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政治、组织、职工、苏

维埃、宣传、农民土地等六个委员会，并担任政治委员会的召集人。在认真

听取代表们批评意见的基础上，6 月28 日，瞿秋白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

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在结论中，瞿秋白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地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

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

危害。对于命令主义，他说：布哈林同志发现了我们的命令主义，把党变成

了老爷党，老爷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给赏，有同志无处安插就给他工作，

这就是我们害了工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无论订好了什么好政策也是不行

的。对于会议代表一再提出的陈独秀参加会议的问题，瞿秋白在结论中作了

说明：从八七会议以前到十一月会议以后，共产国际一直要陈独秀来莫斯科，

但陈始终不肯。我主张他参加扩大会议，后来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仍要他到这

里来，因为开会很危险，而他又不接受国际的意思。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

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

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

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

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

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

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

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

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在结论中，瞿秋白对这次大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他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击（按：指批评——作者），或者攻

击还不够。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

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

仅受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

党代会代表由各地选出是第一次，第一次从支部中及群众中选出；得

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我们希望七次大会上免去

一切小资产阶级倾向。

六大的主要决议，即政治决议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

过后，瞿秋白又改过。7 月9 日下午的大会上，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草

案，大会代表边进行讨论边作修改之后，全体一致通过。这时全场掌声如雷，

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

少。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党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发展。六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

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

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盲动主义的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等等。

这些缺点，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具有“左”倾思

想的人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六大开会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对国内工作十分关心，向国内发了

《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传达六大的精神。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

义，决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

组织红军。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

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中央接电后，将电稿发往各地党组织进行讨

论，及时地指导了全党的工作。

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从7 月17

日开到9 月1 日。

在这之前，中共六大进行期间，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

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中共六大

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代表团由五人

组成：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

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系。瞿秋白

作为代表团团长，要领导代表团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执委会、主席

团会议，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和革命问题的决策等，责任是重大的。共

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一起出席

了这次会议。

瞿秋白和苏兆征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和苏兆征、张国焘一

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瞿秋白精通俄文，有理论修养，又是代表团负责人，

因此，他是国际六大上中共代表中的重要发言人。大会领导机构指定他担任

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

后，先后于8 月15 日、21 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

同时，分别于7 月27 日、8 月4 日、23 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

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该永远坚持真理，永远不盲从，独立思考，

明辨是非。这样，他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代表，瞿秋白在国际六大，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

在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同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赤色职工国际书记

罗佐夫斯基发生意见分岐，并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

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第

三时期”理论。

尽管布哈林本人对这一理论有所保留，但在联共（布）出席国际六大

代表的坚持下，布哈林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在会上批评了与此不同的

意见。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

（1918— 1923） ，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第二时

期（1923— 1928），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第

三时期（1928 年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的革命斗

争迅速发展。因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

放战争。战争将引起革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无产阶级直接革命

的形势就要到来。实践证明，“第三时期”理论，是导致“左”倾冒险主义

的理论，是极其有害的理论。至少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这样的。

瞿秋白是国际六大代表中，最先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质疑以至否

定的发言人之一，在他之前发言的有波兰代表科斯特鲁蔡娃。瞿秋白首先指

出“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1。他说：“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

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

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

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

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

的。”2农民的作用和农民土地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太平洋远东问题，等

等，都应该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估量，清楚的阐述。“既然我们在提纲中

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

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

（有人插话：对！）”3..

1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次会议（7 月27 日）上的发言。《共

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 辑，第377 页。

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 辑，第377 页。

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 辑，第379 页。

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总结了大

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的总路线。他说：“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

1他认为，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

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聚集力量。1同上书，

第382 页。

出席国际六大的一些代表，由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产生了右倾和

“左倾”的错误，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国革命。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

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的言论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说：

“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中国简直就

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1。对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会议的报告

中严肃地宣告：“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

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2“应当承认，

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3“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

同志。

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

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4我们领导了农民的武装

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始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我们有过这样那样的错

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

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5.. 1234同上书，第

543 页。

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 辑，第381 页。

瞿秋白为广州起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佩佩尔说广州起义是盲动、冒

险，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行动的论点。瞿秋白认为，广州起义

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发

动起义是正确的。

“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

怖的旗帜。

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1“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

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

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2“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

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3至于广州起义以及中国革命中发生的错误，

已经并正在得到纠正，今后将继续检讨这些错误，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1

23同上书，第451 页，380 页，552 页。

佩佩尔指责中共不重视反帝斗争。对此，瞿秋白说：“如果象佩佩尔这

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1..

“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

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

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

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

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2

佩佩尔还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3对此，瞿秋白幽

默地说：“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

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

4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

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

的道路。（有人插话：对！）”5“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

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

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

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6

瞿秋白吁请代表大会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他说：“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

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

会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7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实

行这样的民族纲领：“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

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

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