港主持由他开办的香港天厨分厂。一面努力医治企业的战争创伤，一面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他去新疆办厂就是基于救亡的即时目的与为国开辟新的化工基地的长远用心。

新疆地处僻远，远离抗战前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倘能建厂，不仅可增进其工业底数，而且就算日寇再扩占内地，对新疆也是鞭长莫及，可为国家保留一块基地。到新疆去办企业，在当时一些企业家中恐怕根本没人想过，首先是犯不上，远离繁华，千里蛮荒，无利可图，甚至还要搭上老本；而那个出了名的凶狠魔王，霸道得无可理喻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尤其令人望而却步。莫说主动，就是有人甘愿出钱请，许多企业家也会摇头拒绝，吴蕴初却甘之若饴，自不是为钱，而是为国。

吴蕴初经过考察，觉得新疆的化学工业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更欲兴办。由于审慎得体，不仅取得了盛世才的认同，而且这位“主席”大人更是积极了起来。于是，吴蕴初两入新疆，并带了个化工小组进行考察及与有关人士协商，很快在天山脚下筹建起了一座化工厂。任命技术专家沈祖囗为厂长，招聘得化学家沈熊庆为副厂长，产品首先针对边防军的弹药、筑路、开矿的所需，以炸药为主。厂名既“就地取材”又保持系列，取做“天山”。至此，吴蕴初不仅要身在重庆主持医治前四厂的战争创伤，还要南下香港，北顾天山，实是为国为民自承了重务。

入“天厨”，赴“天原”，逢“天盛”，得“天利”，上“天山”，实是无限风光！

金钱在他手中的化学反应

如果将他的事业的每一个进程，或看做是一次化学的反应，那么，金钱则是每一个反应环节甲的“催化剂”。

催化剂是参与化学的反应过程，而不参加反应结果的，只是一种促成结果的必要手段。前文已交代，吴蕴初对金钱的要求，只在于“足够”，而且这个“足够”的标准并不高，相对于他的获得而言，甚至可说是很低很低。这个标准也正是传统的“贫则独善其身，这则兼济天下”的仁人志士们行为准则的发展与延伸。当他家境清寒，读不起书硬要读书尚须贴补家用时，即“贫”时，他拼命地用功学习之外，要教学，要为了几文甚至一两文钱冒寒犯暑地在外白渡桥卖苦力，只为“独善其身”；到他“足够”而大有余时，名声也已大盛，即“达”时，他又以较“足够”数倍乃至几十倍的所余，毫不吝惜地去“兼济天下”。所以说他将这一闪光的古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并发扬得甚为典型。他一贯如此，一生如此，下面仅择要举出几例：

兼济的主要方式不惜工本地为国做智力投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为春烂漫。

吴蕴初是极力向化学高峰攀登的，可他的攀登着眼点既不是为个人出风头，也不是为个人独攫巨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他不但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甚至设法让别人能超过自己，起码尽量多地为国培训出化学人才。

当一九二八年，天厨厂为他和他的同伴股东们刚赢了五年利时，他觉得他已达到了“足够”的标准，便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部分所余组建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在上海的菜市路（今之顺昌路）租下了房屋，并进行了装修，购买了相应的化学试验仪器与试剂，聘请程在章博士为所长，另聘了一些研究人员，他则自任为董事长，研究化工产品与接受化学研究的委托项目，兼培育化工人才。不久后，又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合并，该会自北京南下相就，并推选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为理事长，吴蕴初则为副理事长。恢复了《化学世界》杂志，还办了小型图书馆。这是个对吴蕴初来说只赔不赚的“买卖”，然而他乐此不疲，不但投以很大的精力关注，而且率先垂范，自己投资自己试验，在陶瓷釉彩、高效漂白粉、粘胶人造丝等项目上，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所也成功了不少试验项目，如抗战前对饮料、芳香油、防腐剂、氯苯及特殊钢都有进展性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又进行了军工方面的实验及对四川的一些地产化工材料做出了研究分析。

到了一九三一年“足够”之外又有了富余，他又积极主持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由他出五万元做为基金，聘请几位化学界人士为委员。同时又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化学奖金，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投资捐办了理化教室。由基金会主持每年对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与高中一年级学生分别考试，从中选出十余名优秀者发给奖学金，发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费用，标准三百元。获得这种奖金的多为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有的因一直保持在校的优异成绩，这种奖金只于一年级时获准资格便可一直领到毕业。而吴蕴初却掏出了他全部专利所得，须知此时他尚不太富裕呀，可是，他甚为关念那些“清寒”出身的与他当年相类的学生，也为了鼓励更多的化学学子努力成才，于是也就乐为了。而前后获奖的近百学子，且受其鼓励波及的更多的学子的成就能不因此而增益么？

兼济的普遍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办实业能力

一九二八年，在吴蕴初的味精获得国外专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依据奖励工业产品法，准予天厨保持专利权五年。此时佛手味精正炉盛火旺，虽价格一直在“味の素”的批发线下运行，由于成本低廉到每磅（连包装在内）只有三元五角，即使只售最低的七元左右，也可使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味の素”又已处于狼狈的境地，天厨独自垄断市场别说五年，就算一年，那再殖再增的利润也是绝非一九二八年天厨本身可比的。可是，对这可获巨利的保障性手段及专利所得，吴蕴初却是拒不肯受，据有关文章记载，他说：

“一个天厨味精厂对我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提倡与便于国人从事此项事业，我甘愿放弃国内的专利权！”

这一爱国举动自是深受各界赞许的，类似味精的厂家也就兴办并越办越多了起来，一时间根泰和合粉厂的“和合粉”、化学工业社的“观音粉”、天一厂的“味母”、太乙厂的“麦精粉”、天生厂的“洋味素”、天然厂的“鲜味晶”、天香厂的“味宝”、天元厂的“味王”……先后蜂拥入市，国货充盈，使得味の素无立足之地，很快地从中国腹地被扫地出门，缩回了大海之中。仅东北一地凭了日本的特权保留了一块市场，吴蕴初正是需要的这点。

一九三三，张逸云病故。可惜这位智达见明又宽厚的企业家不寿，而子女又因纨绔而骄奢，堕入了“富不及三代”的悲惨逻辑之中，恣意挥霍了起来。因天厨是无限公司，几乎被其掏空一半，吴蕴初为顾全大局，于一九三五年将天厨改为有限公司，清产作价，资本已由一九二八年的十万增至二百万（利润分红在外）。在吴蕴初的主张下，由这两百万之中，提取出二十万元，即总资本的十分之一，一律以新公司股票的形式依照进厂先后与所得薪水累计数按比例发给每一个职员与工人。这样一来，原来天厨味精厂的所有的职员与工人就都成了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股东了，自是皆大欢喜，积极性高涨，自也为再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绝不否认，天厨能有今天，能于十多年间裂变成四大厂，赚了许多钱，都基本是吴蕴初苦心研究、策划与经营的结果，可他非但不居功自傲，非但不认为他的所得理所当然，而且还是不断地向别人让利。比如，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终身总经理吴纽初发明权报酬与公司年度公积金相等。这项发明权报酬量是大得无法预估的，仅一九三六年天厨的味精产量就已高达二十三万公斤（不是当初的几千公斤，几万公斤！），一年下来的公积金会有多少？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呢？谁预估得出？那数量大得将是十分惊人的。可吴蕴初却在1936年公积金尚未结出的时候，便正式以书面形式全部捐了出去。在他写给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中，对此点做了明确地决断：

“味精虽由吴蕴初起端，然有今日之发达，全赖同事之努力及社会之赞助，故自本公司成立起，蕴初决定只保留发明权而牺牲所应得之利益。因此，我决定将发明权报酬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给职工，百分之二十五做为社会公益金，百分之五十，做为公司特别公积金。”

也就是说，不但当初放弃发明专利，如今也将那可观的一大块发明权报酬全部献给了职工、社会与公司。每个职工都可因他的发明权报酬而得一分报酬，可他这个发明者却一文这种报酬不得了。

须知，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那是被人诅咒的旧中国！那些公然地千方百计侵吞公款坑害别人犹恐不及，丧心病狂大肆挥霍人民血汗唯恐不多，身居高位吸吮人民而不羞，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而自得者，倘与吴纽初一比，可有地自容？故有人称吴蕴初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脊梁”实不为过。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到了重庆，更重视起了公活动，他仍只保持他的“足够”，办天山化工厂是如此，创办前文提到的“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也更是如此。那就是说已经把他的固定资产与日后赢利所得全部变成了公有形式，他人不可占，子孙亦不可分，永远以公积保存，这当然也是确保他企业存在的一种可靠手段，而只要企业办得好又“企业大权在握，总会有饭吃”。保证了“足够”，其余也就成了身外之物，要他做甚？这也可以说，金钱已起到了“催化”作用，该由化合物中“逸出”了！

“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是得自资源委员会钱昌煦的支持才办成的，聘请了七八个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共同管理他的财产。直到解放。

吴蕴初最“奢华”的欲望只是想有机会“买架飞机坐坐”，可是，多少架飞机的钱从他手中流出变为社会公益，却连个飞机模型也没为自己买。因为在他看来，这在他那“足够”的标准之外。倒是为了解决一笔数额不小的机器进口的关税问题，被拘着，给蒋介石买了一架容克飞机。

那是一九三六年，天利厂进口那批由法国购置的机器时，由于海关定的进口税太高，吴蕴初便去找已做了中央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来能出面帮助免税。宋子文一口答应，却“顺便”提起一件事：

“吴先生，可知蒋总裁五十大寿在即？我等正在发起献机祝寿，希望先生您共襄盛举呀！”

“我等”中的“我”自然由“先生您”中的“您”代替了，拘到了劲儿上，吴蕴初怎好拒绝？可由于吴蕴初的精明，飞机买了，也买了便宜：一架容克飞机价为九万，可当时上海禅臣洋行经营的飞机却因是全金属要价十二万。也巧，试飞时因螺旋桨触地致翻，吴蕴初便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