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自调动齿盘，降底车速，被唐星海巡视时发现，也当即遭到了开除。这工头凭持其老资格鼓动起一些人闹事，吵着要唐星海收回成命。唐星海却对其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只从正面妥善地解决，使人为的闹事平息了下去。

还有个领班也与那工头资格一样老，认识一般低，也不适应制度管理，只习于打骂，见上下齐严，他却无从严起，便更凶地打骂起工人，致使工人忍无可忍，便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经过几个工人一番精心安排，当有一天那领班步入车间接班时，即被专候多时，蓄势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发难，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将头面套牢，紧接着埋伏在侧的女工们一拥齐上，拳脚并施，暴雨般的打击，痛得那领班失去了威风，丧了尊严，只好一再出声苦苦哀求，女工们才出了气，丢下他扬长而去，转眼已是烟消雾散，踪影全无！对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闻。因为他觉得劝告，改变不了那领班的无理殴打的陋习，而工人们也没有违反生产规则，且哪儿去找事主？那领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敛也说不定。他注视着变化，果见那领班收敛得多了，并主动改善起了与工人的关系，很明显，老板对他的挨打置之不理，必认为他是理屈，客观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义，他不自行改善还能适应么？

厂内的旧势力好顶，可来自家庭的，却很使唐星海为难了，特别是来自威严的父亲。

尽管庆丰的发展十分令人瞩目，壮大得甚为可观，然而保谦公对这个“刚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传素秉已为洋风所熏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见，甚不放心。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对父亲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见解与举措，他可改变者力求改变，无可改变者他也只好顺应；对一些无关宏旨的，他还顺应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双鱼吉庆”迷信得近于荒谬，以他的知识水平岂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这是传统，这是被庆丰的一些老人，特别是老父视做得天独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仅大伤其心，也必大动干戈，引起不可解决的麻烦。而保留下来并无害处，尚对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动声色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认真地按传统办事：每当每年大年初五开工开车的时候，便郑重地把董事们全请到厂里，一早就齐聚帐房议事。而这种议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变动为第一议题，议定后，也一如旧制，张榜示众，红、白两榜开列两侧，凡登红榜者，即可得继续录用；名入白榜者，则悉听尊便，除辞退外，即被开除；红、白两榜俱不见名者，是为“提控”——在未定之数，须经个别谈话后再决定去留的。一旦议事已毕，便取吉时齐入大厅。大厅里早已是香案端肃，供品齐备。香烟缭绕，红烛高烧，洋溢一派端庄而喜庆的气氛，两尾鲜活的大鲤鱼高供于案上了。待董事们鱼贯而入，于鸦雀无声中，响起当值执事肃穆的赞礼声，董事们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肃地向双鲤顶礼膜拜。见到、亲与这一切，唐星海虽内心里甚觉荒唐，几欲见笑出声，可仍是用极大的耐力控制着，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认真，似摸似样，待大礼仪式已罢，再专由预先指定的执事恭恭敬敬地将那双鲤鱼“请”下供桌，恭送去河里放生。这才开始欢乐的庆宴，吃起了所谓“开车酒”，事虽荒唐，却也热闹，唐星海觉得在大年初五的开工伊始，以此取个吉利，调动一下投入生产的众心，也无可不可。这点自算不了什么，唯独有些关系厂兴的大举措，一旦与老父撞车，可实令唐星海为难。比如扩建第三工场与增设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极力反对而告中断。

企业的扩大与发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从市场发展的趋向中，他断定要不了多久，国产印花布势必走俏，他就于1935年底向英国订购并运回一批新式印花设备，准备充实印花能力，几乎同时，又从日本中田机器厂购进了一百九十二台自动布机准备增建庆丰纺织漂染厂的第三工场，连地皮也在汉口购买到手了，并专派了三名技术人员去日商办的纺织厂接受培训，这些，本来是在他正常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董事们已知，不会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对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这份心不可。

1936年初，保谦公患了病，为了照顾方便与妥善治疗，唐星海将其安顿在庆丰上海总公司的特备房间里，不时地护送去上海大医院诊治，或请医上门往诊，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轻。保谦公自也忧心，可更没丢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隐忧，关注中，自会听到儿子搞印花、扩建第三工场的消息，初闻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这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胆得过格儿了！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场交谈。保谦公乘这个令他担心不已的儿子来探望他的时机，使叮问道：

“炳源，听说你又在动什么脑筋，要扩建印花？可有此事么？”

听口气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隐瞒，唐星海只好如实地回答说：

“是的，确有其事，这是儿子从印花布正最时髦中断定，必有个大发展的趋势，大量投产也必确保赚得大钱，咱们何不一为？”

保谦公大不以为然地说：

“未必！未必！依我看还是漂染布牢靠，四时适销对路，不怕市场中断，四季长青，老少咸宜，这才是本分。那印花却花梢得很了！既有个季节性限制，又有那不断变化的需求，打个快拳还满好，怎保得长久？夏天过了，就少有人光顾了，待下一年又知人们喜欢上了哪一种花色？积压起来，可是大有风险的！”

听了这番话，唐星海只觉得老父越来越趋向了保守，越老越是谨小慎微，大体上已丧失了年轻的雄心壮志。思及此，他几乎欲脱口反问您当年不是蓄有大志，一心要建一个纺织、印染的全能厂么？可时逢此刻，他怎好开口？只好尽力平和地试图说眼地道：

“父亲大人，儿子已经一些与专门人员认真做过了市场调查，届时随时掌握好信息，灵活应变：适销对路时我们就加量印制；已过时的我们就不印。只要不辞辛苦，看准抓牢，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

尽管语气与用辞均很委婉，可是在老人听来仍是不听父训，要一意孤行，老人动了肝火，斥责了起来，并搬出了陈年旧事。

原来，在唐星海主持庆丰的第二年，即1927年，由于上海适逢巨大变故，特别是马日事变、四一二大屠杀，与后来的一些变故，致使水路一度中断，内地棉花无法运至无锡，沿海一带的棉花又被日商抢购一空，致使庆丰一度“断炊”，自当年8月15日起，被迫停产了十五天。这实在对“上台实行新政”不久的唐星海是场很严峻的考验，自也是巨大的压力，虽然因无棉花而致停产的原因尽人皆知，可严重的后果，人们不会不终于归咎于主持人，何况人们的迷信程度还很深呢？——莫不是你这一身洋服洋气的经理“妨”的？董事们屡屡火急地过问不说，工人代表也一日数问：

“唐经理，什么时候开工？”

“十五天以后。”

唐星海回答得十分干脆。

可代表们仍是一再叮问：

“唐经理，到了约定的日子后，您能保证开工么？”

唐星海仍是果断地回答

“保证开工，绝不食言！”

十五天，不过半个月，可这半个月对唐星海来说何啻一年！他不但依靠了唐家所有的忠实朋友与部属，特别是被保谦看中并重用的老人顾叶舟、张秋舫，而且还调动他在学校与归国后新交的知友，真个是分秒必争千方百计地调动，才凑上了“口粮”，一批批棉花运进了庆丰，如期开工，实现了他的诺言，也自然地更取信于职工，建立了威信。可却因此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使唐星海产生了一种困集备需的想法。不久后，就远渡重洋，亲赴美国，订了一大批美棉，结果由于美商出于一贯压制中国民族企业的心理，多方设难，垄断了远洋船舶，使唐星海费尽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租用不到海上运输工具，眼看提货期已到，却不敢提货，濒临失望，他没有似某些意志薄弱者般去捶胸顿足以致跳海，而是清醒地忍痛退货，结果此行竞赔了三十多万元。这个数目对当时的庆丰来说实在是巨大得很的，幸亏了顾叶舟、张秋舫靠了多年的交情与信用老着脸皮赊帐进了一大批棉花，六叔纪云也体念亲情从九丰面粉厂调给一百万元资金供其周转，才渡过了难关，这大概可以说是唐星海步入商界主事不久，也是终生最大、最惨的一次失败，虽说时隔数年，唐星海已不仅为庆丰赚回了几个三十万，可老父仍是耿耿于怀，严厉地说：

“你又是什么‘风险不大’！别忘了那百万担美棉的教训！你损失得起几个三十万？”

唐星海见老父旧帐重题，声色俱厉，还哪敢再行坚持？只有暗自庆幸那已进口的设备尚未被老父所知的分儿了。

老人家并没有就此而止，只是见儿子低下了头，口气上缓和了一些，仍在教训：

“炳源，你做事也太刚愎武断，也太大手大脚了！竟敢拿出相当于一百件纱的资金去盖你的豪华的办公大楼！这大的花销你竟然连商量也不跟我商量！花这么大的钱，造那么好的楼又有什么用？住平房的不也一样做买卖？”

老人连这点也清楚地了解到了。

可是老人家也未免太“老”成见了。怎理解得儿子的用心？有什么用吗？用途大了！现代化管理中，一个企业的外观形象，是企业气质、特性的代表，他不仅对外界，甚至对本企业的工人都产生着微妙的心理效应，悦目而欢快的主体与周边环境对人的吸引与不自禁产生向往、信任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诸熟了这一管理要诀，唐星海才刻意改换、修建、装饰那原庆丰的“老牛破车”。彻底洗掉了那陈旧的封建式的土气，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氛围，这绝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体面，而是为了企业的形象。办公大楼是盖得豪华，盖得几乎是全无锡最漂亮、最惹人注目的一幢，那目的仍是不为了他本人，而是为了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为了美化企业形象，因为一个主要方面，在唐星海尚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以此来笼络银行界。银行家们都是“富贵之交”，而“贫贱之交”不可忘，“富贵之交”不久长已是生活的至理。银行家的眼睛只盯着你企业是否发达，与你往来是杏有可靠的保险系数，换句话说，你的企业能否赚钱，他是否有利可图。一看你就是穷酸相，他才不理你呢！对任何一个企业，离开银行的往来，莫说别想发财，只怕会寸步难行。盖上这样一幢在无锡数一数二的大楼，虽说花了三万左右的银元（即保谦公所说的“一百件纱的资金”），可却不但会在银行家中产生出良好的心理效应，而且还可以利用这幢起码够档次的“招待所”，请得动上海一些大银行家有兴趣地来游游三万六千顷浩瀚的太湖，玩玩婉蜒如龙、盘踞如虎、风光无限的惠山、锡山；逛逛历史久远、名动遐迩、秀丽多姿的蠡园。借此打上交道，密切了往来，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建立起牢靠信誉，才能得以背靠雄厚的资金，保证企业的发展。这样可以进，兴旺发达；可以退，救苦救难，以致救命。欲图大利，无银行后盾不行，而且经营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机，小则损失得会大伤元气，大则可导致破产，甚至要命，没银行这个强大后盾也必无以自救。因此这幢楼盖得可以说极富关系全局的长远战略眼光。可保谦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时代的发展，只看见、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纱”，却根本看不见那无形的巨大作用与实利。可唐星海却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那不孝的罪名是极可怕不说，甚至可能因此而丢了继承权！于是他明知会丢去企业大发展的良机，也不敢硬着头皮去实施自己宏伟的规划，只有忍痛地俯首听命。而老父的教训仍没有终止，且搬出了“祖训”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说：

“你可以忘了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训！咱们家做什么事都讲究个稳重。正是在稳中取胜。才经历一百多年积下点祖业，你可不能给败坏掉！”

这位老人对他那样极为重视的“祖训”却总是做实用主义式的理解，他认为什么重要便强调什么，以作为自己欲达目的的“权威”依据。当年，他读书无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举，便弃除“中举”的主要内容强调“学习一业”；如今因担心儿子好大喜功不听话，又强调起了“败坏家业”。“祖训”到了他手里，居然变成了上可应付父亲、下可教训儿子的法宝！

可唐星海不敢反驳，何况老人家的训斥尚没完呢。

喘了喘气，稳了稳心神，老人家脸色益转郑重地吩咐说：

“炳源，尚有一点我须提醒于你：咱们是书札传家，你要切记，兄弟之间也是要讲孝涕仁爱的！须知你如今已只剩了个小弟，你可不能光顾自己呀！”

这一点唐星海何尝不知，又何尝愿意手足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