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可以万无一失。特别是陈立夫，他十分善于捕捉特务们的心理，平时，他对特务们总是温文尔雅，十分客气，训话时也总是像谈家常，娓娓道来，不是对他们表示关心，就是为他们撑腰打气，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地方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我陈立夫包下来!”这些话对一些没有经验的新特务能够产生一定的向心力。二陈就是这样通过训练、训话等方式，提高特务的思想素质，培养特务对他们的忠顺精神。训练科科长为cc派骨干王云亭，副科长为薛秋泉。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6.总务科。其职责为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科长初由周伯良担任，周于1936年病死后，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学章祖模继任，副科长由仝道云担任，计有工作人员10多人。

7.电讯总台。其职责是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其联络工具为电讯总台，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发出去的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使用的电码。总台长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时的同学范本中担任，分台长由袁更、陈玉堂，吴世昌、王正鸿等担任。

除此外，特工总部还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则称为“特务室”。省特务室设室主任1人、秘书1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4个科，较小的室只设3个科，各设科长1人，其编制人员无定额。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二陈指挥下，与国民党宪兵、警察结成一伙，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调查、监视、跟踪，必要时实施逮捕和杀害，而尤以上海地区为最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因此，特工总部的活动中心也放在上海。平时，在上海只设特务室，1931年，陈果夫和陈立夫在召见共产党叛徒顾顺章的时候，顾顺章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二陈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即在上海筹备建立行动区，并派其亲信史济美到上海行动区主持特务工作。

特务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是侦查，二是破坏。侦查即采取盯梢、守候、刺探等办法，了解共产党的线索，并将其线索迅速提供给行动组，行动组得到线索后，即根据线索开展破坏，破坏就是捣毁组织，逮捕人员。有时，特务们配合军、警、宪等机关公开捕人，有时则采取绑架、诱捕等办法秘密捕人。1933年3月逮捕共青团中央王云程等人就是采取绑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汉就是采取诱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务组织还采用极其毒辣的“细胞”政策，所谓细胞，即指特务的耳目，他们打入中共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其任务除收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周围的异常情况可疑人员的活动外，还要有意识地伪装进步、积极，以求长期活动。按徐恩曾的说法，是特务机关“暗地培养一批伪装思想左倾而常有不满现实言论的干练人员，作为诱饵……等候匪党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党组织，充作匪党党员，了解匪党内部情况”。陈立夫对这种办法十分欣赏，他鼓励特务们多打进共产党去，从思想上、组织上破坏，瓦解共产党。在陈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务以各种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区委，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有两个区委的领导权”也被特务所控制。

第三部分特工总部（3）

由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的猖狂活动，也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机关被捣毁、封闭，党员很多被捕或被杀，进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损失极为惨重。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在他所写的《暗斗》一书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战果”，当时中共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或部分破坏的次数为：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14次，江苏省委4次，山东省委3次，陕西省委2次，共青团中央3次，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去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计24800人，其中；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3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计8199人，一般干部和党员计15765人。以上这些数字虽有夸大，但可以说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对中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被迫迁往苏区。

特工总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果夫、陈立夫也因实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如日中天，达到鼎盛。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1）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反共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2）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果夫与陈立夫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并为此进行了很多活动。

二陈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出面与司法院长居正、司法部长谢冠生等商议，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实现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营的目的。他们还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特务担任各地反省院院长。居正与谢冠生碍于二陈的权势，只好答应。

1932年以后，二陈陆续从cc特务中挑选出一些得力干将到各地反省院去担任院长。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均为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反省院虽然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高等法院，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了。这些cc特务上任后，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排挤或者开除，其空额由特工总部另派人补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陈所控制，其一切业务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为调查处)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过问了。

反省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其中以训育科为主，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该科所配备人员也最多，除科长、科员之外，还设有训育员、高级训育员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为共产党的人，三为托派分子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也有少数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对二陈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在此关押。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训练。根据二陈的指令，训练的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合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训练的形式以学习、上课、训话等为主。学习，即发给“反省人”一些充斥反共内容的文章和小册子，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并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即由担任训育员的cc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