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

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作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

名义去作；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

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

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

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

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

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

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

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

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

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

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

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

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

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

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

《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

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

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

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

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

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

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

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

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

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1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

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

严重制裁。”2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

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

《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

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 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1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

退共产党人。

2上海《时报》1924 年8 月4 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

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 月25 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

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

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 月3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

论。7 月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

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

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1。

1《民国日报》，1924 年7 月20 日。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

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

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

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

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

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

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 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

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

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

绸巾好好包起。

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

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

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

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 年8 月13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

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

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

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 日连续三天

讨论弹劾案问题。

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

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

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

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

19 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

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

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

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

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

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

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

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

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

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

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1。1

对于三监察委员会弹劾案之答辩词。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

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 月20 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

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

《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

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

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

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1这两个草案在8 月

21 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

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

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

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

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

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2.. 1《革命文献》第16

辑。

2《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 期。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

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

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

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

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

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

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黄仁事件前后

王剑虹病逝，一个活脱脱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倏然熄灭了。他们的爱情

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温柔、光辉、

诗意浓厚的恋爱，都是瞿秋白毕生难忘的。往日的酬唱顿然停止，剩下一个

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

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

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地火的升腾。瞿

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

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广州的反击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瞿秋白没有马上回上海。国民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瞿秋白开完会后，继续留在广州。这时，正是英帝

国主义支持的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商团蠢动之际。形势日益紧

张，而广州革命政府却游移不决，甚至谋求对商团实行妥协。中国共产党公

开发表政治主张，力促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以武力镇压反革命

叛乱。9 月23 日，瞿秋白写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

政府》一文；10 月2 日又写广州通信《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先后送

给《向导》。前一篇文章就广州商团叛乱事件，进行了评论，指出：“这次扣

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1“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

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

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

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2文章对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

治面目及其本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

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慕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

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

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

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右派“代表买

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中派

则“幻想维持政权，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

动派的气焰”3。总之，“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

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

是一个根本问题。”4瞿秋白是把商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革命营垒中的分化，

与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的。他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诫一切革命党人：

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镇压帝国主义支持下

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那种“单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去回避革命，无

论口头上怎样拚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

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5.. 12345《向导》

第85 期，1924 年10 月1 日。

在《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一文中，瞿秋白就广州政府压制印刷

工人为反对报界公会资本家而举行的罢工一事，指出，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

资本家的压迫，提出的正当要求1是无可非议的，并不是与政府为难，更不

是“破坏宣传机关”。广州政府应该明了：工人的要求是“赞助国民革命—

—表现自己的力量的赞助国民革命的政府；不肯让政府单独去对付违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