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必要。

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

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

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

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

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comt，baron 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1。

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

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

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

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

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

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

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

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

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2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

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

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

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

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

拉西’主义。”3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

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

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

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

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1《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 号，1919 年11 月21 日。

23《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 号，1919 年11 月21 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

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

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

——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

1。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

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

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

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1《新社会》第6 号，1919 年12 月21 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

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

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

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1。

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

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2“可

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

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3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

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

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4了。

12《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 号，1919

年12 月1 日。

3《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 号，1920 年4 月11 日。

4《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 号，1920 年1 月11 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

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

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

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

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

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

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1何以要自杀呢？他

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

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

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

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

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

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

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

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2瞿秋白对自杀者的

“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

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

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3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

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

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

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

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4。在文章中，

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

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

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

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

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

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

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5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

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

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

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

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

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

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

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

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

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6瞿

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

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

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7。

12《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 年12 月3 日。

3《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 号，1920 年1 月11 日。

4《自杀》。《新社会》第5 号，1919 年12 月11 日。

56《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 年12 月3 日。

7《自杀》。《新社会》第5 号，1919 年12 月11 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

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

《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

《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

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

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

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1。1

《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1 月1

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

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

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

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

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

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

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

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

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

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

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

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

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

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1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

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

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

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

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

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2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

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

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

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

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

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3..

1《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

1 月1 日。

2《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 号，1919 年11 月11 日。

3《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 年2 月12 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

卷第2 期，1920 年10 月1 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

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

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

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

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

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

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1但是，功德罪

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

2。

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

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