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当时秘书长为邵力子，处长为马文车。陈立夫对工作十分认真，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如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舍其家庭小事，还许愿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以后，姜辅成再也不敢提辞职的事了。每到一地，陈立夫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人员要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到损失。

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这样一来，陈立夫便成为蒋介石高度信任的心腹而不离其左右了。这也为他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陈立夫从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迷梦中醒来，却又开始了另一场违背道德与良心的政治梦，他原来立下的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已发生异化，从此，他便长期跟随蒋介石，参与重大事情的策划谋略，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主要干将。后来，陈立夫写了《一个学非所用的采矿工程师之自述》的文章，文中，他对自己放弃工程技术而从事政治有所遗憾，但更多的却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得意之情。

1926年5月初，陈果夫因上海事务已告一段落，与三叔陈其采及曾养甫3人一行奉蒋介石之命到达广州，陈立夫与哥哥见面了。这次见面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兄弟俩多年来为自己的事业各奔东西，一个远走海外求学，一个从事职业政治，可谓兄弟殊途。现在陈立夫绕了一圈后，依旧与其兄走到了一起，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个国民党内，同时都从事政治，可谓是异路同归。从此，兄弟俩携手从政，一起办党，成为国民党内红得发紫的人物。于是，国民党便从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年代跨入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期。

第二部分整理党务（1）

初夏的广州，满城青翠，满城骄阳，革命的热潮也同季节一样，日益高涨，日趋火热。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十分仇视革命力量，也在暗中加紧策划，随时准备反扑，国共两党的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召开，刚到广州的陈果夫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旨在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文件无耻地宣称“吾人深信整理党务案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根据此案，选举了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取代谭平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顾孟余取代毛泽东任宣传部长，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叶楚伧取代刘伯垂任中央秘书处书记。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完全排挤了共产党人，蒋介石等新右派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权。

这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为了应付复杂局面，蒋介石极需一个得力的反共人才，为此，谭延闿向蒋介石推荐了陈果夫。他说：“果夫有办法，”这正说出了蒋介石的心里话，他对陈果夫是了解的，过去同在上海办交易所时升降沉浮的经历，创建黄埔军校时陈果夫在上海为其网罗人才的功劳，都使蒋介石不能忘记，他深深信任陈果夫，很快，便任命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实际上将组织部全权交授与他，由其接收组织部，具体实施“整理党务案”。

对于蒋介石反共的“整理党务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却推行右倾的投降主义，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陈果夫也十分顺利地接收了组织部。

陈果夫能够十分顺利地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伪装还没有撕破，右派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据陈果夫自己说：“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的情形。当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后，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后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于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面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双方面均无恶感而能完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表组织部秘书以后，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接收组织部秘书职务，毫无阻碍。就是我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任组织部重要职务，也无人批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来，一直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部长，杨匏安担任秘书，在他们的辛勤工作下，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充满一片生机，组织工作曾有过相当大的发展。陈果夫进入组织部后，秉承蒋介石的意旨，首要任务就是从组织部机关中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他对部机关的29人，从工作态度、思想作风、举止言谈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观察调查，结果，认为只有3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其他的都是共产党人或受共产党影响的左派分子。于是，陈果夫在国民党右派人物萧铮、郑异等人协助下，开始绞尽脑汁，想法将这些人清除掉，他主要采用了三种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一为强硬调出。这是陈果夫清除共产党的重要手段，他到组织部后不久，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在部机关会议上宣布，将共产党员杨某、骆某强行调出，且不由分辩，当即生效。同时，将国民党员段锡朋、王乐平、曾养甫、赖琏等人拉入组织部，顶替杨某与骆某的工作。这一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当即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的反对，何香凝直接找到陈果夫，严词质问，陈果夫无言以对，但他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的做法。

其二是软拉硬挤。陈果夫对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采取拉拢的办法，希望这些人放弃共产党的立场，跟着他走，但这一着并不奏效，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决不愿跟着他干损害人民和革命的事。于是，陈果夫变换了另一手法，寻找各种借口对这些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和惩罚，同时对一些毫无成绩的国民党员则无休止地进行表扬和奖励，企图以此形成强烈反差，挤走共产党人。陈果夫这种恶劣的行为，当即受到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强烈反对，杨义正词严地质问陈果夫：“你怎么随便破坏部里制订的章则，罚功赏罪呢?”陈果夫拒不接受，依然如此，果然，在事务组工作的两名共产党员被气走。杨匏安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将陈果夫经常表扬的一位姓莫的国民党员调出组织部，一时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但陈果夫有蒋介石做他的后台，继续采取软拉硬挤的办法，将共产党人排挤出组织部。

其三是迫其辞职。陈果夫对一些有能力又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员，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就是不分配他们的工作，不让他们开会，使他们无所事事，最后自动辞职。如当时有位姓谭的共产党员，专司民众组织工作，他工作十分负责，成绩突出，在组织部内很有影响，陈果夫几次开会都不通知他，而将他的工作另外分配给别人，结果，这位共产党人只好辞职，陈果夫求之不得，马上安排其亲信曾养甫继任。

第二部分整理党务（2）

陈果夫在清除共产党人的同时，将右派国民党员大量安插到组织部来，如曾养甫、郑异、萧铮等，都给以重用，甚至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的亲信吴倚沧，也被陈果夫拉到组织部担任秘书职务，负责秘密工作，并称赞他是个人才。这样，一批国民党右派人物集结在一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他曾十分得意地说：“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中清党，是国民党新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重要进攻，也是陈果夫反共的第一步，这一步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陈独秀的再次退让，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果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

”陈果夫的顽固反共态度和彻底清共办法，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想不到这位商业场上的老手，在政治上也如此干练，因此，对他更加重用。1926年7月1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委任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这次任命确实使陈果夫受到鼓舞，主管组织部，是国民党内多少人企望而不可得的肥缺，想不到蒋介石将如此大的权力授予他，因此，他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陈果夫出任组织部长后，开始具体地实施“整理党务案”，他反共的第二步是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整顿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负责人进行更换，逐步将所有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统统清除出去。在对各级党部进行整顿时，陈果夫采取了重点整顿与一般指导的办法，在国民党内全面展开。

重点整顿，是对广东省党部进行改组，因为广东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陈果夫表面上搞所谓民主选举，实际上在暗中操纵，将三倍于执监委员的候选名单“推荐”给大会，并私下收买选票。结果，新选出来的广东省党部仅只保留了刘尔崧、彭湃、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其余均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对其他地方，陈果夫则采取视察与指导的办法。他将一些极端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人物陆续派到各地担任指导工作，整理党务。如将段锡朋、郑异派往江西，萧铮、王宇春、葛武派往浙江，陈希豪派往上海。有些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当时没有派人去，但陈果夫都分别电令这些地方的党部派人到广州来听候指示，然后回去照此行事。还有些省市，陈果夫认为共产党力量太大，怕派人指导无济于事，便干脆将这些地方的党部强行改组，换上忠于蒋陈的国民党员。

如贵州省党部改组后，即派张道藩前去主持；北京执行部改组后，即派吴铸人、童冠贤等人前往主持；绥远省党部改组后，即派纪亮等人前去主持；福建省党部改组后，即派丁超五前去主持等。每当这些人员出发上任时，陈果夫都亲自接见，进行训话，要他们抵达任所后，尽快将共产党人从各级党部驱除，切实负起“救党”责任。这些人到地方后，与当地反动军官、民团，地主勾结起来，压迫民众，解散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对各级党部人员进行考核，排挤共产党人，逐步改变地方国民党的领导成分。

在整顿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指令各地对国民党员办理重新登记，根据他的旨意，各地均按以下规定办理：(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重新登记。

(二)登记机关指定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三)登记时间为三个月，但海外登记时间由海外党部另行规定之。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这些规定中，陈果夫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第四，第五两条，这两条中特别是第四条，从字面看来，堂而皇之，无可指责，但实际上，陈果夫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遵守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控制党员的所谓纪律。第五条更是赤裸裸地要求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排斥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1926年9月，在陈果夫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还公布了《国民政府党员违背誓言罪条例》，规定“党员图谋反革命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除名党籍”，“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

陈果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但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击了共产党，使共产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对陈果夫的反共行为，多数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陈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员也有人表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